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施政优长

贞观十四年（640），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即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故宫博物院。

唐玄宗开元前期，史学家吴兢认为太宗时出现的“贞观之治”法良政善，“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具有重要政治智慧和施政优长，遂根据当时国家史馆所藏实录、国史等撰成《贞观政要》一书。该书共十卷四十篇，“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分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篇目，系统记载了贞观之治所形成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丰厚施政遗产，目的是为玄宗君臣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今天，我们对该书予以阅读分析，可以看出贞观之治具有突出的施政优长，至少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一、“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官员任用上的恢宏度量

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理”，高度重视官员尤其是朝廷官员的选拔任用。又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 在此思想指导下，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和马周的重用，颇能展现他在官员任用上求贤若渴、大度容人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起兵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说不应因私仇杀一国之壮士。李世民为他求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和国土开拓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靠窦建德，再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太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权的斗争日趋激化之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表现得不卑不亢，气概非凡。唐太宗“改容礼之”，捐弃前嫌，擢拜魏徵担任谏议大夫，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对唐太宗进谏最多，前后论及二百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贞观之治的施政清明，影响并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

马周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穷困潦倒，但勤勉好学，满腹文才，当过地方小吏，数次受人侮辱，郁郁不得志。后来，马周徒步自博州（今山东聊城）到达京城长安，闻听中郎将常何乐善好施，遂成为他的门客。贞观三年（629）六月，唐太宗要求大臣们上书言事，征求治国方略。常何武将出身，不知所措，马周乃代其上书，谈到二十多件事项，皆切中当时要害，得太宗激赏。常何出身行伍，文才不备，太宗询问其事情真相，常何俱以实答。知道真相后，太宗立即征召马周，“凡四度遣使催促”，破格擢拔马周担任监察御史要职。马周因政绩突出，最后官至中书令，成为宰相，对贞观之治贡献良多。

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国策制定上的集思广益

贞观二年（628）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主张在国家政策制定上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政见。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认为是治国之道。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萧瑀谈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其是一个勤于朝政的好皇帝。唐太宗说他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并说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自己虽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皇帝是不可能以一人之智进行决断处理的，而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求大臣们“直言极谏，以相匡弼”，并表示“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鼓励大臣们积极进言献策，自己则要择善而从。

这种真诚的进谏、纳谏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国家政策的制定常常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之治的集思广益的优良政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关键是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这显然是国家施政上的一种包容和成熟，一种豁达和开放。

三、“国家法令，惟须简约”：立法执法上的宽仁简约

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

唐太宗还提出“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的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修撰《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朝法律在立法执法上的宽仁简约，很好适应了人心思定的意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四、“朕以天下为家”：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上的仁和

宽厚

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以天下为家”，“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认识和思想，凸显了他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唐太宗还说：“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表现出宽阔的胸襟和责任担当。

以这种思想和胸襟为指导，朝廷在贞观时期推行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贞观四年（630），唐朝征服东突厥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留居的突厥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行了羁縻府州制度。这种政策和制度很快便取得良好成效。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修建了一条“参天可汗道”，并“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以方便觐见唐朝皇帝。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又形成了周边诸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朝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与诸民族政权的和亲政策，以婚姻亲情方式加强与周边各民族的“一家亲”关系。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完婚，成为妇孺皆知的民族联姻佳话。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诸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场景，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大唐天子。唐朝以其无与伦比的昌盛和开放，“协和万邦”，彰显着对社会发展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也为唐朝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