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之路

人类是可以食用回忆的动物。有的回忆扎实沉重，当作主食吃，是闷头塞进肚子的米饭或面条，可维持每日热量；有的回忆热腾腾滚滚烫，是一碗汤，吹着气喝下，不是令人热泪盈眶就是汗流浃背；有人只捡大鱼大肉的回忆食用，再回首带着唇边油光，使嘴角上扬露出上世纪补的一颗金牙；而我的回忆，类似小包装零食，皆是零星碎片，也许让人觉得不足挂齿，也许对身心健康也无特别大的好处，但有趣的是这些回忆，都膨胀着自己，有着闪亮鲜艳的外壳，拆之前并不知道打开的会是什么。人到中年，对于这些回忆唯有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太猛了有可能直接撒落一地。吃的时候也要斟酌剂量，毕竟零食也不能一下吃太多，不然会影响对主食的胃口。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小我本就是一个会因为零食误了吃正餐的小孩，迷恋嘴巴的各种嚼动，丰富的味觉刺激，一吃四五包却并不落胃，甚至还会越吃越饿。所以这些年，我愈发爱上了随时在脑中打开一包回忆零食，任奇怪的口味散漫袭来，是为我小说写作的基石，也是通向陈年旧事深处的悬疑之路。

我仍记得最初大人对我记忆力的夸奖，两三岁就可以正确说出家里的地址：康定路892号。他们笑称，这样如果丢了也能被送回来。现在看来，此举其实荒谬。那时候但凡是丢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被拐了，记住地址也根本没用。但这地址在我日积月累的诵读下，逐渐成为肌肉记忆，以至于现在有时候也会在梦中出现那个门牌、那栋房子：红砖的三层小楼，有一个大天井，二楼的小阳台是铁扭成的螺旋形栏杆，一楼则挂着绿丝绒窗帘。过了许多年，我又去探访那房子，发现与我的记忆又符合又背离。每一个细节都对，但所有感受都缩小了很多。之前我记得天井极大，我可以在里面蹬一辆三轮自行车，隔壁邻居家的夹竹桃长着长着伸到我家这边来，开出极鲜艳的桃色花朵。我爷爷说，看，我们家比较旺，所以这花都伸过来。而我奶奶答，旺什么旺，这花有毒，最后掉一地还得我们自己扫。我听着这对话，已经初具神秘气息，有毒的花铺满了院子。但作为成人再去看，其实是个极小的天井，那树倒也还在，且还歪向这个天井，事实上也并不大。

我出生的房子有个不错的名字：春江别墅。但其实这一排带天井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新式里弄，扁扁窄窄。一楼几乎照不到阳光，二三楼好些，但每层都只有一个稍宽敞的房间作为卧室。其余特别逼仄的小间便满足了幼年的我的各种想象，可以用手抠开门进去探险。比如我爷爷有一个极小的工作间，只能容下一张书桌和从书桌上方直接垒出来的书架。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书籍、各种小瓶子、一些玻璃质地的实验器具。爷爷的单位我两三岁时也能说出来，上海卫生防疫站。他不时会带我去那里玩耍，在我看来那就是常熟路上的一栋小洋楼，大办公室是爷爷小工作间的等比放大版本，和爷爷年纪相仿的老先生们在那里说着些让我觉得天方夜谭的细菌、病毒的名字。有一次我觉得实在无聊，就说，我现在就要回家，我要去看小白兔。我并没见过真的小白兔，它只是当时各种动画片里常会有的主角，幼儿园也会教：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一蹦一跳真可爱。结果爷爷的同事灵机一动说，我们这里也有小白兔，你可以去看看。我忽然兴奋，觉得自己梦想即将成真，便跟着爷爷在小洋楼里一层一层地往下走，越走越能闻到浓烈的消毒水味，遇到的人也都逐渐神秘，无论穿的是什么，脸上总戴着个棉纱线织的大口罩。我觉得有点不妙，但门打开了，一排笼子对我展现，里面果然是小白兔，但它们首先看上去不白，有的腿上有伤，有的身体上插管，有的还在流血，其次它们的耳朵都耷拉着，根本竖不起来，更别提一蹦一跳了。一位口罩女士热情地和我爷爷打招呼，此时我内心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但爷爷并没有察觉，还在跟口罩女士介绍说，我孙女想来看动物。于是口罩女士抓起我的手，穿过兔笼子，来到一个平平无奇的白色柜子面前，打开抽屉。这回我真的一下就吓懵了，因为那是一抽屉不停吱哇乱叫乱扭的拥挤的小白鼠。口罩女士用戴着手套的手利落地拿出一只，小白鼠被提着尾巴，尖细地啸叫挣扎着，我一下就看出，它好像跟小白兔是亲戚，且它们在这里都过得很不好。但口罩女士亲切地说，来，送你一个礼物。我惊愕不已，但大人教过，别人送礼物一定要大大方方地接。于是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就接过了那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捏着它的尾巴看了一会儿，直接放进了口袋。说真的，如果这事放在现在，我一定做不到。但当我捂着口袋跟爷爷上了几层楼又走回他的办公室后，发生了更恐怖的事：那只小白鼠已经在我罩衫的口袋里一动不动了。记忆在这里给了我极大的福利，因为我并不记得最后是谁从口袋里帮我拿走了那只倒霉小白鼠的尸体，但总之我再不想穿那件罩衫了。以及我也不记得是谁在带我去洗了手之后，塞给我一只熟透的番茄，以资安慰。多年后，我翻开照相本，看到一张我拿着番茄哭丧着脸的照片，背景是爷爷之前工作单位的小楼。记忆的零食袋子猛然被撕开，就像邓布利多校长提出的问题一样：你情愿要番茄味的小白鼠，还是小白鼠味的番茄？

