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成都”文学里的岭南烟火与蜀地风华

在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中，广州与成都两座城市看似风格迥异实则内蕴相通，前者承载着岭南文化的开放与务实，在珠江潮涌中淬炼出市井烟火的鲜活肌理；后者浸润着蜀地传统的闲适与深邃，于天府之国的沃土上生长出诗意栖居的精神图谱。从都市文学的角度来看，两地的文学界有着多层次的交流互动，不论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阶段，两地作家笔下对各自都市的空间书写、语言策略和身份认同，在城市文本中既激烈碰撞又相互滋养。这些创作既深蕴着现代性都市的泛化气质，也彰显出两座城市差异化的性格。近年来城市对自我文化的发掘成为都市文学新的增长点，城市传记也成为一大出版热点。叶曙明的《广州传》和蒋蓝的《成都传》先后出版，两座城市再一次在文学场中遥相呼应。前者深入研究和挖掘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内涵，对广州城市历史的宽度、厚度与温度做了精心摹写，后者全面、深入地展现4000多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历史嬗变。基于此，我们进行广州、成都二城都市文学的对话，探讨双城文学对当代都市美学的重构，为全球化时代的本土表达提供一份充满张力的文学经验。

珠江水系与山地平原的滋养

刘秀丽：2025年4月11日，广州水上巴士S05（深井—新洲）线停运，至此广州水巴线路仅剩最后3条，而同一时间，广州地铁已经有18条线路同时运行。像所有国际大都市一样，广州选择了更加快捷的地铁作为主要交通方式，但广州凭水而立的城市地貌和发展历史，已然塑形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品格。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广州有大量叫作“××涌”“××濠”“×滘”的地名，从细节处体现这座城市与水的不解之缘。广州人依水而居的生活形态，深受珠江水系的影响，在地名、建筑、饮食、节庆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独特的滨水文化特色。

邱 田：是的，成都与广州，一个是西南内陆，一个是东南沿海，从地理上看完全是水系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巨大差异，但漫步街头却令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去年我在广州开会，看到珠江上驶过的游轮，立刻想到了成都锦江的画船；望着霓虹闪烁的地标式建筑广州塔“小蛮腰”，马上联系到成都的天府熊猫塔“339”；虽然广州的船更大、塔更高，但这种城市间的“互文”仍然予人一种亲近感。在城市的同质性越来越高的当下，拥有独特气质的都市才会让人着迷，“辨识度”对一个城市的文与人都极其重要。不知为何，广州的船感觉是快的，禁得起大风大浪，随时扬帆起航；成都的船再大也是慢悠悠的，所谓“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现代都市的节奏其实总是差不多的，广厦高楼，步履匆匆的上班族，川流不息的地铁线，但广州似乎天然更具备“现代性”，成都则凝结着“历史感”。李劼人被誉为“成都的历史家”（巴金语），他曾写过一篇《成都是一个古城》详述成都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因织锦得名的锦官城，以诗文传世的西蜀南唐，以及成都在历史上的数次繁盛与衰乱。与广州的朴实相比，虽然成都也有杜甫草堂这样简素的名胜，但整体风格奢靡旖旎，现在的成都市民都是明末张献忠屠蜀后外地移居至此的，却仍然与历史上“蜀人好娱”的性格一脉相承。描写华南地区的小说《虾球传》里充满了冒险与闯荡的精神，被卖猪仔的父亲，被征入伍的哥哥，下南洋的历史，华洋杂处的复杂社会，这些无不折射出广东人的探索精神。差不多同时代的川味小说《死水微澜》完全是另一个味儿。闯江湖的虾球不惧背井离乡，带着吃苦的决心和出人头地的期冀，而成都的袍哥罗歪嘴只希望在自己熟悉的天回镇一带建立势力范围，既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长久的经营，贪图的是眼前的一日一日的安逸，能够有钱花、有酒喝、有女人便心满意足。广东地区出洋打工的人勤俭克己，寄钱回家盖洋房的故事不大会出现在四川，罗歪嘴经手的银钱“总以千数”，但依然身无长物，没有积蓄，大把的银子全都潇洒挥霍了。如果说广州人想的是做大做强，成都人则是小富即安。粤语里常听人讲“揾食”，成都人的口头禅常听到“安逸”，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可见一斑。过去说“少不入川”，担心年轻人久居四川容易贪图安逸，进而消磨了雄心壮志，但这句俗语其实还有下半句“老不离蜀”，是说成都从容闲适的生活对老年人来讲非常宜居。当然，今日的成都自然也不可能承载起“诗和远方”的全部梦想，纵然被一线城市的人视为抽身退步的安乐家园，其实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996的压力，这里一样也不缺少，薪资水平与大湾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想起罗伟章的《谁在敲门》，这是当下真正的四川叙事，小人物的生活，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忧乐，哪怕有千般烦恼，仍然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巴巴适适”，对一点温情和好运都“感天谢地”。

