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为生民立命：信仰的选择

1919年冬天，一位名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市分水塘村。从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正是这本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正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3本书以后，我才开始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问他：“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

李立三回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的李立三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听了儿子的回答，父亲立刻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自己找死！人家督军那么多兵那么多枪，就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与此同时，在广东海丰县，一个叫彭湃的青年富家子弟，穿着从长工那里借来的破旧短褂，怀抱着德国产最新式留声机，给农民兄弟宣传他的信仰。然而，就是这个出生在拥有1500多名佃户的大地主家庭里的彭湃，却宣称“我即贫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1917年，21岁的彭湃带着祖父“谋官爵、耀门楣”的厚望出国留学。然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彭湃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此后，激动不已的彭湃感觉触摸到了救中国的真正良方。

1921年，彭湃学成回国，不同于当时拿了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的许多留学生，彭湃心里装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彭湃用一种最直接、最直达肺腑的方式，去冲破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家里，当面将一箱子田契、铺约一张张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问道：“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当时，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

面对农民这种传统的期盼救世主的心态，彭湃说道：“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在广东海陆丰（今汕尾市）一带，参加农会组织的农民达到20余万之众。后来，彭湃还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毛泽东、周恩来、向警予、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

这些中上层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后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满意职业，过上生活无忧的日子。何以甘冒风险加入这个主张“要替穷人翻身”的共产党呢？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追求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行心中的理想。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座右铭说，就是“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大浪淘沙：入党先要不怕死

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年代的人而言，多是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庄重的宣誓仪式，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还直接关乎着生命。有关资料显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名。

曾任国防大学副教育长的谭恩晋回忆起1947年在北平（北京）入党时，就是在一个晚上被人叫到城墙根底下，问了他一句：“怕不怕死？”

谭恩晋说：“不怕！”

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10月，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正是他，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4个字。这4个坚守信仰的汉字，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换来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共产党人的队伍经历了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的动摇与叛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赵世炎、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张太雷、恽代英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一时间，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被打散，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虽然革命被捕则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但杀戮没有让共产党人屈服，更多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诠释了他们的信仰。

时任全国农协秘书长的夏明翰牺牲前写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临刑前在监狱里写《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困境是一枚试金石，虽然有人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背叛，但是真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却在党最苦难的时候选择了加入。

“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这是董必武悼念徐特立时写的一首诗。

1927年4月，就在这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段历史，李维汉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此前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徐特立的学生，后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又有同学之谊。我问徐老愿不愿参加共产党，徐老表示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反动行径非常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他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困难，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实在高兴得很，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年过半百的知名教育家，在敌人狂妄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危险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给了在革命低潮中彷徨的人们莫大的鼓舞。”

苦难辉煌：长征中的担当与牺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据统计，红军长征行程2.5万里，渡过24条河流，爬过18座大山，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共产党员做到了“两前两后”：即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行军中，负荷最大的也是共产党员；少粮时，把食物送到群众面前的还是共产党员；缺药时，把药品让给其他伤员的仍是共产党员。

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在飞夺泸定桥战役中，参加突击队的22名红军战士，均为共产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冲过泸定桥，只幸存下来18人。对幸存18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那个时候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长征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军营级以上干部牺牲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等红军长征的队伍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一年前离开江西的战士仅十中存一。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6万余人，到达陕北后剩7千余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4万余人，到达陕北后剩1.1万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万余人，到达陕北后剩3.7万余人，经西路军损失后余1.4万余人。其间，除了少数叛变革命外，无论是党的负责人还是红军将领，都是不畏牺牲的。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程家湾被俘。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蒋介石命顾祝同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在黄埔时，顾祝同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说不动，又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让他们帮助做工作。于是从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在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但刘畴西丝毫不为所动。

1935年8月，方志敏、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

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永葆本色：凭什么走向辉煌

革命时期的延安，曾经是无数革命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在他们当中，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高级幕僚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以及众多东北军将领的子女。

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一位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

精神在延续，“气息”在传承。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年代，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为共产党人的信仰绘就了基本底色；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雷锋、孟泰、王进喜、时传祥、李改云、欧阳海、焦裕禄等无数典型，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高地；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杨善洲、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等党员干部，为共产党人永葆先进、纯洁和公仆本色做了标杆和榜样……

1959年，48岁的科学家钱学森因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而“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党的时候，已临近古稀之年，但他却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就申请入党，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这样的心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2年9月，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他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忠诚与信仰”和“性质、宗旨和本色”，这既是党员干部的共同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更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摘编自2016年第7期《党员文摘》/原载《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