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的空间书写湖南科技大学

金爱烂作为韩国新生代作家，其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触捕捉都市生活的细微褶皱。金爱烂的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通过多维空间书写，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身体感知、城市异化、家庭身份与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空间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是传递社会批判与人性反思的核心媒介。本文从空间理论出发，探讨小说中空间与身体的互构、城市空间的资本化表征、家庭空间的性别区隔，以及异托邦空间对边缘群体的象征意义。金爱烂通过日常空间的细腻刻画，展现了韩国年轻一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与身份焦虑，赋予空间以深刻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内涵。

一、空间书写与身体性

空间理论的勃兴重构了文学叙事范式，使创作突破时间线性桎梏，转向空间性探索与空间化表达。在身体哲学视域下，空间叙事与身体感知形成互文共振：文本通过文字建构具身化场域，激活身体的感知经验；身体则作为空间关系的具象化载体，赋予空间以生命温度。这种双向建构昭示着文学空间已进入身体本体论时代，使叙事回归空间与身体的本源联结。金爱烂的创作典型呈现了这种空间诗学一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叙事容器，更是身体经验的物质载体。当居住空间延伸为身体的精神褶皱，身体记忆又沉淀为空间的肌理纹路，文学叙事便实现了空间身体化与身体空间化的双重辩证。

（一）身体作为空间的叙事动力

空间与身体的紧密交织，无法独立存在，文学叙事的发展铭刻着它们的痕迹。空间和身体作为文学中更原初、更具体的元素，推动叙事的具体化与感知化，逐渐突破时间和精神所形成的障碍。身体不仅界定了空间，而且身体感知与空间体验相互依存。身体在空间中确定位置、建构环境，是空间存在的基点。在文学中，空间与身体的关系贯穿构建与体验，凸显空间意义的身体化与身体存在于空间的重要性。身体对空间的感知与体验是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联系、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人类与周围世界的互动离不开身体与空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看待世界总是通过体验来感知，而这种体验源自身体，来自空间。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者透过对人们看似平淡的细小生活片段进行描写，从而集中反映了现代韩国人的情感生活经历，塑造了身处困境又不断游走的人物形象。空间叙事的意象选择，是作者主观情思和客观事物最直接、最重要的桥梁。在短篇小说《你的夏天还好吗？》中，主人公美英因肥胖陷入身体焦虑，镜头前的羞涩与逃离行为，凸显了身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尴尬。金爱烂通过身体细节（如肥胖、颤抖）映射人物心理，使空间成为压抑与挣扎的具象化场域。身体不仅是叙事的对象，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如小说《虫子》中孕妇在逼仄的公寓内承受生理疼痛与精神崩溃，空间与身体的互动直接指向生存困境。

（二）空间规训与自我意识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金爱烂通常选择“房间”这一空间进行书写，其笔触下往往没有华丽的房间，更多的是简陋、狭小、破败的房间。而一些闭塞的私人空间，往往会对自我意识产生消极的影响，对身体和心理层面上易造成自我幽闭的后果。

在《虫子》中，空间背景聚焦于即将拆迁的城郊公寓，讲述的是一位家庭主妇，生活基本限于公寓之中，在公寓里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完成洗刷和做饭等家庭琐事的故事。女主人公不光身体上局限在这个小空间，精神上也算是过度依赖于她的丈夫。怀孕之际，“小腹痛如刀割。我用力握住混凝土碎片。远处，蔷薇公寓、旅馆、教堂、大楼一如既往地平静，而我不知道分娩能否成功”。即将分娩之时，女主人公情绪波动很大，心情敏感，“有时候荷尔蒙加重了忧郁症，我会因为爬过地板的鼠妇虫而萌生想死的冲动”。在这个不稳定的居住空间，女主人公面临着居无定所的焦虑与压力，以及迎接新生儿的焦灼心理状况。在小说《三十岁》中，三十岁的“我”在前任老男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发达国家新概念网络营销”事业，住进了集体宿舍。窗户上有窗的多户住宅地下集体宿舍，整个房子散发着臭烘烘、令人不快的气味，周围堆满了货物。“我”在这里做着传销的工作，每天备受精神的折磨和身体饥饿的困扰。自我意识在这个乱、小的房间中逐步“断送”。这样的空间悲剧性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现状与逐渐失去主体性而被异化的状态。