刘秀丽：你提到《虾球传》和《死水微澜》主人公精神气质的差别，确实如此，广州地处珠江入海口的独特区位，构成其外向型发展的物质基础。珠江水系串联岭南腹地与南海，形成“三江汇流、八口入海”的复杂河网，这种特殊的水文格局使广州在汉代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洋贸易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繁荣，更是文明的碰撞与革新。依托珠江航运体系，广州构建起“内河-海洋”复合型贸易网络，18世纪十三行的繁荣便是例证。这种跨区域、跨文明的经济互动，催生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与开放意识。珠江与海洋的联通也促使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依托珠江口岸的信息集散功能，1833年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办，介绍宗教、伦理道德、科学知识。以此为代表的持续的文化输入与输出，进一步培育了广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并在改革开放中助力广州勇立潮头。珠江与海洋构成的地理环境，通过物质交换、制度移植与文化传播三重路径，塑造了广州生猛进取的城市精神。

这种精神在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与传承。这部小说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以一群个体户为主角，展现了广州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敢闯敢试精神。当主流的改革文学多在写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力时，《雅马哈鱼档》写一个小小的菜市场鱼档怎么发家致富，主流的改革文学主人公是大刀阔斧的“乔厂长”，《雅马哈鱼档》却塑造了一个卖鱼的青年，而且是犯过错误的青年，这样特殊的人物与情节设置，引领了“个体户文学”创作潮流。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背后体现的是广州城市文化精神对日常生活和个体价值的尊重。实际上，整个广东的早期改革文学都不大去写工厂或企业改制中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纠葛，陈国凯、孔捷生的改革小说，都更倾向通过日常世俗生活的描写表现改革的时代脉搏与人们的心理情感变化。

市民文化图景：市井生活的

百态呈现

邱 田：您谈到的这种文学精神也是外省人对广东的印象，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儿时听到的“下海”也多半是南下广东，风头一度盖过上海。与之相比，成都是典型的内陆城市，大约近十年才从西部省会变身成为所谓“新一线”城市。不过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多和生活节奏加快似乎都未曾改变成都的底色，这里仍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与市井气息的城市。上海话里“小市民”是带有贬义的，成都人大概个个自认小市民，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本雅明的《游荡者》里开篇就说，“当一位作家走进市场，他就会四下环顾，好像走进了西洋景里。他的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方向，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把这种企图保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全景文学。”成都的城市空间与城市景观绝对是值得游荡者和文学家关注的。李劼人虽自谦为“成都土著，游踪不广”，但作为去过巴黎、喝过洋墨水的作家，他对成都的观察和描写别有一种参差的对照。郭沫若感慨劼人复活了他所熟悉的成都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等等。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成都人的生活大体也还是这样，其中最具城市特色的无疑是成都街头的茶馆。

历史学家王笛的《茶馆》一书以微观史学的研究视野探究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成都人的生活实况，书里还特别对比了广东人的饮茶与成都人的异同，虽然二者都可以在茶馆里吃小吃，将饮茶作为谈生意的场所，但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广东的茶楼专为中产阶级以上服务，远不如四川的茶馆平民化。这一点其实从茶馆的装潢和陈设就可以一眼识别，广东茶楼富丽堂皇，成都茶馆竹桌竹椅，而且有很多是开设在室外的所谓“坝坝茶”。王笛将成都茶馆的精髓总结为“坐茶馆与吃闲茶”，认为茶馆已经成为成都闲适生活方式的代表。李劼人在《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一文中则将茶馆文化更为准确地概括为“随时随地找舒服”，可以半躺半坐，身心泰然。虽然他承认成都人“太懒散了”，但对于那些忙忙碌碌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似乎贬义更多，“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成都无处不喝茶，知名的如游客钟爱的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各大名胜古迹里的茶馆，不知名的则有街头巷尾的小茶馆兼麻将馆。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老师曾对百花潭公园巴金梅园里卖茶兼打麻将的景象摇头，以为大煞风景，其实打牌的嬢嬢也会喊孙儿去门口和巴金塑像合影，在摸牌间隙教导娃娃要学好语文！么法子，这就是成都的茶馆文化和市井生活。

