爱国民主人士张恒英的军旅生涯

张恒英，一位真诚的爱国民主人士，出身贫苦，始终追求光明、追求进步，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均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两次解放渭北地区特别是和平解放渭南全境过程中作出了独特贡献，是一位值得宣扬和纪念的英模人物。

早年丰富的革命经历

张恒英从青年时期开始投身军旅，矢志不渝为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奋斗。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和真诚的爱国民主人士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6年11月11日，张恒英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9岁在村私塾读书，14岁在下邽景贤中心学校就读，18岁中学毕业时，正值清末，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贫苦的家境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磨炼了张恒英顽强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在他的内心深处种下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种子。

1925年6月，张恒英携笔从戎，奔赴河南陕州，加入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二军，在第七师（师长邓宝珊）二十八团军需处任上士文书。由于第二军首任军长胡景翼生前积极推行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政策，聘请李大钊、屈武等民主进步人士以及苏俄顾问传授军事知识和民主革命思想，张恒英在部队第一次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

10月，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背离民主革命路线，重蹈军阀扩张道路，调第二军第七师邓宝珊部进入河北保定与奉系李景林作战，因兵力吃紧且分散，加上李纪才所部临阵倒戈，导致国民军在河北以及京津地区全面失败。张恒英随第七师余部流入北京，其间参加了北京民众举行的“三一八”游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段祺瑞最终被驱赶下台。随着南口战役的溃败，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余部辗转返回陕西，张恒英结束近一年的军旅生涯，回家务农。

张恒英返回陕西之际，正值镇嵩军首领刘镇华率领数十万人围攻西安，杨虎城、李虎臣率领陕军1万余人对战保卫西安，史称“二虎守长安”。在弹尽粮绝之际，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挥戈南下，1926年11月28日解救西安。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担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部在陕西、甘肃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全省各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1927年2月，张恒英加入本村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斗争。随后，冯玉祥政治态度右转，开始指责、打压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陕西地区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张恒英决定去临潼关山镇张店私塾就读，借机寻找出路。1928年6月，张恒英加入驻蓝田县原国民联军南路军第二师的渭南老乡姜泊范所部，7月，该部参与倒蒋反冯斗争，但很快失败。此后，张恒英被收编于驻湖北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新编第五师李纪才部，先后任军需上士、特务长等职。1929年7月，冯玉祥因军事矛盾，遂起兵倒蒋，倒蒋失败后，张恒英随新五师部分人员在渭南老乡营长顾云的带领下脱离冯玉祥部，加入陕西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任总指挥的讨逆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以下简称“第十七路军”）。自此，张恒英开启了在杨虎城所部20多年的戎马生涯。

张恒英加入杨虎城部后，编入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以下简称“第十七师”）特务第二营，任排长。后该营被编为该师一○一团（团长赵寿山）一营，张恒英改任一营四连特务长，随部队驻防河南南阳。在此期间，张恒英随一营开赴社旗店清剿扰乱地方的贾廉三、张国正等顽匪，剿匪战事结束后，因战功被提拔为一营四连连长，并随第十七路军西出潼关。1927年11月，张恒英随第十七路军将盘踞陕西的冯玉祥系将领宋哲元驱逐出境，杨虎城因此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张恒英随部队驻防三原县。1931年2月，张恒英随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移防汉中。

1932年末，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边界进军，陕南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一方面电令杨虎城派驻防汉中的第十七师迎击“剿灭”，另一方面指示驻防湖北的肖之楚、刘茂恩，川北的田颂尧、刘湘，天水、宝鸡的胡宗南等部向陕南合围。杨虎城察觉到蒋介石是以“剿灭”红军为由，企图“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指示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秘密会谈，签署《汉中密约》，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1933年至1934年，张恒英所在赵寿山旅在陕南镇巴、镇安一线，与红军“游而不击”，从未正面发生过冲突。其间，张恒英还帮助因叛徒出卖而遭追捕的共产党人李纪善脱险。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西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北上，驻防陕南的第三十八军先后移防到关中地区，仍与红军采取“互不侵犯、互助合作、共同反蒋、联合抗日”的密约。1936年7月，张恒英奉命进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第六期受训，其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恒英是杨虎城部派来学习的军官，遭到校方的关押和禁闭至“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7月15日，张恒英获批准离校，返回部队。

