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江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五年一贯制高职培养模式探索”（项目编号：JXJG-23-10-36，项目主持人：）、2024年度江西省研究生教改课题“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职教专硕‘U-E-S’协同培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XYJG-2024-113，项目主持人：白玲）和2023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AI大众化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ZZX23124，项目主持人：安立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8-0005-08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加强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衔接培养”。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作为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其衔接不仅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也是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

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重要政策话语，引领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发展[1]，既是中职和高职有机衔接的应然取向，更是确保中高职衔接从政策转化为实践、从分段模式迈向整体与系统整合的关键支撑。嵌入性理论作为新经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其核心要义聚焦于一个系统如何被有机且深度地嵌人另一对象体系之中，实现两者间的无缝对接与协同运作[2]。该理论为探索与分析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深入理解中高职衔接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理，更为构建与优化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提供了指导思路

一、嵌入性理论的内涵及其分析框架

1.嵌人性理论的内涵。“嵌人"（embedded-ness）一词最早由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提出，指的是经济活动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深受社会关系、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用以讨论市场经济如何“嵌入"社会。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在波兰尼“嵌入”概念基础上提出嵌入性理论（EmbeddednessTheory），旨在强调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人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嵌人性理论作为研究社会与经济互动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最初用于解释市场交易中的信任、企业合作、劳动力市场等经济行为，因其为理解经济、社会和技术系统中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后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技术创新等多个领域。

随着嵌入性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应用的日渐广泛，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焦点对嵌入性进行了分类，形成了若干较为典型并在后续研究中被大量引用的分析框架。例如，祖京（SharonZukin）和迪马吉奥（PaulDiMaggio）在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嵌入性（RelationalEm-beddedness）、结构嵌人性（StructuralEmbedded-ness）和制度嵌入性（InstitutionalEmbeddedness）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提出结构嵌入性（Struc-turalEmbeddedness）认知嵌入性（CognitiveEmbeddedness）、文化嵌人性（CulturalEmbedded-ness）和政治嵌人性（PoliticalEmbeddedness）四个分析框架，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和组织行为如何受到更广泛的制度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使嵌入性理论突破了社会网络的内容，涵盖认知、文化和政治因素[3]。哈赫多恩（Hagedoorn）在研究企业间技术合作时提出环境嵌入性（Environ-mentalEmbeddedness）组织嵌入性（Organization-alEmbeddedness）和双边嵌人性（BilateralEmbed-dedness），用以理解企业技术合作的复杂性[4]嵌入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在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促进了不同领域的发展与创新，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实践价值。

2.基于嵌人性理论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分析框架。中高职衔接涉及教育体系、产业需求、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如何依赖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和制度安排，通过多层面的深度嵌人，实现职业教育两个阶段的有机衔接，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嵌人性理论强调社会、经济和组织行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人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认知模式、文化体系和制度环境之中，这为分析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提供了合理且有效的理论依据。从嵌入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四种嵌入性即可管窥一豹。一是从结构嵌人性看，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不仅仅是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问题，更是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协同合作的过程，强调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二是认知嵌人性强调个体或群体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上的一致性，而当前中高职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仍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通过统一的认知体系来增强学生适应性和教师协同度。三是文化嵌入性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制度运行和个体选择的深刻影响，对于中高职成功衔接提升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四是制度嵌入性强调政策法规对中高职衔接模式、人才培养体系的影响，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衔接的稳定运行。由此可知，嵌入性理论能多视角阐明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优化衔接机制提供科学的分析框架。

从中高职衔接的现实状况看，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组织驱动、教育关系和个体与群体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较为成熟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选取文化嵌入性，分析技能社会文化对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引入组织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分析政社校等组织以及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所处网络关系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在微观层面选取认知嵌入性，分析个体与群体的认知差异对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影响，从而构建了“文化一组织一关系一认知嵌入性"分析框架。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受到文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这四种嵌入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体系。

二、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逻辑机理

1.文化嵌入性：社会文化多路径影响中高职衔接。根据嵌入性理论，中高职衔接的逻辑深层根植于文化嵌入性，即职业教育活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价值体系，通过影响教育政策、学校管理等组织嵌人和师生、家长等社会群体的认知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多路径作用于中高职衔接，从而塑造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

