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风，路遥的文学基因

陕北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地理与文化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文明交汇特征。其地理边界与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省（区）相邻，是中国东西部地理过渡带，承载着多重文明形态的碰撞与融合：既是黄河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结合处，又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互动的前沿地带。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深层文化结构。

路遥作品是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极具典型性的一个样本。他从黄土地走来，一生始终以陕北人自居，这里是他文学的出发地，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着创作的灵感。他作品中强调其文化身份与黄土地的深层关联，这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在文本层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转化，通过对地域语言的审美重构，路遥成功构建起具有文化社会学价值的文学话语体系；二是信天游母题的叙事转译，那些高亢、苍凉的旋律经过文学性转化与处理，成为陕北人集体记忆的情感符号。路遥通过《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具象化的叙述，将黄土高原的文化基因与独特的生命哲学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精神图谱，实现了对地域局限性的审美超越，形成了艺术共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刮起了一股独特、强劲的“黄土风”，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生机，并建立起独特的“黄土美学”体系，以崭新的文学现象载入中国文学史册，为地域文学书写树立了一种典范。

方言，黄土地的精神密码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清涧籍语言学家、教授刘勋宁曾说：“研究地方文化，包括研究地方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对语言资料的依赖程度都要更甚于主体文化。”

路遥一生多半时间生活在陕北，积累了大量的陕北方言词汇，如“彪正”“拜识”“瓷脑”“撑架”“串门子”“翠铮铮”“灶火旮旯”“圪塄”“跌跤马趴”“光景日月”“熬煎”“挑担”等反映陕北乡俗的方言，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方式。路遥对陕北方言的适当使用，向读者展露了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质风貌以及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字里行间透露出了陕北人的习性和思维方式。

路遥作品中方言呈现出了立体的陕北生活场域。在《平凡的世界》中：“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人生》中：“‘二杆子’！操心凉了！”“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我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回校，主要是怕路上碰见相识的同学，怕他们对我外出‘打食’又胡乱想什么。”大量的方言表现出路遥对母语的深厚眷恋，对于陕北读者来说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对于陕北之外的读者有一种新奇感。

路遥笔下的人物活生生说着地道的陕北方言，这些语言既是地理标识，又表明着差异。如《人生》中巧珍对高加林表白爱情时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弃我，咱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种句式陕北味道十足，表现了陕北少女的纯真、质朴、善良、真实的性格。寥寥几笔，通过方言的应用，浓缩着陕北人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普通话朗读《白轮船》时，让孙少平感受到不同。孙少平在煤矿用方言讲述《红与黑》，却又昭示着方言承载现代性话语的可能性。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方言在路遥笔下成为乡土文明的一面精神盾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灵魂。”（刘勋宁语）路遥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大多是清涧与延川区域的方言。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烂包”一词：“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烂包”在这里是形容混乱而无正常秩序。陕北方言的很多词汇，在不同语境下有的意思完全不同。比如“串门子”，一般意义上的“串门子”是到别人家去聊天，而陕北方言特定语境下的“串门子”有特指含义。《平凡的世界》：“王彩娥吼着对他说：‘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这些沉淀着时间的语言化石，无处不在地体现着时间的纵深感。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清涧方言。根据中国方言语系划分，清涧与延川同属于晋语五台片。刘勋宁在《陕北清涧话的归属》一文中提到：“……看到一些材料说，陕北话可分为上面话（北面话）和南面话，界线正好和榆林、延安两地行政区划一致；唯有位于交界地区的清涧县例外，内部夹杂着两地的口音。现在看来，清涧境内实有南北两区，它的分界线正是这更大范围的分界线在本县的延续。”

清涧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文化属性上，这里属于黄土高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先后孕育并滋养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河文化和殷商鬼方文明。也正源于这种文化的过渡地带以及多种文明模式的碰撞与交融，此地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交融共生的典型形态。陕北自然生态的严酷，并未磨灭这方水土上万物生灵的求生与求胜的生命意志。相反，这里的万物生灵与酷烈的自然环境相抗衡搏斗，最终养成了粗豪、劲爽和倔强的民风民性。

