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的“工具书”

毛泽东自幼就喜爱读《水浒》，直到1975年，因患眼疾不能看书了，与身边同志谈到《水浒》时，他还侃侃而谈。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毛泽东阅读《水浒》远远超出文学欣赏。他通过对原著内容的提炼和升华，将其精髓融入时代变革，让这部描写古代农民起义的作品，在中国革命中发挥出罕见的古为今用的效果。在毛泽东眼里，《水浒》不仅是一部小说，他从中读出革命道理，读出哲学思维，读出政治思想，还把它当作反面教材，读出历史的逻辑。

革命眼光看《水浒》

毛泽东读私塾时，《水浒传》被塾师视为“坏书”，他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因为是在最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1906年，毛泽东曾一度辍学务农，但他还是继续读书。“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和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些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

不开。

《水浒传》描绘的根本史实就是“官逼民反”，这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

在延安时，毛泽东看了根据《水浒》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两位编剧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常把逼上梁山的故事与他一生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时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并且来了游击队。” 1939年12月21日，在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1964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成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传》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多外交场合，毛泽东反复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1960年5月，毛泽东同亚非拉朋友谈话时说：“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了。” 1966年6月10日，他曾对越南领袖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哲学眼光看《水浒》

《水浒》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有许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毛泽东曾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这也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大

特色。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注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来阐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代表的都是农民阶级利益，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水浒》为例：“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这里讲的“无产阶级利益”即为农民利益，因为毛泽东在当时的表述中对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还没有加以区分。毛泽东认为，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水浒》故事来印证和阐发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水浒》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发表评论并宣传它的意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1937年写《矛盾论》时，他在讨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到革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时，毛泽东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又说起“三打祝家庄”。他认为单单采取合法斗争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打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59年，为了克服“大跃进”期间犯的主观主义错误，他在郑州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一打”时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时拆散三庄联盟，结成了统一战线问题；“三打”时孙立假装投降，解决了内部斗争问题。由此引申出来的现实要求是：纠正“大跃进”在工作方法上的失误，要从调查研究入手去解决，要让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政治眼光看《水浒》

毛泽东特别注重《水浒》的一些细节和情节描绘，善于把握人物性格，分析梁山好汉在组织、政策、战略、战术以及人员构成诸方面的特征，从而有意识地引申出一些具体的经验教训，来帮助判断和解决现实问题。

1930年5月，针对红军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

的吗？”

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敌人时，毛泽东指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薄一波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为了提倡领导干部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拼命精神，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在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时，他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鲁迅曾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写道：“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1973年末，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水浒》的观点是颇为一致的。

1975年8月3日，毛泽东对芦荻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传》中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已指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教授、副院长，现韶山干部学院外请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