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变形记》 的叙事视角分析
作者: 谈欣怡短篇小说《变形记》是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以下简称卡夫卡)的代表作。作品主要从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以下简称格里高尔)的视角出发,叙述了他在家庭和社会的压迫下变形异化为甲虫的故事。该篇小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其一大亮点,通过“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的转换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深入主人公内心、充满荒诞与绝望的世界。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更加放大了格里高尔命运的悲剧感,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异化以及人性的扭曲。
一、悲剧铺垫:“外聚焦”客观叙事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作品以内视角为主导,然而外聚焦的叙述者视角却如影随形,始终贯穿于故事的叙述之中。外聚焦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以其客观冷静的姿态,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充满荒诞与悲剧色彩的世界,使作品在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第一,在描写格里高尔的外貌形态和动作时,小说常使用外聚焦。例如,“一颗投掷力道不强的苹果擦过格里高尔的背,没伤到他就滑了下去,紧接着飞来的一颗却几乎嵌进他的背里”“那颗苹果因为没人敢拿走,仍然嵌在肉里”“背上那颗腐烂的苹果和周围蒙着柔软尘土的发炎部位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疼痛”。这一描述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倾向地展现了格里高尔的悲惨处境。伤口久久不愈且无人问津,凸显出格里高尔在变形后被家人甚至整个世界所忽视和遗弃,这种客观呈现避免了叙述者的情感介入和主观引导,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直接地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而且,格里高尔爬行也逐渐不利索,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使得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格里高尔身体机能的衰退,他不再能够自如地在房间里活动。这不仅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也象征着他与外界交流的进一步受阻。熟悉的房间如今却成为他的牢笼,家人对他的厌恶和恐惧使得他们不断压缩他的生存空间。这种空间上的压迫感,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生存空间的缩小代表着格里高尔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逐渐消失,他被边缘化,被遗忘,直至最终走向死亡。这些通过外聚焦的方式逐步展现,让读者清晰地捕捉到格里高尔生命力逐渐消逝的轨迹,为他最终的死亡埋下了伏笔,使悲剧的发生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第二,外聚焦叙事通过对周围人物反应的客观呈现,暗示了社会的冷漠与残酷。当格里高尔变形后无法按时去上班,公司经理找上门来,一开始父母的声音还算温和,而当格里高尔艰难地打开门后,“母亲站在那儿披散着一头蓬松乱发…跌坐在摊开来的裙子上,把脸深深埋在胸前”,父亲的表现则更为激烈,“父亲狠狠地握紧拳头,似乎想把格里高尔推回房里,然后畴躇不安地环顾客厅,双手蒙着眼睛哭了起来,结实的胸部随之颤动”,父亲的愤怒和暴力倾向,反映出他对格里高尔这一“怪物”的厌恶,他没有将格里高尔当作自己的儿子,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威胁和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的冷漠逐渐加剧。“他那双略微凸出的眼睛看着毫不知情的妹妹拿着扫帚,把吃剩的食物连同那些格里高尔碰都没碰的食物扫成一堆,仿佛这些东西一概吃不得了。”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最亲近的人之一,如今她也变得冷漠。
再看同事的反应,公司经理在看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大喊一声‘噢’,听起来犹如风在呼啸…经理伸手捂住张开的嘴,慢慢往后退,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地把他往后拉”,经理的反应完全是出于对格里高尔外貌的恐惧,他没有丝毫的同情和关心,只想着尽快逃离这个可怕的场景。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工作和利益,担心格里高尔的变形会影响到公司的业务。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反映了职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益至上,缺乏基本的人性关怀。
这些对周围人物反应的客观描写,生动地展现了社会的冷漠与残酷。格里高尔无论在变形前作为一个努力工作、承担家庭责任的人,还是变形后成为一只甲虫,都没有得到家人、同事和社会应有的关爱和尊重。他被无情地抛弃,成为社会冷漠的牺牲品。这也暗示了他不论为人还是为虫,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结局。
第三,由于外聚焦叙事不提供人物的内心想法和事件的深层原因,使得格里高尔后续的命运发展显得更加不可捉摸,这种不确定性又隐隐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和悲剧色彩。从故事开篇,格里高尔的变形就显得极为突兀,他从睡梦中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文章只是客观地陈述了这一离奇事件,没有对他变形的深层原因做任何解释。这种毫无征兆的转变,让读者对后续的情节发展充满了好奇。
随着故事的推进,格里高尔的命运走向越发难以预测,家人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妹妹从前厅打开了门,她几乎已经穿戴整齐,紧张地向房里张望。她没有马上看到他,等到发觉他在沙发下——唉,他又不能飞走,总得找个地方待呀—受惊之余,不由自主又‘砰’地把门从外面关上。”叙述者仅仅描述了妹妹被吓一跳并关门的行为,没有深入妹妹的内心去解释她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也没有说明这种行为对格里高尔意味着什么。读者只能猜测妹妹可能是因为对格里高尔的外形感到恐惧和厌恶,而这种不确定性让读者为格里高尔的处境担忧,不知道妹妹的这一行为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
在格里高尔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死亡也显得十分突然且神秘。“他瞥见窗外天色开始转亮,然后不由自主地垂下头,从鼻孔中呼出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叙述者没有交代格里高尔死亡的具体原因,是身体的伤病逐渐恶化,还是因为长期的孤独和被家人的抛弃让他失去了生存的意志,读者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猜测。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格里高尔的死亡更具悲剧性,命运充满了无奈和悲哀。
二、自我感受与悲剧蔓延:“内聚焦”贯穿全文
