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本文为《史记·游侠列传》之序。在序中，太史公司马迁以多重映衬、反复咏叹之法，着力刻画出游侠伟岸的形象，热情讴歌他们重诺轻生、捐躯赴义、谦退不伐的高尚品质，并对他们长期以来遭受到的历史不公、世俗误解、儒墨排摈以及君主迫害等种种遭遇，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而其中，自然也蕴含着他的身世之悲。故读此序，我们不仅可领略游侠之风采，更可窥见太史公生平之际遇，感受其人格魅力与文章力量。
为何立传：实录历史，史官之责
序文与传记紧密相连。故欲读本序，需先明白太史公为何要为游侠立传。
游侠，诞生于春秋之世——其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宗法衰落而井田瓦解，于是部分士人被迫脱离原有的土地秩序与宗法关系，开始游走于世。而其中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成游侠。如序中提到的延陵季子，他出使途经徐国时，内心已许下将宝剑赠予徐君的承诺。待他完成使命返程后，徐君却已离世，但延陵季子并未违背“心诺”，而是将宝剑系于徐君墓前才离去。故延陵季子虽为吴国的贵族，却堪称游侠“已诺必诚”精神之远祖。由此也可大致推知，春秋时其他游侠行事的风范。
战国之时，天下分裂，诸侯力争，游侠之风大盛，四公子好客养士，扬波助澜：鸡鸣狗盗之徒尝助孟尝君脱身虎狼之秦，侯嬴、朱亥则辅佐信陵君窃符夺军、存赵却秦——游侠，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及至秦汉之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任侠之风更是炽盛不已。汉高祖刘邦轻财尚义，豁达大度，纵役徒、斩白蛇，勇武不羁；赵王张耳追慕信陵，好养门客，甚至连刘邦也曾出其门下；留侯张良少时结交豪杰，为韩报仇，于博浪沙中刺杀始皇，后又于下邳间藏匿项伯，为日后鸿门宴中刘邦化险为夷结下善缘。
汉初，天下初定，法网疏阔，侠风未息。上至王侯将相，如季布、季心、汲黯、窦婴、灌夫等辈，下至闾巷布衣，如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均尚气任侠，闻名天下。然自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以来，游侠群体便遭到无情的打击，而大侠郭解首当其冲，惨遭族灭。而自郭解死后，侠风稍衰，几无可称道者。
而太史公身处汉武之世，距离游侠兴盛的年代并不遥远，上述许多游侠之事，他耳闻目睹，均有所了解，即所谓“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更何况在他二十岁周游天下之时，便曾了解到不少游侠遗事。如他经过薛地，见“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问其缘故，得知这是因昔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所致；游至大梁，又特地求问当年侯嬴看守夷门的情况，得知所谓的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
总之，太史公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及身之所历，敏锐地洞察到游侠为春秋至秦汉时期重要的社会团体，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与异乎寻常的历史价值。故为游侠立传作序，是史官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的职责所在，充分体现了他的“良史之才”。
为何颂侠：李陵之祸，交游莫救
然而，对于游侠，太史公显然并不满足于客观的记述，而是对其倾注了一片深情。何则？这与他遭遇李陵之祸，而交游莫救密切相关。
天汉二年（前99），将军李陵率五千步卒与匈奴八万铁骑于浚稽山遭遇，随后双方展开了激战。虽汉军转斗千里、殊死力搏，但终因矢尽道穷、救援不至而战败投降。消息很快传至汉廷，武帝听说李陵未死反降，勃然大怒。群臣见状，均望风使舵，纷纷指责李陵之罪。朝堂之上，唯独太史公挺身而出，盛言李陵不过是形势所迫下的伪降，日后必当报效汉朝。然而武帝盛怒之下，认定他是为李陵开脱，并变相指责本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是自己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救援不力，于是将太史公下狱治罪。
当时，武帝连年征伐，国用不足，故允许臣民交钱赎罪，以充实国库。但太史公“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且“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当此厄困之际，虽说他还可以选择自尽以保全尊严（《汉书·贾谊传》：“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但他为了继承父业、完成史著，最终还是选择含垢忍辱，接受宫刑而活下来。
正如唐介轩所说“史公自伤莫救，借题发愤，抑扬顿挫，寓意良深。”（《古文翼》）正因他突遭李陵之祸，所以他对人生充满感慨：“且缓急，人之所有也”，并排比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以及孔子等圣贤遇险遭难的故事，以此说明圣贤尚且难免于厄困，更何况那些“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的普通人？他们的遇害又“何可胜道哉” ！也正因他遇祸时交游莫救，所以他才高度赞扬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以及“为死不顾世”的义行壮举——或许他曾设想过，假如自己结识游侠，那么遇祸时便可委命其人，静待其寻觅生机、存亡死生，一如大侠朱家“阴脱季布将军之厄”，而自己或许就能免受宫刑之辱了。
