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

哥又来了，提着继父做好的酸汤鱼，说，没味觉吃点酸。他昨天也来，下厨做了三菜一汤，还给我泡了一杯手冲，放下咖啡说有事便离开。今天没走，长这么大，头一回这么相处，他不停地找事做，甚至清洗狗笼子。饭桌上，摆放着火锅，鱼是江团。哥哥说，已经切成块状，没放木姜子，两碗蘸碟，把没有折耳根的递给我。看着热腾腾的酸汤鱼，我俩都无从下手，离家太早，乡音未改但口味不再。

能聊的太少，只能讲闲话，而闲话中又要考虑分寸。我想敲碎凝结的空气，把吃剩的鱼骨抛给狗。哥哥立即俯身拾起，他说狗不能吃鱼骨，太细容易划伤内脏。说完，补了一句，不会养要学。哥哥在国外大学读的专业是动物学，他是真的懂。继父和妈妈再婚后的几年间，哥哥只在周末回来。他曾经的卧室，我在用。第一次见到哥哥，继父让他表演了一曲钢琴，而妈妈让我伴舞。

你现在还弹琴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能问。

很少，上个月换了新琴。哥哥给我挑了一块很大的鱼肉。

我俩第一次见面你弹的那个曲子，是肖邦的《离别曲》？

嗯。哥哥回我。

舞校第六年基训中间练习，《离别曲》响起，突然感怀，那是我第一次想起这个大我七岁的哥哥。哥哥高中毕业继父就把他送到国外，登机前他和继父拥抱了一下，没有看我和妈妈亦没有回头。妈妈却让我笑着挥手直到哥哥背着双肩包的背影消失。我问妈妈为什么不送哥哥到上海，继父却答，他是男子汉。哥哥出国的第二年，我被选入北京的舞蹈专门院校学习，继父和妈妈执意要送我到学校，他们说是补蜜月。

起初，我和哥哥会在春节的那个长假相聚，通常是在初五。初五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继父说出这句话时，看着我，妈妈看着哥哥。我注意到哥哥会微笑，嘴角轻轻地上扬，弧度不多不少，像是舞蹈生对镜练习表情的标准模式。我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说完起身离开饭桌。

你一直比我做得好，我脱口而出。

我也还在学。他很自然地接了下来。

我们之间有一些默契，比方说涉及家庭关系话题时，重建一个次元空间，无须黑洞虫洞，来去自如。

哥哥在国外成家立业，我几乎以为他会一直留在那里。我记得他结婚时，有张大房子、妻子和一条大狗的合影，妈妈叫我去社交软件上点赞。我不了解这位嫂子的情况，她是华裔，还是混血儿？继父似乎很满意这位异域面相的女人，他说基因可以得到弥补，我不自觉地看着他塌陷的鼻梁。其实哥哥的鼻梁还算不错，至少从侧面看，微微隆起，应该是像他的生母。他的生母是个“识趣的女人”，这是我的生母对她的评语。之后，我极少在这个家里听到关于“生父生母”的话题。我们就是一家人，真真的一家子，继父总有意无意把这话摆出来。

哥哥回国的那次航班选择在北京转机，他在电话里说见一面。我给舞团请假赶到机场，哥哥站在门口吸烟处弹烟灰，婚戒没了。他离婚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们要参加一个大型演出，为一位著名的明星伴舞，在这之前的排练中，明星都没有出现，是老师代替走位，舞队要佯装与他互动。那天明星来了，戴着粉色的棒球帽，个头比镜头前矮一些。他与我们没有交流，坐在排练室靠镜子的座位上，身边蹲着他的助理和经纪人。看完我们的队形，他起身与经纪人耳语，之后经纪人和老师交流，因为几个动作，或许会挡着他的镜头，他要求重新编排一下。交流完他要走，我的舞伴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我说，自己矮嫌我们挡镜头。他回身盯着我俩，有几秒我不确定，整个空间都没了声。我感觉我的舞伴身体有些轻微颤抖，却又比往日高出一截，我怀疑他刻意拉直了胸腰。回到宿舍，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他离婚了。我听不出妈妈的情绪，也无兴致，随口问，为什么？妈妈说，别人家的事，他不多说，我们别多问。临了，妈妈问我，今天怎么那么晚，我说，日常练功。挂了电话，我和同宿舍的同学说，我们以后就只能是个背景，那些唱歌的才是舞台的中心。有一位同学反驳，那就成为中心。这位同学是我们这届芭蕾科的翘楚、第一梯队的中心位。她淡淡地说完，我们集体噤声。