有一次我看斯皮尔伯格的一个采访，他说自己对年幼时美好的事物总是记忆模糊，能记得深刻的永远是那些吓人的事，且精准到那种恐惧的感受在多年后仍然能让自己心惊肉跳。我想我是和他具有相同体质的人，记忆中幸福的时刻是带着滤镜的，不太真实，人的脸都又白又平，但记忆中让我疑惑、震惊、恐惧的场面，到如今依然能带给我与当时一模一样的颤栗、鸡皮疙瘩和心跳漏拍的身体反应。比如在康定路892号二楼的那间浴室里，有一个古老的长着四个脚的浴缸。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少有淋浴，夏天我家大人会在天井里放一个大木盆，将我置于其中洗澡，且洗澡水里掺了我喜欢的花露水，还可以和我专属的塑料小鸭玩很久。那便是我愉快而模糊的记忆。但上海的冬天来临之时，便只能在朝北的二楼浴室里洗澡了。首先是小马赛克的浴室地砖冷得可怕；其次是浴室里装的日光灯总是坏了一边，灯管灰暗惨白；再次是为了取暖，有一只古早的红外线取暖器被专门放在浴缸边上，但不知为何我幼嫩的身体总是被无意中烫到一下。而长着四只脚的浴缸，是恐怖中的恐怖。因为倒多少现烧的热水进去，浴缸总能将其变为温吞。当我不得不被大人放进去的时候，水其实是凉的，我试图扶住的浴缸边缘更是冰的，还有一块是碎的。而这浴缸的形状更是使一个小孩会随时滑到底部呛一肚子水的。我就这样，在冬天的晚上，踮着脚站在这样寒冷的浴缸里，双手抓着滑溜溜的边缘，任大人一下一下给我搓着身体，只要主洗人用力稍猛，我就会滑倒一下，呛一口水。就这样，我一边哭一边完成整个洗澡过程，最后被毛巾包起来即将送出浴室的时候，还会因为大人的心急，而被取暖器烫一下伸在毛巾外面的脚。我因此永远对长脚的浴缸感到恐惧，觉得它们简直是邪恶的化身。在欧洲那些高级酒店里，这样的浴缸配上亮晶晶的水龙头，令我不寒而栗。但我也因此总对木头的浴盆有好感，去伊豆或者箱根，在露天的木质温泉池中，看树叶或花瓣掉落下来，这简直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有安全感的场面，就算当时掉落的，有可能是有毒的夹竹桃花瓣。