空间以身体为基础，空间叙事以身体为中心，基于身体的空间叙事是空间重构与叙事转向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

二、城市空间与现代性

长久以来，城市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又与文学有着复杂的互动关联。金爱烂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最明显的表征，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城市空间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也是展现她对韩国现实社会反思的最有力的武器。一如理查德·利罕所言：“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是金爱烂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场域。她以日常空间解构都市神话，展现高楼阴影下小人物的生存挣扎。

（一）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

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断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许多父辈下岗失业，家庭陷入高额债务之中。金爱烂擅长将城市空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她的作品容易以生态文学的批评视角进行解读。例如，她在《虫子》等作品中，通过描述废弃的公寓、机场以及“坚固的混凝土墙壁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腐烂”等场景，展现了城市在无限扩张过程中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与人性疏离。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揭示了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

金爱烂在小说集中巧妙地运用城市空间作为象征，表达了对当代韩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

她笔下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和街道，更是社会结构和人性的象征。例如，废弃的公寓、机场、拆迁楼等空间，不仅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变迁，也象征着人性的疏离与孤独。这些空间成了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舞台，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在这些空间中上演。仁川机场与地铁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机场象征现代社会的流动与疏离，其机械运转与个体的渺小形成反差；地铁具有极强的空间性，也具有极为丰富的隐喻。地铁自身作为一种空间，却是在不停地运动，这种运动无疑是漂泊不定的象征，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了解金爱烂笔下“80后”和“90后”一代物质和心理两方面的生存状态。在《角质层》中，商场、美甲店等消费空间成为物欲的象征，主人公在婚礼现场的自我审视，折射出物质主义对个体价值的侵蚀。

（二）城市空间与人物命运的交织

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和个人极端困窘的强烈对比下，年轻一代出现个体构建危机，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沼。城市空间从居住场所和日常路径流动两个方面展现了“80后”和“90后”群体在成长道路上遭遇的困苦和所做的挣扎。

《角质层》以一位受邀参加朋友婚礼的年轻女性的视角展开，在去婚礼的路上，她对自我与周遭世界进行了反思。在《角质层》中，城市空间是人物活动的核心背景，它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存在，更是人物情感、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包括街道、商场、美甲店、婚礼现场等，这些空间为人物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也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和命运。小说情节简单，但通过构建多组二元对立符码，作者展现了丰富的表意空间，使小说不仅展示了韩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反映了韩国“80后”一代人在这股浪潮中的迷茫和挣扎。在《虫子》中，一对小情侣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住在绝壁上的蔷薇公寓里，忍受突如其来的虫子从四面八方涌来。两人的生活状态反映了大部分大城市里刚毕业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承受物质压力，打工挣钱，而房价和物价的上涨使得底层人民的光鲜外表与这种艰难生活格格不入。书中出现的虫子，一是视觉上带来了剧烈的恶心与恐惧感，另一方面，是会不知不觉代入其中，似乎它们就像社会上的压力铺天盖地地向那对夫妻涌来。置身城市空间的欲望压力中，金爱烂的文章可以明显让人感受到贫穷的痛苦。文本中，金爱烂细腻地描绘了新生儿母亲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有初为人母的喜悦与崇高感，也交织着因经济压力可能无法妥善养育孩子的忧愁与自卑。她巧妙地将这些情感融合，并通过“虫子”这一意象来表达。至于最后母亲是否能顺利生产，这一切都与这一深刻的空间意象紧密相连。