第一，文化嵌入为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奠定价值基调。职业教育长期受到社会对“学术型”与“技能型”区分的影响，一旦社会文化环境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认同度较低，就会潜移默化地削弱衔接的有效性；相反，如果社会整体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抱有积极态度，则会促进学校、企业、政府等主体在衔接上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第二，文化嵌入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和营造社会氛围来间接塑造中高职衔接的运行逻辑。政府在出台教育改革政策、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往往会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左右。如果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高，则更容易促使政府加大政策投人、企业积极参与、院校深度合作；如果社会仍将职业教育视为“次优选择”，即使出台相关政策与制度，也可能难以落地或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

第三，文化嵌人在学校层面影响学校领导、师生对中高职衔接的态度与实践行为。如果院校文化渗透职业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并在师生群体中形成广泛共识，则中高职衔接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形成一体化的教学流程；如果院校内部缺乏对技能培养的文化认同，衔接工作则可能流于形式，学生在升学或就业的选择中也更倾向于脱离技能教育路径。

此外，文化嵌入还与组织、关系、认知嵌入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效。文化背景不仅在宏观社会层面影响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也为个体与组织提供思维与行为框架。只有在积极、包容且尊重技能型人才的文化环境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的协同共识，真正实现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目标。

2.组织嵌人性：多维组织框架支撑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组织嵌入性强调，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经济活动具有深远影响，行为主体的决策往往受到其所在政治环境、管理体制以及权力结构的制约[5]，这对于理解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逻辑至关重要。中高职衔接不仅涉及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衔接，还包括政府、行业企业以及社会资源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根据组织嵌入性，各行为主体之间构筑的制度环境、资源配置及管理模式等多维组织框架会影响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

第一，组织嵌入会制约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之间的联结方式和合作深度。若两类学校在管理制度、办学理念与课程体系等方面缺乏一致性或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将导致组织嵌入性薄弱。这种薄弱的嵌入性可能引发课程体系脱节、学分转换壁垒、专业发展路径模糊等结构性障碍，从而增加学生从中职向高职过渡产生的“衔接成本”。相反，若通过建立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等机制，强化组织嵌入性与结构耦合，使中高职衔接教育对跨越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整体安排，则能够促进教育资源的协同配置，较好地解决“中职与高职衔接过程中较为突出的衔接损耗问题”6]。这不仅有助于构建顺畅的人才成长通道，也能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第二，组织嵌入强调中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网络联结。在这种紧密交织的组织网络中，各主体通过相互嵌人与合作，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确保教育体系在制度、资源和功能层面实现协调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广泛需求下，企业可通过参与课程体系设计、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等方式，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确保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高度契合。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和监督评估等手段，为职业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与外部激励，促进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此外，组织嵌人不仅是衔接机制的“制度支撑”，也是学校内部管理与外部合作得以良性互动的关键，可优化各部门间的权责关系。院校若能在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上积极回应行业需求、学生需求以及社会需求，便能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政策红利，提升一体化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因此，从组织嵌入的角度分析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多方主体的联动方式和利益诉求，为优化衔接路径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3.关系嵌人性：多层关系网络强化中高职人才培养协同。关系嵌入性关注社会网络中各主体间的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机制[]。如果说组织嵌入是构筑刚性的多维组织框架，关系嵌入则强调组织框架内部主体间的柔性联结。在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中，政府、院校、行业以及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网络对于衔接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

第一，关系嵌人体现在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机制上。若两类院校在长期合作中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并在师资交流、学分互认、课程衔接等方面形成紧密的协同体系，则能有效降低衔接过程中的摩擦成本“技能存在自我生产效应，即一个技能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技能的能力”8]。例如，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或优化五年一贯制、三二连读、 3+3 ”中高职衔接、“ 2+2+2 ”接续等培养模式[9，可使学生在稳定的教育环境中逐步完成从技能型人才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过渡。

第二，关系嵌入强调中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的互动关系。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院校能够依托企业提供真实的职业场景和实践机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行业认可的技能和经验。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长期合作，在院校中建立稳定的人才供给渠道，增强自身竞争力。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网络不仅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实效性，也增强了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

第三，关系嵌人还体现在政府、院校和社会的多方协作中。作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不仅需推动中高职有效衔接，还应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院校、行业组织及社会机构的互动频率与信任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为提高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政府可鼓励行业组织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