在全面抗战中的贡献

张恒英返回部队后，即被提拔为第十七师一〇一团一营营长。1937年7月22日，张恒英随师长赵寿山率部开赴河北抗日前线，投身全面的民族抗战。在抗战中，张恒英率部在兵力、武器装备均处于劣势的境况下，多次参加重大战役，取得显著战果。

娘子关战役殊死搏斗，与中共密约合作张恒英率部先于保定一漕河镇与沧（州）石（家庄）公路一线，阻击侵华日军南侵，后又移防井陉附近，担任娘子关正面防务。面对兵力、装备占据优势的侵华日军，第十七师与敌殊死搏斗7个昼夜，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迟滞了敌人前进的速度；后换防，撤至神灵台作短暂休整，移到乏驴岭一带，继续抗击日军。1937年10月26日，防守娘子关的友军撤出，晋东大门敞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第十七师被迫迁回转移，全师仅存将士3000余人，一〇一团所剩兵力仅约1个营，张恒英的第一营仅存1个班兵力。一〇一团整编为一个独立营，张恒英为营长，崔治堂为副营长。第十七师余部在八路军的掩护下，撤至晋西北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山西口，进行休整。在碛口休整期间，师长赵寿山电请中共中央及驻地八路军派员帮助整训部队。南汉辰、萧劲光等共产党员先后受邀帮助第十七师整训，整训内容以政治、军事为核心，具体包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全民族抗战的前途、方针，持久战、游击战等战略战术。受八路军政治工作成效的启发，赵寿山仿照八路军的政工制度颁布“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和“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过一个月余的整训，第十七师广大官兵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抗日士气更振奋，战斗力和军事技术都有很大提高。碛口整训，张恒英获得正式接触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更激发了他对爱国、民主的深入思考。口整训后，第十七师西渡黄河到绥德地区，休整月余后挥师南下，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第十七师在山西隰县至洪洞一带集结待命，其后奉命转入晋东南高平一带开展游击战，划归第二战区东路军战斗序列，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直接指挥。朱德和彭德怀的人格魅力与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让张恒英倍加钦佩。1938年4月，张恒英奉命率部奔赴山西长治张度岭一带，配合八路军徐海东部打击侵华日军。与徐海东部的配合，更让张恒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一支真正为民族和为人民利益而坚决抗战的优秀队伍。

中条山战役英勇抗日，被誉为“老虎团”1938年8月，张恒英任第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八团团长，1939年秋，率九十八团随第三十八军移防晋南中条山。第三十八军是西安事变后由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缩编而成，赵寿山任军长。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自古以来，中条山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掎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被视作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驻防中条山期间，在兵力、武器装备均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第三十八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抵挡侵华日军长达两年之久，中条山成为侵华日军始终无法逾越的军事要塞。侵华日军慨叹第三十八军的防区是他们无法打通的“盲肠”。1938年9月至1940年，作为第三十八军所属的主力团之一，张恒英率部先后参加了陌南一芮城阻击战、圣人涧伏击战、中条山六六防御大战、望原一毛家山四一七会战等主要战役。其中，中条山六六防御大战战时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为惨烈。1939年6月6日，拥有3000余人、2个炮兵联队和30余架战机兵力的侵华日军牛岛师团，兵分九路向中条山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六六战役”爆发。6月8日黄昏，一路侵华日军进攻到距离第三十八军军部驻地仅一沟之隔的王村、广洼村，战况十分危急，担任军部警卫团团长的张恒英直奔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在张恒英指挥下，第三十八军九十八团的阵地岿然不动，未被侵华日军攻破。军部突围之后，赵寿山决定在茅津渡东侧与日军决一死战。6月11日，决战打响，战斗异常惨烈。张恒英所部3位营长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个个身先士卒，端上机枪、步枪冲锋在前向日敌扫射，经过激烈苦战，将日敌击退，除了张恒英部所辖阵地，其余各路阵地均告失守。全军将士重振旗鼓，经过20余天的苦战，终将进犯之敌击退，收复阵地。在“六六战役”中，侵华日军被击毙1700余人，中国军队有六七千人为国捐躯。由于在中条山六六防御大战中表现出色，张恒英所部九十八团被誉为中条山的“老虎团”。