三、家庭空间与身份认同

家庭空间是塑造个体身份的核心场域，金爱烂通过三类家庭空间揭示传统结构的瓦解与性别权力的角力。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学现实，总是折射出她们在现实社会所遭遇的束缚或者不公，所以在书写过程中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空间。由于父权社会里既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空间具有了性别特质，形成性别的空间区隔。家庭空间内部的两性关系与身份认同存在着密切联系。

（一）家庭空间的类型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家庭结构会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对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本部短篇小说集，本段以空间居所的位置和家庭空间中的居民构成为分类依据，将金爱烂小说中的家庭空间大致分类为三种类型：乡村老宅、廉价出租屋和城郊公寓。

乡村老宅作为原生家庭空间，承载着金爱烂创作中深刻的文化基因。作者将自身乡村成长经历投射于作品中，使老宅成为人物存在的精神原点与情感容器。在《水中的歌利亚》中，半山腰的破败房屋见证着韩国底层家庭的生存困境：耗尽积蓄购置的房产因拆迁政策沦为废墟，父亲在资本碾压下的“失足”实为精神崩塌的隐喻，母亲在沉默中溃败的悲剧，既呈现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又折射出儒家孝道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断裂。这种“父亲缺失”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消逝，更指向精神支柱与伦理秩序的坍塌，暗示着韩国社会转型期传统家庭模式的深层危机。

廉价出租屋作为城市异化空间，勾勒出新生代群体的生存困境。在《那里是夜，这里有歌》中，地下室的双重属性得到深刻诠释：既是龙大这类都市边缘人的身份标签，又是暂时构建情感乌托邦的容器。当明华带来短暂温情时，这个地下空间奇迹般褪去阴冷；而当死亡降临，水泥墙立即恢复其社会隐喻本质一空间等级制如同无形枷锁，即便个体试图通过组建新型家庭关系突围，终究难逃被主流社会放逐的命运。这种空间与身份的互文关系，暴露出韩国城市化进程中年轻群体普遍存在的认同危机。

城郊公寓作为重构的家庭空间，展现着现代人重塑生存意义的努力。《虫子》中夫妻改造出租屋的细节充满仪式感：从擦洗地板的四个多小时的劳作，到精心布置的装饰壁纸，每个动作都暗含着对生活掌控权的争夺。这种空间再造行为超越了物理层面的修饰，实则是通过重塑环境来确认自身存在价值。当工业化进程将人异化为都市零件时，主动构建生活空间成为抵抗虚无的重要方式，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升华为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宣言。对家庭空间的精心打造使内容更加丰富，人与空间相互创造彼此的价值，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与情感价值，从而加强主人公的归属感与依赖性。

（二）空间区隔与角色期待

或许是金爱烂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见证了为家务辛劳操持的母亲以及作为女性的经历，所以敏锐察觉到新一代家庭空间的女性仍然在延续传统家庭模式的母辈命运，即困于琐碎的家务之中。家庭空间内部的性别区别从未消失，女性所表现的寄居地位展现了金爱烂对现实社会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天的轴》里琪玉的双重困境极具代表性：机场清洁工的职业身份赋予其社会价值，但破碎的家庭空间立即触发传统母职审判。这种撕裂印证了父权制空间规训的暴力性一社会将女性驱赶至私人领域的“安全区”，却使她们在遭遇危机时丧失抵御能力。《虫子》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更具隐喻色彩：当她突破家庭空间界限，即刻遭遇外界侵袭，暴露所谓“保护性区隔”实为系统性剥夺。金爱烂通过空间叙事揭示：传统性别分工不仅将家务劳动异化为吞噬女性创造力的黑洞，更通过物理空间隔离完成精神阉割。即便现代女性已踏入公共领域，家庭空间仍如隐形铐，要求她们持续扮演情感劳工与危机修补者。这种空间暴力最终导致自我认知的彻底割裂一琪玉在镜中看见的既是职场精英，亦是失败母亲，两种身份在空间挤压下共同崩塌。金爱烂的写作犹如空间解剖刀，剖开温馨家庭表象下的权力结构，将性别角色期待具象为水泥浇筑的囚室。