喝茶吃饭是成都人的要紧事。对比江浙沪的九点打烊，成都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本地饭馆的关门时间从十点、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不等，当然也不乏通宵营业的馆子。名菜老妈蹄花，最早就是为夜生活后需要醒酒的人们准备的。四川文学中哪一本小说里不谈吃？杜阳林的《立秋》里母鸡汤配雕花内酯豆腐打造的改良川菜“国色天香”固然惊艳，考验川菜功夫的仍然是家常菜鱼香肉丝。这似乎也呈现了成都人的生活内核，市井生活可以是朴实的，不可以是粗糙而凑合的，在最平凡的菜肴中也蕴含着成都人的讲究。当然与上不了台盘的川菜相比，粤菜是更加讲究的。

刘秀丽：说到成都的市民气息，广州是惺惺相惜的。这两座城的市民生活都特别发达，而且休闲的属性也都很强。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的日常性，广州的市民注重日常生活，注重休闲娱乐，注重个体的感受。这种“来自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态度，每每影响天下，镇定全局。比如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吻合了整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暗合了一种在广东稀松平常在内地却别开生面的普遍情绪，成就了一场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北上’：粤语、粤菜、流行歌曲、商业观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张欣、张梅的都市小说等，惠及全国”。

前面看到你讲成都人吃饭喝茶的这些话，我好几次隔着屏幕想和你握握手，这些话听得我这个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年的“新广州人”两颊生津，因为广州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饮食文化。广州人的口头禅是“得闲饮茶”，广州的宣传标语是“食在广州”，这就体现了广州人尊重日常生活的态度。因此，饮食书写成为展现广州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广州文学中饮食文化占据着半壁江山，不要说黄谷柳的《虾球传》、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较早书写广州城的长篇小说中对饮食的描写占据着重要篇幅，就连鲁迅在广州短短十个月，都留下了大量与吃相关的文字记录。近年书写饮食之风尤胜，葛亮的《燕食记》沿着广东饮食文化的发展线索来写厨师传奇与时代风云，“将史诗气度隐藏在最细微的吃食里……夸张、浓烈的词语，去描述食物带给人的惊喜与愉悦，于细微处写出大乾坤”。张欣写《如风似璧》的时候，反复权衡最后依然是找到美食作为深入广州城市属性的切口。申霞艳认为这部小说“就是在对饮食文化的深度思索中，作者触到了千年商都的精神流变”。《如风似璧》写食物品种蛇羹、牛腩粉、炖品糖水、精美糕点等计八十多道，写饮食空间有高档海鲜酒楼，也有路边走鬼档、宵夜大排档，尽显广府饮食文化的包容、弹性和发达，特别是多次对宵夜的描写，透露出宵夜在广州人社交生活中无法替代的重要性。你提到成都宵夜的老妈蹄花，我也想奉上广州宵夜的精魂猪杂粥与君共享。

边地文化特质：包容与韧性的交织

邱 田：岭南与西南都曾是历史上的边地，时至今日四川仍有一种边缘之感。成都作为历史上的天府之国，现在又成了网红城市、花园城市，同时兼具了中心和边缘的双重属性，并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张力。历史学者王东杰在研究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时曾将四川命名为“国中的‘异乡’”，追问“四川人”地方认同的形成以及四川的独特性在全国政治、文化进程中的复杂变化。他将这种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定义为一种“全国地方性”，以有别于单一的“地方民族主义”。这和李怡在文学上提出的“地方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这种边地意识趋于保守时，会变成一种地方主义或者盆地意识，比如对外界缺乏了解的兴趣，满足于巴蜀地区的内循环。当这种边地意识夹杂着某种自省时，则会生出一种别样的包容与韧性。罗伟章的新作《红砖楼》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变迁，以及一代人的精神转变，在高潮低谷的起落之中，能够淡然接受变化，在失望中寄予期望，这种韧性也是边地文化塑造的个性。同样，四川作家卢一萍的创作也受到边地文化的影响，比如《少水鱼》和他在家乡大巴山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回望边地，作家从局限性中悟出普世性，从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在这个意义上，边地有时反而是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不会太过自我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