有一些记忆类似膨化食品，放进嘴里转瞬即无，只留下丝丝甜味或香气，你怀疑它未曾发生过，但那某一个画面或某一种味道却如此强烈地烙印在你脑中，让你在成年后禁不住要探究它的真实性。比如，也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总记得一个场景，在家旁边某个医院的二楼，楼梯拐角处有一扇窗户，我站在那里，看到了一片草地和吃草的奶牛。奶牛的黑白花和碧绿的草地在我的记忆中既清晰又迷离。这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静安区，这绝对是我的幻觉。但后来，当我对一个朋友诉说这个幻觉的片段时，她饶有兴趣地去查了历史资料，然后高兴地告诉我，这不是你的幻觉！康定路延平路那一带真的有个养奶牛的棚子。她也非常严谨地考察了地形。那个奶牛棚就在我家后面，但家里三楼并没有露台，所以不可能爬上去看，二楼的窗户被遮挡了，也看不到。我重申，在这个记忆碎片中，我记得自己是站在一家医院二楼的拐角，踮着脚往窗户外面看。她又查了一遍，结果大为震惊，说那是一家疯人院，但确实，如果我能看到草地和奶牛，那只能是在那间医院的二楼以上。这个调查结果让我真的毛骨悚然，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家里有什么人要去那里看病吗？朋友发来截图的资料，那是一张一九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二的《申报》，上面写：近数年来国人渐知牛奶滋补之益用者日多，需要日增。本场有鉴于斯，特向美国运来价值千金之纯种奶牛云云。且驻场总经理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学士，叫做尤志迈，牧场的名字则是“自由”。从二十年代起，你就可以向康脑脱路（现康定路）念九号（29号）自由牧场订购鲜奶或奶油了。解放后，这家自由牧场就变成了国营乳品农场，是七厂还是八厂我忘了，总之从家搬到康定路以来，可能从我爸爸开始，家里喝的都是自由牛奶，真是浪漫极了。但疯人院还是令我不能释怀，朋友做事地道，马上又发来现在这间医院的样子，上面赫然写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好像和过去的作用也没什么区别。我特地打电话问了大人，爸爸轻描淡写说，以前确实是疯人院，现在也是精神病院，但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改造成为老年医院，可能是你陪家里老人去看个普通门诊吧，有时候在别的医院开了药，我们也带你去那里打针，因为就在家旁边比较方便。很奇怪，除了站在医院窗户前的那一幕，其他我再怎么努力想，也记不起来了。朋友发来的照片上，这医院据说保留了一直以来的样子，顶上有在上海很罕见的绿色琉璃瓦，这我也完全忘记了。按理说，如果我在那里挨过针，那我总能多少记得一点的。打针也是小孩子最常见的童年阴影之一。我在青春期之前是个多病的小孩，一到天气转换就发哮喘，继而发展成炎症。但我记忆深刻的是另一家康定路地段医院，离我家稍微远一点，深藏在弄堂里面。那个医院的建筑结构很特别，一进医院先从侧面上楼梯，诊室像是原先的教堂改造的，小儿科里面有宽大的桌子和高高的百叶窗，一般总有十几个小孩子在里面齐齐哭闹或流鼻涕。经常给我看诊的是位头发花白的女性，唤做周医生。按现在的标准，周医生是个很酷的老太太，但那时候她就是我心中的瘟神。只要一接触到她，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偏偏那时候又很流行一有炎症就开青霉素。周医生的最高纪录是给我开了二十四针青霉素，我当堂嚎啕大哭，因为总是打，知道那种针药打屁股有多疼，但我还从没打过那么多，想来我的屁股会烂掉。那一次因为我哭得太凄惨了，我爸爸把我带到另一间诊室稍作休息，那里没有会开药打针的医生，只有七八个中学生在检查身高体重。他们坐在教堂里那种祈祷的暗色长条椅子上等候，很文静地说笑，很有大人样。我一下羞愧自己幼稚的哭声，慢慢停止了抽泣。那间诊室的高墙上还有一幅圣母像，我一边控制哭泣，一边向圣母祈祷，不想我的屁股烂掉。而这祈祷果然有用，最后我们在楼下有着绿色天棚的药房取到了二十四小瓶的青霉素，但我爸爸忽然就心软了，带着我直接回了家。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位周医生。