四、异托邦空间与社会性

金爱烂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空间形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感知型的异质空间，表征了各式各样的福柯式异托邦。福柯认为“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一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另类空间》）。异托邦空间是希望与落差的断裂地带，也是特殊的真实场所，具有“他者”的作用，能够反映甚至常规场所背后的社会机制。通过分析异托邦的空间特质以及形成原因，我们可以窥见其人物背后的社会性，从宏大的视角感受作者对文明的关注与反思。

（一）幻觉异托邦

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中有一个特殊的异托邦形式一—船。福柯认为船是真正的异托邦的论述主要基于船舶作为一个移动的、规则丰富的空间，其中个体可以逃脱现实社会的束缚，同时在船上的内部秩序也呈现出一种与社会性和权力结构相关的特殊表现，这使得船成为一个独特的异托邦象征。因此，船的特性为船上的成员创造出一种美好的逃离现实的幻想空间。这种幻觉异托邦往往是一些独立于其他空间的封闭场所，能够揭露出封闭和分割人类生活的所有真实空间、所有位所，提供给人们一种逃离社会秩序的幻觉，帮助人们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

在《那里是夜，这里有歌》中，出租车成为福柯理论中“船”的现代变体。这个移动的密闭空间具备典型的异托邦特征：语言异域性（中国话录音带）、社会孤立性（司机龙大的边缘身份）以及权力自主性（可控的乘客准入机制）。当龙大反复播放亡妻明华的汉语教学录音时，机械的语音转化为穿越国界的船票，车轮滚动的韵律成为逃离现实的桨声。这种空间再造行为具有双重悖论：既是底层劳动者对抗规训的微弱抵抗，又是资本社会精心设计的温柔牢笼一出租车公司通过GPS定位系统始终掌握着这艘“自由之船”的航向。

（二）边缘化社会群体

大卫·哈维认为，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让我们注意到“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在现实存在的异托邦空间中，“‘他性’、变易性和替代方案可以不被当作纯粹虚构的事物来研究，而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联系来研究，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些空间内形成，而且对现存规范和过程的批判正是从这些空间出发才能够特别有效地确立”

（《希望的空间》）。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在异托邦空间中得以显影。龙大作为被家族驱逐的“问题人物”，明华作为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女性，共同构成韩国社会双重“他者”。他们的边缘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更深入文化基因：龙大因非常规行为模式被主流排斥，明华则因族群身份遭受系统性歧视。出租车这个异托邦空间短暂消解了这种双重压迫，当汉语声波填满车厢时，语言壁垒转化为保护结界，职业身份带来的移动特权赋予他们重构时空的可能。这种幻觉式自由印证了大卫·哈维的论断一异托邦是孕育替代方案的实验室，边缘群体在此进行着微型社会实验。

金爱烂的空间叙事揭示出异托邦的辩证性：既是规训社会的产物，又是抵抗规训的武器。明华生前与龙大构建的地下室乌托邦，通过跨族婚姻突破物理与心理的双重隔离；她的离世则瞬间瓦解这个脆弱空间，暴露出异托邦的临时性本质。这种空间易碎性恰恰折射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矛盾：经济发展催生的跨国流动，与传统社会固化的等级秩序形成剧烈冲突。当龙大在出租车里循环播放汉语录音时，他既在重构记忆空间，也在解构国族边界一—那些机械重复的语音碎片，成为刺穿单一文化幻象的利刃。

金爱烂以空间为棱镜，折射出韩国社会的资本暴力、性别压抑与边缘困境。其笔下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权力运作与情感投射的场域。通过身体性叙事、城市批判与异托邦建构，金爱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审视现代性危机的新视角，亦为年轻一代的自我救赎留下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