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大学里的青春岁月

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12月，570万青年走进考场，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1978年3月，一份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那些在1977年高考中“突围”的考生手里。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们，开启了“追赶时间”的青春岁月。

北京大学：时事与潮流一起跟

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现密云区）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树。1978年2月19日，刘学红写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飘香的金秋。

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以3∶2战胜韩国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4000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在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20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着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他特意找了身军装，“很神气”地去学校报到。他记得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就有人把翻毛的皮鞋都穿上了，“盛装出席”。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是好几年。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戒电视、戒娱乐。“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学校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的书店了。

霍东龄毕业后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很多都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四川美术学院：共用一支蜡烛的宿舍

四川美术学院在“1977年招生总结”中写道：报考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大有可选之才。大批云贵考生赶来应试，但招生指标有限……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蜡烛读书。宿舍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

跟何多苓的名声一样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平时安全帽、工作服，标准的工人阶级打扮，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五十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画出来的。

（摘编自2007年第6期《党员文摘》/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