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但是卡夫卡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传统第三人称视角通常是全知视角,即叙述者通常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出现,对故事中的所有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都了如指掌。叙述者可以自由地进入任何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动机,类似于热奈特的“零聚焦”视角。与全知视角对立的是有限视角,这类视角通常是从某一人物或极少数人物的角度出发来叙述故事,叙述者只能讲述该人物所知道和感受到的事情,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读者只能通过该人物的观察和体验来了解故事的一部分。有限视角类似于热奈特的“内聚焦”视角,文儿比航定区用了达竹有限优用不狄还事。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害虫,硬如铁甲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头,就看见自己的褐色腹部高高隆起,分成许多块弧形的硬壳,被子在上头快盖不住了,随时可能滑落。和庞大的身躯相比,那许多双腿细得可怜,无助地在他眼前舞动。”这是小说的开篇,叙述者以一种外聚焦的视角,冷静而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格里高尔从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这一离奇事件。这里的叙述者没有对格里高尔的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剖析,只是客观地呈现了他变形后的状态。然后视角就迅速从叙述者转向格里高尔,跟随着格里高尔的视角,我们看到了“褐色腹部高高隆起,分成许多块弧形的硬壳,被子在上头快盖不住了,随时可能滑落”“那许多双腿细得可怜,无助地在他眼前舞动”。接着格里高尔开始观察内景:“他的房间静卧在熟悉的四壁之间,的确是人住的房间,只是稍微小了一点。桌上摊放着布料样品——萨姆沙是推销员——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画,是他不久前从一本杂志里剪下来的,并以漂亮的镀金画框裱起。”观察完内景之后,他的视线开始转向窗外,我们看到“天色灰暗,雨点滴滴答答打在窗檐上”。观察完外在景象之后,小说开始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格里高尔想:“不如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那该多好”;“我挑的行业真是辛苦!日复一日在外奔波,比坐办公室累多了”;“这样早早起床,真会让人发疯,人需要充足的睡眠”;“若不是为了爸妈,我早就辞职不干了”。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就看到了格里高尔对现实的逃避与无奈、对工作的厌倦与疲惫、对家庭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的痛苦与压抑。如果这段从叙述者的角度出发,那么就会出现“隔”的问题。采用这种“内聚焦”的叙述方式,由叙述者视点自然“滑入”人物视点,使得读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进入了人物内心。在格里高尔的这些内心独白中,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他最真实、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仿佛与他融为一体。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隔阂,使读者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格里高尔内心世界的亲密窥探者,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
在格里高尔的叙事中,我们经常能发现人物在“内聚焦”视角中发自内心的“自我感受”。比如,当他的妹妹给他送来了食物,格里高尔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妹妹给他放了一个盆子,盛满了甜牛奶。在这里,格里高尔还是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的。又比如,当他的父亲用苹果砸向他时,“紧接着飞来的一颗却几乎嵌进他的背里。格里高尔想挣扎向前”“可是却觉得自己好像被钉住了,六神无主地摊在那儿”。到了故事的最后,格里高尔在死去的前夕时,他虽然全身疼痛,却感到很舒服,“背上那颗腐烂的苹果和周围蒙着柔软尘土的发炎部位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卡夫卡为了充分使用人物视角,他时常调动格里高尔的嗅觉、触觉,视觉、听觉等,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展现人物的自我感受,从而让读者觉得这也成了自己的感受。因此,假如我们将格里高尔换成“我”,也可以说得通。在叙述中,卡夫卡始终将问题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紧紧聚焦于格里高尔。也就是说,叙述声音来自叙述者,而感知或聚焦角度则来自格里高尔。格里高尔的感知替代叙述者的感知,成为观察故事的叙述工具和技巧。透过格里高尔的眼睛,我们见证了他家人的无情与荒诞,逐渐走向绝望,格里高尔命运的悲剧感也逐渐达到高潮。
三、无法抗拒的命运:“零聚焦”叙事的转换
小说中最明显的视角转换是在结尾部分。叙述者对格里高尔视角的借用,一直到格里高尔死去为止:“他瞥见窗外天色开始转亮,然后不由自主地垂下头,从鼻孔中呼出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这是人物对自己将要结束的生命知觉的最后确认,也是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读者阅读至此也会不由自主地融入同样的视角感同身受地体会格里高尔。
在格里高尔死前,最后一句提到母亲是“他最后朝母亲望了一眼,她已经睡着了”,但当格里高尔死后,小说中再也没有出现“母亲”二字,而是用“萨姆沙太太”“萨姆沙先生”来代替他的父亲和母亲。此时开始采用“零聚焦”叙事,即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者从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故事中的所有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信息,并自由地进入格里高尔家人的内心世界。在文章的结尾几句话,作者描写了他的父母和妹妹坐在电车里准备去郊游的情景:“一家三口随后相偕离开公寓,搭电车到郊外去,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么做了。温暖的阳光洒进车厢,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商量着未来的前景,结果发现仔细想想,一家人的前景并不差”我们看到萨姆沙一家人心情十分愉悦,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之前的颓废、愤怒完全不同。这里通过“零聚焦”叙事视角的转换,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不再从格里高尔的视角看父母,而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窥见人性,使得读者在情感上受到更大的冲击,对这一家人的冷漠感到震惊和愤慨。同时,格里高尔命运的悲剧感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留下深深的叹息与无奈。
《变形记》篇幅不长,卡夫卡仅仅通过三万多字就将人性的罪恶、世界的毁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因为不管是全知叙述者,还是有限视角叙述者,抑或书本之外的读者,一样都受到了这个荒诞又真实的世界的影响。所以,卡夫卡巧妙地运用了视角的转换,客观冷静而又深入人心地进行陈述,这使得复杂的人性更加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悲剧增添了更加深刻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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