清涧是路遥的出生地、出发地。他一生都深爱着这块土地，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即使后来进了省城，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他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也从未远离这方沃土。这里有着让他牵挂不尽的父老乡亲与山山水水。

清涧话在陕北属于比较独特的方言。清涧话里逆序词的数量较多，如“朋亲”“愿情”“貌相”“夜来”“年时”等，我们在路遥的作品中能读到大量的逆序词。这些方言词汇中潜藏着路遥对出生地清涧特有的认知图式和情感表达体系。

另外，陕北方言中多叠字。通常意义下，叠字源于民间口语，是一种儿童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叠字具有虚实相生之美，便成为最典型的文学语言。对于叠字的使用，我国古已有之，《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陕北方言中叠字的广泛使用使路遥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浑厚朴拙、韵味十足。如“翠铮铮”“花蓬蓬”“花格弯弯儿”“俊丹丹”“蓝格莹莹儿”“烂囊囊”“绒圪墩墩儿”“笑格嘻嘻儿”……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原始思维方式，它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原始民族或封闭的地域性很强的文化中。路遥把这种叠字恰当地运用在创作中。以《平凡的世界》为例：“韭菜灯，翠铮铮。”“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绒圪墩墩儿褥子软格溜溜毡，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脸白格生生，眼花格弯弯，身材苗格条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漂莲花、风摆杨柳！”语言之妙，妙不可言。这种叠字是陕北地区一种特有的语言特色，往往传达的也是一种对某事物的喜爱之情。路遥通过叠字方言的运用，使乡土话语获得了一种普适性价值。

除了日常口语之外，陕北方言中的叠字在民歌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如《平凡的世界》中王满银唱给兰花的信天游《兰花花》：“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陕北方言对于路遥来说不仅是文学修辞工具，更是他构建文学世界的一组独特的密码。当普通话浪潮席卷文学原野时，他的方言书写犹如黄土高原上守护着地域文化的古柏，以其倔强的姿态守护着地域文化的根系。路遥从黄土里刨挖出来的“甚”“崖窑”“脑畔”“俊丹丹”“出展”等方言词汇，不仅是语言的地方性标记，更是守护文化根性的文学策略。当然，路遥小说中部分陕北方言不全是天然纯熟的地方方言，其中有路遥对陕北方言的“接受”与“再创造”。这种特有的书写，使现实主义叙事具有鲜活的地方志质感。

有人说，陕北方言就好像手指上的脶纹，即使蜕一千层皮，接着生长出来的还是原来的纹样。陕北方言给路遥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语言，在增强地域文化色彩的同时，准确地传达着鲜活的陕北民间文化气息，给陕北方言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启示。

民歌，黄土地的生命密码

如果说方言是黄土地的语言密码，那么民歌则是这片土地上情感与生命力的内在表达。民歌在文学中运用已不为文学史所鲜。据刘满平研究：“《诗经》和陕北民歌修辞语法上相同。《诗经》大量应用‘比’‘兴’的手法，这种动辄以比兴手法吟咏爱情，陕北民歌与之如出一辙，例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陕北民歌‘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先是以景或物开场，自然引出了人，继而生发情感。”

陕北民歌可称得上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里的一朵奇葩，它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于陕北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路遥的创作充满着恋土情结与平民意识，其作品彰显着人文关怀与人性之光。路遥在创作中把质朴而又悠长的陕北民歌融入到小说之中，使作品增强了浓厚的陕北风情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陕北民歌既是民众对命运的咏叹，也是土地对生命的一种诉说。在陕北农村成长起来的路遥“从小浸泡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说，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乐，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和艺术修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尚飞鹏语）。《人生》中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快回来》：“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出现了两次，两句民歌替代了无法言说的情感，成为高加林和巧珍由初恋到热恋的见证。高加林赶着羊群唱起“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既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是人物生命的隐秘表达。文学评论家李星认为：“我们不能不看到陕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遥的心理气质中的作用。陕北民歌是路遥所受最早的艺术教育。它不仅启发他感受着陕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让他看到高原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唤起了他对陕北生活和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粗朴厚实的农民的同情和爱……他的心头经常响起信天游的旋律。”