二○二三年，我父母要卖房，整理了一大箱子照相本寄给我。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了，但你恐怕还是会感兴趣。我其实觉得那句“我们不需要这些了”值得玩味。是什么样的人会认为自己彻底不再需要照相本这样珍稀的记忆载体，也有可能他们的记忆已经完全在脑子里了，照相本记录下来的反而会有些许失真。比如我就被老照片骗过。当时我奶奶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拿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给我看，问我这是谁。因为我自出生，便是公认和奶奶长得一模一样的孙女，而那时候一点点大的我，也对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根本没概念，所以永远都指着照片上穿旗袍的短发女孩说，这是我。接下来我奶奶玩得更欢了，她指向照片上另一个大一点的长发女孩问，那这是谁？我想了一会儿，想到了隔壁人家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儿，昵称大毛头，她总来找我玩，于是便煞有介事回答：这是大毛头。家人们哄笑，也不纠正我，反而经常拿着老照片跟我开这种玩笑。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记忆是被我奶奶侵入的，被篡改的，也是被扭曲的。类似我牢牢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爬上阁楼，翻看里面的樟木箱，结果找到一个木盒子，以为是什么祖先留下来的珍宝，结果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段人的辫子，编得整整齐齐，还系着红绳。后来这段记忆被拿出来讨论，我坚信我经历了这样的惊吓，但我奶奶说，这是她小时候遇到的事，翻出来一根某某亲戚在晚清时候的辫子，被吓得半死。我刚开始疑惑，我爷爷替我辩解说，这辫子被你妈拿到了康定路，确实也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在老太太过世后许久才彻底处理掉，俏俏小时候翻到也很正常。而我奶奶坚称，是因为她反复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最后就把这段辫子当成了自己的记忆。真的是这样吗？但毛毛的辫子，里面夹杂的几根白发，还有暗红色破旧的头绳，所有细节在我脑海里都如此逼真。自奶奶去世，我更无法与她核对那些记忆到底是我的，还是她的。而今我只觉得，肆意侵入也罢，刻意植入也罢，分不清我还是她也罢，我已经不再纠结这种祖母对孙女的小小恶作剧了。记忆流淌下来，在时间的长河里已经模糊了每一个站点，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那也是很好的。

上小学之后，因为康定路892号的房子频频出现老鼠，我奶奶坚持要搬出，去住比较现代的楼房。于是爷爷便将这套带天井的新里交出，换了在新公房里相连的两套两室一厅。要搬去的新家不远，就在延平路450弄，这也是我记忆清晰的门牌号。站在新家四楼的阳台上，同样可以看到一片大草坪，但已经没有奶牛了。那里最早是胶州公园，后来则是孤军营，谢晋元被关在那里，直至最后被刺杀身亡，这片绿地又被改名为晋元公园。我在阳台上对其望的时候已经是工人体育场，但基本没什么赛事，每天只有些中学生在那里踢足球。从上下楼梯各种隐秘小房间的康定路旧居搬到平层铺开的延平路新居，虽然敞亮了不少，也再无鼻涕虫和老鼠的烦恼，但生活中的悬疑依然存在。我的趣味转为一天天地在阳台上往外看，对面同款新公房里居住各色人等，透过窗户能看到各家每天的日常。比如六楼有个“哭册毛”，意即夜啼激烈的婴儿，大半夜能哭得一整个街区的人都听见。又比如四楼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经常开窗探头对上对下一通骂脏话，但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骂完了她并不关窗，我可以看到她的丈夫会温柔地过来给她捏肩膀。但过了几天，我看到这个丈夫的脸分别出现在五楼的某室和二楼的某间。我以为发现了厉害的真相，跟我奶奶说，这个人好有钱，他在一个楼里分了好几套房子。奶奶听我详细说完，黑脸说，不要管人家的事，不要在阳台上乱看，现在这个地方不比春江别墅了，有很多棚户区出来的人，素质很差。我马上伶俐地辩解，我主要在阳台上看猫。确实，我也并不觉得人有多好看，至少不如猫的行为有连续的故事性。我家的楼和对面的楼中间隔了一个大大的平房屋顶，野猫在上面自如地晒太阳，且每年都会准时嚎叫、准时找到新伴侣、准时生下一窝小猫，然后小猫又会消失不见，最后留下的永远都是那只老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