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胜反忧，有德者昌

《群书治要·淮南子》

赵襄子使攻翟而胜之①，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②，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三日而减。飘风暴雨③，日中不须臾④。言其不能终日。今赵氏之德行无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

【注释】

① 赵襄子：即赵无恤，春秋末晋国大夫。翟：同“狄”，周代北方地区民族名。

② 一朝而两城下：指取老人、中人二城。老人、中人，为翟国的两座城池。

③ 飘风：旋风，暴风。

④ 须臾：顷刻，瞬间。

【译文】

赵襄子派人进攻翟人取得胜利，襄子正准备吃饭而面露忧色。左右亲信说：“只用一个早晨就攻下两城，这是人们所欢喜的事情。如今您面有忧色，为什么呢？”襄子说：“江河如此浩大，洪水猛涨不超过三天。三天就会衰减了。狂风暴雨，在一天之中不过顷刻之间。是说不会持续一整天。如今赵家的德行没有多少积累，一个早晨就攻下两城，灭亡恐怕要到我这里来吧？”孔子听到这件事之后，说：“赵家大概是要昌盛了吧！”

【解读】

中国人自古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从何而来呢？古代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将其称之为“天道”。《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并非虚玄，一一都有事实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等。从这个道理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一盈一虚，一盛一衰，一消一长。古人常用太极图表示天道变化的规律：太极图一分为二，有半边是白，半边是黑，半边白中有一个黑色圆点，半边黑中有一个白色圆点，象征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中间有一界限；如果过了这一界限，意味着阴阳失去平衡，就会引起变化，即“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从这个规律推察人事，亦是如此。例如，国家的兴与衰、治与乱、安与危，也是在变化之中，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是在对天道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忧患意识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周易·系辞》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只有在身安时不忘危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才能真正实现身安国保。历史上贤明之君因心怀敬畏政权得以保存，亡国之君自诩不会灭亡却难逃覆灭命运的事例并不鲜见。秦始皇最初平定六国，据有四海，自恃关中地势险固、城防坚固，子子孙孙可世代称帝称王，基业万世长存，但最终秦朝却二世而亡。唐太宗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且时刻以亡隋为鉴，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最终成就贞观盛世。

赵襄子一朝攻下两城，得胜反露忧色，正是因为他深谙忧患之道。《周易·既济》卦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在事情取得成功之时，不可忘形骄纵，仍然要坚守中正，节制戒惧，勤修德行，提防可能发生的忧患，方能做到无危。《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要想事先做好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就需要了解治理国家存在的隐患。那么，要忧虑哪些事情，以保家国天下呢？

第一，担忧治国之策是否合于道。古人饱读经史，深明前人成功之经验，失败之教训，认识到天有恒而命无常，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治国首先要合于道。《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桀纣自恃天命永存，肆意妄为，不修德行，最终导致亡国。《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德行显著，故天命之以为王也。因此古语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城郭沟渠、兵甲勇力、博地多财，都不足以使国家安定太平，只有“道”才能备患于无形，使国家大安大荣。应当依循大道，制定安邦定国的政策。

第二，担忧为政者是否具备应有的德行。《六韬》云：“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可见，君主是否仁德，是治国忧患所在。《群书治要·汉书》记载，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御苑、车骑、服御都没有增加，有不便民之事，立即废除以有利于民。他曾想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预算，得知造价需百金。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继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愧对先帝，何必要筑露台！”文帝一生厉行节俭，体恤百姓，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社会日趋安定。景帝因之，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第三，当忧虑是能否得到贤人辅佐。《群书治要·尸子》云：“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孔子家语》云：“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政首要任务就是获得贤才，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唐尧和虞舜两位圣君尊崇选拔任用贤能之士，因而国泰民安，远方来朝，国现祥瑞。商汤以伊尹为相，文王、武王任用姜子牙和闳夭，周成王任用周公和召公，因而国家大治。吴王夫差用大宰嚭而灭，秦朝皇帝任李斯、赵高而国家灭亡。得贤安昌，失之危亡是不变的历史规律。

第四，当忧虑为政者是否能够虚心纳谏。君主广纳谏言，兼听则明，德行会日渐广大，国家也进而得到治理。相反，如果为政者只听奸佞之语，偏听则暗，昏庸愚昧就会与日俱增，言路被蔽塞，使下情不能上达，当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民就会起身反抗，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乃至走上覆亡的穷途。周成王虚心接纳周公劝谏，谨慎治理国家，不敢任性放纵，终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商纣王天资聪明，办事敏捷，力大过人，但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听不进去任何建议，比干尽力劝谏，结果却被他剖心，最终导致身死国丧。

第五，百姓是否安定亦是治国应当忧虑之事。君主对待百姓就如同处理伤口一样小心翼翼，唯恐惊扰到他们，国家则会兴盛；君主看待民众就如同草芥一样低贱，国家则会衰亡。《群书治要·新语》记载，鲁庄公大兴土木劳役，与百姓争利，骄奢淫逸，将民力消耗在不急之务上，国家困于财用，百姓衣食窘迫。最后被诸国讨伐，贤臣出逃，奸臣乱权，鲁国陷入危亡。《孔子家语》云：“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存则社稷存，人亡则社稷亡，因此是否做到爱民如子，以民为本当是治国应忧之处。

《孟子》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古就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就能备预不虞。在当今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复兴的阶段，更需要领导者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要以史为镜、鉴往知来，不断完善社会治理，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