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作者: 陈世旭

未知的世界

你先后转来的一位作家朋友“坐禅时见到如来佛”的视频和另一位在寺庙讲经的文档都收到了。

谢谢你的好意。视频我不会看的。每听人说他或她通灵,我一律付之一笑。作家因为艺术思维枯竭,转而从宗教另寻代偿,不乏其人。可以理解。我都保持尊重,也保持距离。

我不喜欢寺庙和寺庙样的建筑。后来知道,这叫“没有佛缘”。我认可。每有参观寺庙的机会,我总是站在外面等着同行的人。某次因为等得太久,我忍不住说了句粗话,一位同行厉声制止,说你这样得罪菩萨会遭报应的,并且举例:他认识的一位画家答应给一座寺庙作画,其他画家都兑现了承诺,只有他忘了。直到一条腿痛得迈不开步子,看了无数医生都不见好,忽然想起他欠那庙里一幅画,赶紧画了送去,过几天,那条腿不治自愈。

我颇困惑。一次省里开会,代表中有各界人士,我以此请教一位寺庙住持,他“呵呵”笑起来:“施主施与不施,悉听尊便。自身不适,与佛何干?”

我深以为然。不是说菩萨慈悲为怀吗?这么一点不敬就要报复,这样的菩萨还是菩萨吗!与此相对应的是,媒体上时有贪官为消灾免祸“烧头香”、暗中捐巨款给寺庙的报道。果真灵验,菩萨岂不是贪官的同谋?大连作家邓刚讲过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庙门外一小孩问一妇人:小姨家那么穷,还送那么多钱给菩萨,菩萨真能让她生儿子吗?那妇人吓坏了,痛打儿子。一直闭着眼睛蹲在旁边的一位老和尚忽然说:这位大姐,你错了,这孩子对了。

在大学认真念了两年宗教课程,多少知道了一点皮毛。任何经典,只要是人写的,就都是世俗的见识。拿“天书”“神谕”说话,本身就没有底气。许多事其实都是常识。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摩尼并没有自封为佛,也从来没有说要成佛。所谓“佛”,印度语的意思是“觉者”,即“有觉悟的人”。觉悟乃是人的常态,并不是要“达到”的某种目标,而恰恰是依据自己内在的力量从任何外界的教条中脱离出来。以某种“目标”诱导人是一种古老的诡计。在网上见到某位被各种媒体热捧的“高僧”的教训,说“人最大的迷妄是不知有来生”。作为对佛的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迷妄。大小乘的戒律很多,但对大乘在家行者来说,莫过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一个人诸善奉行、诸恶不作,“此生”就是“来生”,“此岸”就是“彼岸”。真正向佛的人只问耕耘,不问前程。释迦摩尼临终再三吩咐:“我什么法都没有留下!我什么都没有说过。”他再三强调“放下”“灭度”,让人放弃对“佛”的“执迷”。而世人对寺庙、菩萨和明星“高僧”的盲目崇拜、事佛者掠取信众钱财之类末法乱象,与释的精神背道而驰,最终只能损害佛教的声誉。此所谓“灭佛者,佛也”。

自称皈依了佛门的人,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对佛经一无所知,只会向人展示腕上的珠子在哪座宝刹开了光,自己被哪位高僧收为了俗家弟子等等,总让人觉得是赶时髦。以我的理解,所谓“皈依”,是皈依佛,皈依佛的宗旨,不是对某座寺庙、甚至某个僧人的人身依附。在佛教里,“和尚”不过是“导师”的意思,“罗汉”不过是佛学学者,都是帮助信徒了解什么是“佛”的人,是“佛”的“仆从”,并不是佛的代表,更不是佛本身。信徒们给佛上香、上供、贡献钱财,僧人以之维持寺庙和僧众的生存,“安僧护教,弘法利生”,回报社会,多少说得过去,要求所有寺庙和僧人都像当年的百丈禅师戒律的那样“农耕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打着佛的旗号以各种方式敛财,像俗世富豪一样锦衣香车,招摇过市,这就很难说是“奉佛”,而是把“佛”当商品了。握有某种权力的人常常把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当成对权力拥有者的崇拜。西方的教士和东方的和尚,为上帝和佛代言,把自己当成上帝和佛,与世俗社会殊途同归。这样的“高僧”又有什么可“皈依”的呢?将“信佛”作为一种时髦加以炫耀,不过是一种俗世的虚荣,与声称以禁欲为戒律的佛门又何缘之有呢?