我和哥哥在机场咖啡店里坐下，他问我排练请假是不是不方便。我回，没事，有A角在，哥哥没懂。排练总有A 角B 角，轮换上场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害怕哥哥多问那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舞伴的冲动，我和他被调到了B 角，没有缘由。好在哥哥问，有没有喝过手冲，我说不讲究。有机会给你弄一杯，哥哥喝一口浓缩舔了舔嘴唇。我顺着他的嘴唇，一直往上看，头发修剪过。他注意到我的眼神停留，笑着说，总要体面一点回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咖啡店里走进一个少年，推着行李箱，行李箱拉杆上挂着一个粉色长耳兔兔形状的小背包。后面跟着一个小女孩，主动走过去拉住少年的手，少年反手握紧那只小手。我说，离婚不是什么大事。哥哥下意识用指尖敲击咖啡杯的边缘，他的指尖依旧保持圆弧形，没有茧子，指缘还是那么干净。

昨天哥哥磨的咖啡豆子是深烘的哥伦比亚，冲好放在我面前。穿鞋的时候，我喊，哥。他说，明天也这个点来，生病了得吃好，我要去店里不陪你吃。哥哥回国后和几位音乐圈的朋友开创了一家live house，乐队在夜幕降临时唱起冷门的歌谣，生意不错，城市无处可去的人，总想在那里找寻抚慰。我去过一次，昏暗的室内，零散地坐着几桌客人，他们在喝酒。精酿啤酒配上一些家乡的凉菜，兴许是凉菜不错，客人们都在专注品味，小舞台上的乐队没有得到关注。我找了靠近厕所的位置坐下，也点了一瓶啤酒。乐队开始表演，中间位置的女孩在唱一首未知的歌曲。我以前听朋友说，想做乐队主唱，不光能唱，还要能创作。主唱创作的风格吸引乐队其他成员的加入，是支柱。哥哥想组乐队吗？我当时好奇，他摇摇头说，没这个能力。

继父总说哥哥没出息，妈妈从不接话。

在我的生父看来，我和妈妈一样，没出息。习武和习舞那能是一回事儿？我以前认为这样的鄙夷只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家庭，他们挑选淘汰，组建符合自己预期的家庭成分，像编排一套芭蕾舞的跳跃练习，从小跳到大跳，从音乐到展示的方位，都是精心设计，有一个环节不适合，就显得格格不入，伤害整套动作。妈妈就是那个不和谐的衔接，她被替换了。然而，她将这一切的抵触掩埋在深厚的重建生活里，将每一次亮相做到完美无瑕。她有了一套自己的规则，偶尔会不自觉地传授给我。比如，她说，他和哥哥的决定，没有对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

于是，我也能会意继母那笑一笑的意思，很多时候，妈妈的规则能套用在继母的身上。每当继母笑一笑的时候，我就选择闭嘴，让我的生父继续他的阐述，他说，找个有硬本事的男人，你那些男性朋友，都是花拳绣腿。这时候继母就会笑一笑，让弟弟回房间写作业。他还说，同样是七年，你学的是什么？你看阿姨学的是什么？军医，拿刀救人。继母也只是笑一笑。年初回到家乡，我拿出多年的存款，想要付一套房子的首付。妈妈给我了一张储蓄卡，里面的钱，正好是贷款的半数。妈妈的意图很明显，剩下的一半要我去找生父，可我想到继母那诡异的笑，选择放弃。我把储蓄卡还给妈妈，妈妈问，每个月怎么办？也没有保障。我不知道。

这套房子有七十多平，足够一人居住。我参与装修，将其中一间改成了练功房。专门定制的国外地胶，灰色有弹性，脚跟落地那一瞬间能缓冲。把杆是移动的，现在只晾衣服。整个墙面都是镜子。哥哥送给我一套好的音响设备，但我更习惯钢琴伴奏。临搬家前，想着不安全，到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一只小狗。黑色的杂交犬，胸前有一撮白毛，看得出志愿者们用心打理过，让这些家伙能得体一点，但依然能感受到它们微弱的防备。和那些一直待在主人身边的狗不一样，它们会摇尾，不会靠近。你唤它，它也很迟疑。志愿者对我说，熟悉就好了。我说，信任才最要紧。被遗弃的，只需要信任。

和哥哥在机场的那一面，结束于一通电话，舞伴让我赶紧回去。哥哥把我送到门口，我想说点什么，他说，不用担心，专心排练。回到学校，舞伴对我说，我们的位置被裁掉了，因为多余。我点点头，这是常有的事，和能力无关。

哥哥今天到来，是有话要说的。我能感觉到，他有一些担忧，一些本不应该有的操心。所以我试着阐述。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这不算没出息吧。我表明态度，同时希望他能传达到别人那里。

哥哥却说，转行本就是巨大的疼痛。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未来有些许的焦灼，但都不方便提及。因为有两位并不是血亲，而血亲的那位又和我疏离。我曾说，你在我成长时不付出，那我长成时，就不要过问，这是代价。说这话的那天，我在香港舞团的合约即将到期，我心里隐隐不安：年纪大了，技术也不是最拔尖的，舞团总有新鲜优质的年轻人才，我也努力过，但条件在这儿，再努力也成不了首席。舞校毕业时，考国内的舞团，我身高一米六五也只能勉强跳上《四小天鹅》。这几年年轻的舞者技术条件越来越好，优胜劣汰从来都是舞蹈行业的法则。从国内舞团出来，我报了几个国外的舞团和香港地区的团，想着有多年积攒的舞台经验，有胜算。最终我去了香港的舞团，各种肤色的舞者混在一起，压力更大。腰伤让我错失几次重要的演出，回到宿舍发呆，妈妈打来电话，一直责备我，说我不懂变通，有没有送礼？和领导有没有搞好关系？她还在用一套过时的方式来对待当下的现实。我赌气放狠话，妈妈立即挂掉了电话。