策应配合中共，参与中原战役1940年秋，为策应八路军总部发动的百团大战，张恒英奉第三十八军军部命令，率部撤出中条山，深入夏县、稷王山一带，配合驻防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开展交通破袭战。完成配合任务回师中条山途中，张恒英所部设法保护“晋西事变”后身处危境的中共晋南地委书记薛韬和夏县地方干部20余人免遭迫害，并协助当地抗日部队五十九团团长张达文及团部官兵200余人安全转往太岳军区。为此，张恒英被国民党特务质疑，声称他“受共党煽动，有投共嫌疑”。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也遭叛变分子告密，称“赵寿山预谋起事”。蒋介石听闻后大惊，声称“哪怕丢掉中条山，也不能让三十八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遂令驻守指挥中条山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包括第三十八军在内的第四集团军紧急调往豫西。1940年10月20日，第三十八军奉命随同第四集团军南渡黄河，中条山防务改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接替。得知第三十八军被调离中条山后，1941年5月初，侵华日军再次组织力量进攻中条山，第三十四集团军大部被歼，中条山随之失守。南渡黄河进入豫西后，蒋介石对赵寿山和其所部第三十八军仍严加防范，企图通过政治、军事双重手段达到分化瓦解之目的。到达豫西不久，第三十八军被责令整顿缩编，撤销其属第十七师下辖旅的建制，原5个团缩编为3个团，其中第九十八团改编为第四十九团，张恒英仍任团长。张恒英虽然职务不变，但作为赵寿山的忠实部属，被特务列入“异党嫌疑分子”名单，成为伺机清除的对象。1941年1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电令，该电令开列出“异党嫌疑分子”名单37人，张恒英赫然名列第11位。赵寿山见到37人名单后，以身家性命担保，声称这37人均为抗战功臣，是蒋介石的忠实部属，绝非“异党嫌疑分子”，并以战事吃紧不宜临阵换将为由拖延执行。正是军长赵寿山的力保，第三十八军才免遭立即被瓦解的命运，张恒英等人也逃过一劫。但赵寿山的举动让蒋介石十分恼怒，企图借侵华日军之手在河南消耗、消灭第三十八军。1940年末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第三十八军始终处于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和胡宗南部的包围与监控之下，始终被部署在对日作战的最前沿，担负着正面与侵华日军作战的艰巨任务。1940年底至1943年，第三十八军奉命驻防郑州一洛阳一带的广武、汜水、荥阳、巩县、偃师一线，守备河防，张恒英部四十九团驻防汜水。1941年10月4日，日军在郑州一广武间突破驻守郑州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部的防线，孙桐萱部临阵脱逃，汜水暴露在敌军阵前，张恒英率第四十九团奋起反击。10月8日，侵华日军数百人向汉王城、张沟发起进攻，第四十九团围击两昼夜，除日指挥官和少数日兵逃走外，余下皆被歼灭。随后，第四十九团又对广武县城及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展开轮番围攻。一个月内，张恒英率第四十九团经历大小战斗30余次，一次次击退日敌，收复了广武县城及荥泽、汉王城等村镇，迫使日军退到叶县的霸王城。霸王城位于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南岸的桥头堡，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日军负隅顽抗，拼死固守霸王城。在叶县驻军的国民党汤恩伯部不仅按兵不动，也不积极支援第十七师后勤供应。第十七师因装备陈旧、久战消耗、弹药不足等原因，久攻不克，形成对峙局面。12月，张恒英所部依据军长赵寿山的指示，发动荥阳、广武、汨水3个县的大量民工，在霸王城外围修筑工事，采取“深沟高垒，封锁围歼”战术，与其他部队交替战斗，围困日军达两年之久。1944年4月，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交通，发动了中原战役（也称“豫湘桂战役”），在连陷广武、汨水、临汝等县后，直奔龙门。而驻防洛阳的国民党蒋鼎文部一触即溃，弃城落荒而逃，导致侵华日军在洛阳以西的白浪渡偷渡成功，移防洛东线黄河南岸的第三十八军处于侵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张恒英率部连续运动作战，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坚守阵地19天，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迟滞了侵华日军的进犯速度。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评价道：“河南战役，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