而当太史公接受宫刑之后，自觉身残处秽，已沦为两性的异类、士大夫的异类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异类。而游侠作为社会失序的产物，既游离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又被视作“三游”之首，号为“德之贼也”（荀悦《前汉纪》：“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同样不为传统社会所容。与游侠相似的命运，让太史公“感身世之戮辱”之余，对游侠的遭遇心有戚戚焉。如他悲愤于闾巷之侠饱受世俗误解、与暴豪之徒相提并论，“余悲世俗不察其意”；遗憾于古之游侠湮灭不见，直言“余甚恨之”。所以他决意要“传畸人于千秋”，如此一来，既能弥补古之游侠靡得而闻的遗憾，又能为游侠正名发声，破除世俗对他们的误解；还能借助游侠的事迹与精神，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因此，本序既有史家实录之精神，又饱含诗人炽热之情感，真可谓是“成一家之言”。
其文曲至，百代之绝
本序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备受赞誉，其文意曲折、回环往复的特色尤为突出，前贤对此多有论及。如董份称其“咨嗟慷慨，感叹惋转，其文曲至，百代之绝矣”（《史记评林》引），浦起龙赞其“以予为夺，以低为昂，进退周环之间，费尽经营惨淡”（《古文眉诠》），而吴见思亦称“层层回环，步步转折，曲尽其妙”（《史记论文》）。为何序文如此婉转曲至？这是因太史公以多重映衬之法塑造游侠的形象所致。而文中的多重映衬可分为“以儒衬侠”和“以侠衬侠”两个方面。
以儒衬侠，即借儒生的形象凸显游侠的特质，可分三点
来看。
一是以闾巷之儒的君子之德衬闾巷之侠的侠客之行。序文开篇，太史公引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之论，为以儒衬侠埋下伏笔。他指出，历史上儒生与游侠都曾遭遇不公，但儒生的命运显然更为顺遂，“多称于世云”。随后，太史公将儒生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俗儒”，他们“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如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就特别擅长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以满足武帝外儒内法的统治需要，进而位极人臣——此辈“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另一类是“闾巷之儒”，如季次、原宪，他们身居陋巷，不苟合世俗，而“当世亦笑之”；他们虽“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但因其“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故“死而已四百余年”，弟子仍“志之不倦”。
在刻画完闾巷之儒的形象之后，太史公笔锋陡转，开始称赞起如今游侠美好的品质，他们的行为“虽不轨于正义”，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故“盖亦有足多者焉”。
可见，太史公从儒侠并举出发，先以儒生之多称于世，暗示游侠的蹇滞无闻；再以俗儒之富贵亨通，衬出闾巷之儒之高洁傲岸；再以闾巷之儒此种君子之德，衬出闾巷之侠的侠客之行亦有可贵之处，从而使游侠的形象更为高大巍峨。此外，复以俗儒的名著于春秋、闾巷之儒的传之无穷，衬出闾巷之侠的没世无称，而太史公对游侠的同情与赞赏，也尽在其中了。
二是以儒生道德之虚伪衬游侠道义之真实。下来，太史公先以人生缓急有常，儒家圣贤尚且遭难为例，证明游侠存在之必要，并暗示了儒生亦有仰仗游侠之处。接着引用鄙人之谚与《庄子》之言，指出“仁义道德”为统治者所定义，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伯夷耻周，不食周粟，却饿死首阳；周文王、周武王以暴易暴，推翻商朝，声誉却并未受损；盗跖、庄暴戾恣睢、无恶不作，但他们手下反而对其诵义无穷。这无疑暗示了，当“仁义道德”为统治者所操纵而变得虚伪不堪时，游侠的私力救济反而“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史记评议》），所以统治者打击游侠并非正义之举，而游侠的道义也自有其真实性与正义性所在，故值得载于史册、大书特书。
三是以闾巷之儒事功之微薄衬闾巷之侠事功之瞩目。太史公指出，俗儒虽热衷利禄、与世沉浮，但客观上亦颇有事功。如公孙弘曾“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汉书·公孙弘传》）。而闾巷之儒“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虽能独善其身，却无法兼济天下，事功微乎其微，反倒显得无足轻重起来。而此时，闾巷之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其事功之瞩目不言而喻。故太史公感慨“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最终得出结论：“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至于以侠衬侠，即是以其他“侠客”的形象凸显真侠的本色，可分两点来看。
先是以卿相之侠衬闾巷之侠。卿相之侠如战国四公子者，他们凭借王者亲属的权势，卿相有土之富厚招揽天下士人，显名诸侯。但这好比“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不过是因利乘便罢了。而闾巷之侠，处乡曲、着布衣、居陋巷，无权无势无财无土，却依旧“修行砥名”，并“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相形之下，闾巷之侠为侠是多么的不易，“是为难耳”！