我以为当一个人说他皈依了某寺某法师,他就在囚笼中了。所有的宗教信念、教条和仪式,都意在改变他人、取消他人体验自己内在智慧的可能性。即便讲“成佛”,也指的是成为普通的人,最可靠的“法门”是亲自验证。一个人在心理上不依赖任何人、任何环境,不轻易接受未经自己探索和理解的某种“真理”,真正爱自己的生活,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这是释迦摩尼给世人的真正启示。

与世俗社会一样,佛门也是千差万别的。俗话说“地狱门前僧侣多”。许多“佛寺僧侣”与释家其实风马牛不相及,多是当事者用宗教的名义制造迷信控制思想进而牟利的手段。当然,也有虔诚的信仰者。见到过一位广有影响的佛教大法师,自幼贫苦,成年后发愿投身慈善事业。她住持的寺庙没有堂皇宝殿、威风菩萨,而有一所恢弘庄严,医疗设备、水准均属一流的现代医院,免费救助了无数贫病孤苦者。请教她对“宗教”二字的解释,她说“宗”是生活的宗旨,“教”就是把“宗旨”告诉大家。

我非信徒。也不知道她所“宗”何“旨”,但对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心怀敬重。一个人能舍弃自身的幸福,全心全意救苦救难,这样的人就是“佛”,就是“菩萨”。“普度众生”是精神的拯救,但对肉身的拯救也是“普度众生”题旨的应有之义。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中,那些非亲非故伸出援手一次次将我拔出困厄的人,也就是“佛”,就是“菩萨”。“佛”和“菩萨”不在虚无缥缈中,就在人世间,就在生活中。

回到前面的话题,一切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的,都只能存疑,有可能是善意指点,也有可能是恶意欺骗。我同意康德说的:超出我们的逻辑框架去认识事物本质是痴心妄想。

未知世界永远比已知世界广大。面对未知的世界,无疑应该保持谨慎和谦卑。我们可以做的是:一,认清自身局限;二,努力扩大已知的边界。对超出自身能力以外的事情可以想象,却不必迷信任何妄念臆说。

当然,人各有所好,别人无可非议。你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多,不像我长期生活在落后地区,封闭保守。你信这些,我无意反对,作为老友,只愿你从中得到真正的心灵平静。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需要序言

老弟请我为小说作序,是看得起我。但我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最好不要请人作序。我这辈子出书不多,没有一本请人作过序。早年有家出版社打算出我第一本小说集,让我找一位他们指定的名家作序,我当时就谢绝了。出版社当然是为我好,但小说好,用不着序言说好;小说不好,序言说好有用吗?结果那本书没有出。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后来出的书,有一两本是自序,最近出的一本随笔集,用了一位名作家四十年前还不是名作家时的旧文做了“代序”,那旧文基本说的是我写作的没出息。

作序当然并不一定是“人之患”,我也给人作过序,但他们都不是文学同行,我说的也都不是跟文学有关的话。

我以为,作家最好让作品说话,不必借重任何人,行就行,不行拉倒。有一年参加文学评选,请名人作序的参评作品我一概不看(不一定对),那只能证明作者自己先就没有信心。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忠告,建议你自己写一个前言,讲讲写这部作品的追求和甘苦,应该对读者更加有帮助。

以上看法供你参考。祝创作丰收!