陕北民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情绪，有其地域性和传承性，是心理世界准备期的记录。而另一首《冻冰歌》在《平凡的世界》中先后出现多达五次：“正月里冻冰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这首民歌传达出的正是小说人物当时的心情，路遥在这里用民歌的方式，达到了千言万语不如无语凝噎的艺术效果，准确地把人物生活的背景环境和当时的气氛烘托得恰如其分，同时又有诗情画意。古语“以诗为本，以声为用”，很好地说明了民歌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特征。

史铁生在《插队断想》中说：“我真是喜欢陕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导你一顿，她只是诉说；她从不站在你头顶上，她总是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唤起你对感情的珍重，对家乡的依恋。”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于表现陕北人生活与陕北人情感世界的歌曲。可以说，它是陕北人生活史的一种反映。在《平凡的世界》中，当孙少安砖厂倒闭，“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的民歌出现时，成了小说最动人的情感爆破点。陕北民歌抒发的是陕北人的情感，表现的是陕北人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陕北民歌本身就具有了陕北这一独特的属性，一旦进入就能引起一种阅读与感情的共鸣。路遥在作品中对陕北现存文化的描述，一方面印证了陕北文化“古已有之”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使我们对陕北的文化特征有一个更为丰富的了解。作为最能体现陕北文化精神内涵的民歌，对路遥的性格、气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陕北民歌是路遥文化意识的根与源。试想，如果失去了陕北民歌，陕北人将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陕北民歌，路遥的小说又会失色多少？

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共引用陕北民歌十余次。陕北民歌意象指向也在路遥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隐喻的创作手法同样也构筑成路遥文学的精神主题。民歌的精神亦是路遥的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延安大学惠雁冰教授在《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中说：“‘出走’与‘逃离’是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是陕北人万难更移的情结。其中，‘出走’的卓绝同‘逃离’的无望使陕北民歌形成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在路遥的小说中解读陕北民歌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表象下的小说人物与民歌主题的“出走”“逃离”看似无关，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揣摩，我们会发现小说故事背后的这种隐喻与指向无处不在。当《人生》中德顺老汉的“走西口”在山峁间回荡，声波在沟壑间的折射轨迹，恰似人物命运在时空维度上的多重可能。

如果说，《人生》回应了陕北民歌这一精神主题，那么，《平凡的世界》则对这种精神主题进行了一次高度的改造与升华，从而在理想层面上达到精神“出走”的愿望。但是，两部作品最后的结尾无不是一种“回归”。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因其根植于黄土文化土壤，是陕北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习惯，也是陕北文化的基本属性。路遥在文学创作形式上体现出地域文化基因在其创作中的深刻影响，在精神层面的书写上却又升华了这种地域文化属性。“出走”与“回归”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着高度的统一性。

信天游的旋律曲线与黄土高原地貌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同构关系。路遥小说中大量引用的民歌片段，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装饰性元素，更是将地理特征转化为声音密码的文学实验。小说中的陕北民歌昭示着作家路遥的大爱，他对民歌的青睐也预示着他对陕北文化的极度崇尚，从陕北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对抗世俗化的道德批判的力量，坚持传统文学的写作立场，也正是坚守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在路遥的文学世界里，他立足陕北，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这段短暂而又漫长的道路中，以陕北这片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为创作源泉，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构筑自己的精神高地，用整个生命书写这片黄土地，不只是停留在方言、民歌的层面，更是深入到社会精神的深层次，从而成就了路遥独特的文学气质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

如果说，路遥一生的文学创作是一部陕北的大“百科全书”，从不同方面反映陕北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那么，陕北的地理、民俗、方言、民歌等，就是陕北文化的DNA。路遥为我们提供的这部大“百科全书”就是一把打开并解读全景式陕北文化的金钥匙。路遥用其文学遗产告诉我们，文化多向流变的今天，准确把握文化的流变，不在文化演进的过程迷失，才是对陕北文化的一种冷静思考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正如《平凡的世界》双水村田万有唱起新编的信天游，即兴创作的传统歌谣获得了延续。路遥用文本意识准确判断出，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作家逐渐远离乡村叙事，远离“地域性写作”，路遥则始终以陕北题材为创作基点，以叩击时代心灵的回响，回应着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创作母题。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