疼吗？我在心里反问自己，没办法及时反馈哥哥的关心。

我大抵算幸运的，多少有过舞团的经历。虽然我饰演的角色从来没有名字，在演员名单里，我是《天鹅湖》里的群鹅，是《吉赛尔》里的群鬼少女，但也算是有过舞台经历。像我们这样的舞蹈生，台下苦修十余年，很有可能根本没有登台一分钟的机会。比如那位第一梯队的中心少女，早早就被国家级的舞团团长相中，可她却想出去看看。终于等到美国一个国际大团招募一位亚洲籍的女演员，她在宿舍急红了眼睛。选剧目，选服饰，编排把杆和中间舞姿展示，架上摄影机开录，一点不满意就从头来过。汗水逐渐渗透她的连体服，她从背包里拿出再换一件。到剧目录制时，画上全妆，换上角色服装，那是请老师傅一针一线量身定制，花了大价钱的演出服。一段小跳组合，接上一个平转，再来一个大跳，落地，啪一声，没再起来。送去医院，医生说，跟腱断了，别想跳了。那时她才二十岁。班主任抱着她泣不成声。可惜了，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的惋惜。即便是万里挑一的我们当中，也多年难遇一个国际型天才舞者。

每每想到她，我总会倍加珍惜我的舞台。所以，即便知道腰伤必须休养，我也不愿意错过圣诞节的那两场演出。过了圣诞我未必能拿到下一年的合约，群鹅群鬼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我只想跳完这场舞。悄悄打了封闭，连跳两场，我心里清楚，我该告别了。伤病对于我这类舞者，就是告别。那会儿我常在舞团门口狭长的街道抬头找天空，很奇怪，被高楼遮蔽的天空缝隙间，能看见飞鸟。就在那天，路边有只飞鸟在挣扎，我上前发现那是鸽子，信鸽。折翼的它最终死在我的怀里，我以为鸽子不会迷途。

回到家乡的这一段时光，我学唱歌，遛狗；去健身房跳爵士舞，遛狗。一个人唱歌不过瘾，就下载一个唱歌的软件，和陌生人在虚拟的歌房里歌唱。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个舞者，恍惚间以为‘我’是那只死在自己怀里的鸽子，它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地，可它的目的地在哪儿？妈妈总教训我，多大点事？谁没换过几个职业。妈妈总觉得她对此有绝对的发言权。

妈妈的转业是无法逆转的，取消文工团的命令下达，她选择离开大院，我曾听见她在卧室低声地哭泣，断断续续和继父说着她的前半生、部队对她的重要性。那一晚，她只字未提过我的亲生父亲，也没有说我，她在哭泣也在撒娇。这是在我恋爱以后才明白的：哭泣有功能性。少小离家学艺，继父和妈妈送我到宿舍，临走时，妈妈哭得凶猛，我忽地想起哥哥走时她的笑容，我也没有回首。不管什么情绪，幕布开，灯光亮，音乐起，都要套着一张笑脸优雅地上台。我很少哭，没用。在香港时我这样对舞伴说。我们总和舞伴成为恋人，相爱倒也未必，或许只是因为熟悉和省事。大多数舞者，知道自己的年限，要尽量把时间花在有用的事情上。爱情没有用，所以我知道妈妈在想什么。她的两次选择，是有用的选择。可我不能戳穿她，我没有妈妈拎得清。她的转身美丽而神秘，丝毫不显落寞和遗憾。

我第一次见到继父时，他直直站在门口，围着一条塑料格子小熊图案的围裙，脸颊红扑扑地抬很高，肚子在围裙里抖动起来。妈妈走过去，轻轻拍了一下继父的肚子。继父吸口气，肚子小了；呼口气，肚子回来了。我突然咯咯地笑起来，走上去，想伸手去触碰会变化的肚子，起手时看见了站在客厅的男孩子，立即收回手。继父侧开身，我听见他说，这是哥哥。我被领进客厅，继父的家在当时算是宽大，当然比不上曾经的那个大院的小独栋，那种隔绝和威严让人不敢靠近。这个家温和而有序，已经有了妈妈的印记。我一眼看见的那架钢琴，蕾丝边的遮盖布就是妈妈宣告占领的标记。还有沙发，那种大花布艺大靠枕的洋气家什，曾多次在妈妈口中被提及，都被生父果断拒绝。他说，那透露出一种小布尔乔亚的穷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