写作风格

成熟的作家,大作家,才谈得上“风格”,像我这样的,发表作品都蛮难,离“风格”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不过我可以说说对“风格”的看法。

“风格”是作家的追求,却也有可能成为作家的陷阱。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认准一种“风格”,结果语言、结构僵化,成了一个模式,看一篇就不用看其他的了。真正的大家是不会受所谓“风格”束缚的。

苏东坡的幕客,比较柳永词和东坡词,说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苏东坡很享受,为之“绝倒”。他显然因这种阳刚阴柔之分感到自豪。其实他写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春景》),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的浅斟低唱吧?而柳永词“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又何尝不是豪气干城!辛弃疾以沉雄胜,却也曾有“罗帐昏灯,哽咽梦中语”(《祝英台近·晚春》);李清照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唐朝的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何等清淡,“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老将行》),又何等壮烈;更早的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也有“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轲》)。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你还年轻,不必过早操心“风格”之类的事,德国大作家歌德有句话很值得记取:“不要过早停止自己的发展时期。”

停止了,凝固了,也许本来会有的更好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了。

阿谁教你

成家生孩子之前,认真读过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对把父亲视为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深恶痛绝,主张以“幼者本位”取代传统的“长者本位”,父母对子女的爱应基于自然的情感而非恩典,父母不应以“恩典”之名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而应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等等,我铭记在心。

在北京上文讲所,妻子寄来儿子半岁的照片,晚上散步时,几个走得近的同学问我对儿子的期望,我说只希望他一辈子活得轻松,别像我这代人这样辛苦。

儿子上学后,我反反复复给他说的就是三个词:

一,健康。在学习与健康之间,健康第一位,不能因为学习损害身体。

二,聪明。遇事不盲目跟在别人后面跑,能自己管理好自己。

三,快乐。任何时候都不灰心丧气,保持好心情。

除此之外,我再三对儿子说:记住,我不光是你老爸,也是你最亲近的朋友。从来就没有怎么管束过儿子,在路上看见家长拉扯着跌跌撞撞的小孩背诗词、英语、九九表,心里很为那孩子难受。学龄前儿子被他母亲带去过一个绘画班,结果只去上了一节课。回来,他自己端个板凳坐在阳台见什么画什么,之后想到就画,没想到就玩别的,零零星星地一直持续到去外地上大学。我做的就是在家里的墙上给他开一个“画廊”,随时贴上他那些涂鸦。觉得好的,装上镜框,至今还是我们家的装饰。其中好些用来做了我一本随笔集的插图。

然而,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是违背了给自己规定的做父亲的原则,用一个耳光迫使他接受了我对一道数学题的解法。结果作业判下来,我错了,而他当时满含眼泪被迫放弃的想法是对的。这唯一的一次对儿子的专制,令我遗恨至今。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强制过儿子:没有要求他在班上必须拔尖,不强求他参加任何的补习班、兴趣班,以及各类“竞赛”,不建议他争取“跳级”、上“少年班”、竞选班干部,高中分科、高考填报志愿、去外地上学、择业、成家,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只要他自己觉得好,我就心满意足。最多是随他的成长给他编顺口溜,他爱听不听:

用功不刻苦,上进不冒尖。踏实每一步,中等略靠前。

大学应该上,不必最有名。专业凭兴趣,主要是高兴。

将来选职业,首选是合适。能挑一百斤,最多挑八十。

光宗与耀祖,统统是屁话。不羡龙飞天,也不做蛇爬。

不看成功学,更不喝鸡汤。做个正常人,就是好儿郎。

利己不损人,同流不合污。为善不作恶,行事不糊涂。

健康最宝贵,快乐第一位。有得必有失,把握进和退。

这些想法和做法,自然不足为训。所有做父母的都有自己对儿女的期待和教育方法,许多人觉得我胡扯是很自然的事。但也有好奇的。一位做领导工作的邻居,在家里的墙壁贴满了名人名言,每天督促孩子背诵,背熟一批再换一批,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他于是很真诚地希望知道我的“教子秘方”,我不便推脱,又不知该说什么,就半开玩笑地讲了一个从杂书里看来的故事:

昔有一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轨则。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老宿外归,遂去问讯。老僧怪讶,遂问童子曰:“阿谁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唤其僧来,问:“上座傍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伊?快束装起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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