次则以豪暴之徒衬闾巷之侠。自然，侠客尚武，而武可救人，亦可杀人。而豪暴之徒，他们依仗武力，朋党比周、设财役贫、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而闾巷之侠则使武有节，以武振人，故对于豪暴之徒这等黑恶势力，闾巷之侠“亦丑之”。太史公不仅划清了二者的界限，而且还以豪暴之徒之邪恶，衬出闾巷之侠之正义。诚如李景星所言：“后文又以卿相之侠形出布衣之侠，而更言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士不同，以终一篇之旨，意思最为深厚，评量极为公允。”（《史记评议》）
总之，太史公通过以儒衬侠、以侠衬侠的多重映衬之法，使文意曲折，文气矫健，抑扬顿挫，充满张力。既抒发对游侠的复杂情感，又成功刻画出理想游侠的形象：在品德上，他们言出必践、廉洁退让、讲仁求义，与闾巷之儒各擅胜场；而在事功上，他们赴士厄困、为死不顾，却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远胜于闾巷之儒多矣；至于栖身陋巷而砥节砺行，身怀武力却能振穷周急，则足以让其傲视卿相、愤耻豪暴——如此游侠，岂能不让人在千载之后，犹然为之动容改色？而班固讥诋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岂不过矣？！
一唱再六叹，慷慨有余哀
吴楚材、吴调侯点评本序称：“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古文观止》）若说反复映衬是曲折形侠，那么本文另一大特色便是反复赞侠，一唱六叹，慷慨多情。
哪六赞？一赞“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盖亦有足多者焉”，抑扬并举，史笔严谨；且“盖”“亦”二字，虽为揣测口吻，但却在更深层上表达对游侠的赞美。二赞“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连用“而已”“也”，曼声长吟，抒发着太史公对游侠的深情咏叹。三赞“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以“岂非”反问，反诘之意相当强烈，凸显出太史公对游侠的无限推许。四赞“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一“又”字，无疑加强了感叹语气，使其对游侠之义的赞美更上一层楼。五赞“莫不称贤，是为难耳”，以双重否定“莫不”强调游侠所受赞誉之广。而六赞“虽时捍当世之文罔……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虽……有足称者”的转折句式与首赞遥相呼应；而“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则为太史公对游侠的再三嗟叹，蕴含着他对游侠的无限深情。
总之，太史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句式反复赞叹游侠，笔法灵活，感情真挚，抒情强烈，而他对游侠的仰慕，真可谓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纵死犹闻侠骨香
太史公成功了。
他在序中塑造的游侠形象与标举的游侠精神，使游侠流芳千古，不仅从此摆脱了湮没无闻的命运，而且还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影响深远、沾溉无数。
在侠客形象上，自《史》《汉》传游侠之后，魏晋以来，颂侠之声不绝于耳。如曹植笔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儿，让游侠形象从赴士之厄困升华至赴家国之难，成为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先声；干宝《搜神记》中李寄斩蛇的勇敢以及三王墓传说的悲壮，既展现了侠客的勇武，又为侠增添了几分奇幻的色彩，后者更是被鲁迅先生新编为小说《铸剑》。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勾勒出盛唐游侠的潇洒不羁；李白“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则追摹史公，以儒衬侠，流露出对游侠的推崇。至于唐传奇中，柳毅为饱受欺辱的龙女传书，昆仑奴义助崔生与红绡终成眷属，则尽显侠骨柔情；《水浒传》里鲁达义救金翠莲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真真“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金圣叹语）。近现代文学中，平江不肖生、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作家笔下的大侠，或快意恩仇，或心怀家国。这些侠客形象无不可溯源于本序，显示出太史公对侠客形象塑造的开山之功。
至于在侠客精神的继承上，太史公提炼的游侠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如“言必信，行必果”的信义精神，如今已成为我国外交时常引的名言警句，彰显着“一诺千金”的泱泱大国风范；而“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义精神，在当代社会又转化为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公民自觉，激励着我们坚守正义、见义勇为。从大灾大难中逆行的身影到日常生活的凡人义举，无不深受游侠道义的影响。可见，侠客精神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民族最动人的底色，由此观之，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钟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