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舒展与向内深潜：广州、成都与“褶子城市”

一、作为“褶子城市”的广州与成都

从海派、新感觉派等延续至今，创作和研究城市文学的声浪持续热烈，现代性总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都市文学……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学为赶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应运而生”，“可以看到文学在经济面前的被动。这种被动隐含着城市文学研究的危机——过于急迫地想追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缺少反思与沉淀，过于草率地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划清界限，结果让我们对城市文学的认识失之肤浅，流于表面”。我们很容易在作品中发现类同的形象和空间，譬如都市病、边缘人、漫游者，以及冰冷的高楼、商品、流水线等，其背后有关欲望、堕落等主题似乎在不断地把城市包装成异化的迷宫、把城市文学拉向扁平化叙事。学者们相继反思并认识到，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书写不应与传统和历史发生断裂，否则只能在流于表面的肤浅认知中倾向同质化。的确，苍白、灰暗的单一色调绝非城市本色，尽管同为时代发展进步的宏观背景，城市仍旧是在地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其无可替代的复杂性、多样性。我们要做的应是发现每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丰富内里，避免多元的地方经验淹没在片面的话语统治中。

汪民安曾由德勒兹的“褶子”理论延伸讨论现代城市，提出“褶子城市”概念：“我们可以想象存在着这样一个理想的褶子式的城市。空间和空间应该不断彼此嵌入，彼此套叠，它们接续在一起，但又彼此区分；城市应该不断地分叉，拐弯，应该充满曲线；也就是说不断地折叠和打褶；随着折叠的无限进程，它会有光的闪耀，也会有阴影的遮蔽；有真理的敞开，也有秘密的隐藏。”作为城市空间与人文脉络的隐喻，“褶子”见诸街巷肌理的层叠交织与异质拼贴，也显影于地方传统与市井烟火的互渗共生，更凝结为城市精神气质在砖石草木间的物质化书写。

提起广州和成都，共有的一大关键词是“包容”。究其原因，或许恰恰因为两座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的“褶子城市”，且相较于其他城市而言更为典型。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成都保存了三星堆、金沙、青羊宫等历史遗迹，融合中原、巴蜀、藏羌等多种文化元素，四千多年来文化传承从未中断，历史底蕴可谓深厚；广州则是以海上丝路的发源地交汇海内外，作为中国近代城市的典范，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转型，这种发展的压缩加速同样使得城市样貌复杂多元。这两座城市不似条纹城市那般强调管理，也不似平滑城市那般重视功能和效率，它们的形象处处交织着差异化表达，显现出多个层次的折叠、嵌套，最终达到各种样态共存之下的辩证统一。这种重叠的褶皱形态也在文学层面上得到了集中反映，使得有关两个城市的文学书写呈现出愈发复杂多元的面貌。“中国有很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题材，完全可以开掘出内涵丰富的城市意识和多元并呈的城市文学风格。”穗蓉两城讲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彰显的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清晰的中国美学风格”，我们借助褶皱的折叠展开、起伏流动来深入探究两者的城市书写文本，正是在将城市从被现代性铁律规训的被动容器扭转为多重交织、持续生成的文化褶皱体，回应城市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路径的召唤。

二、市井日常书写与褶皱空间建构

无论是“城市中的文学”还是“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文学都被视作是对现实城市的再现，其书写既是作家履行与城市地域肌理的空间阐释契约，也是作家通过切身体验和想象凝练而成的经验褶皱化的文本建构。广州与成都的城市文学将背景与前景同质化，不约而同地通过地域符号提炼出各自典型的折叠空间。

市井日常首先成为两座城市的褶皱，在这之下包含着建筑、饮食、方言等方面，让我们得以感知一二。在广州，骑楼、洋楼、平房等建筑风格多元混杂，城市CBD和城中村交相辉映，彼此之间的边界相互嵌套，一栋楼甚至可以同时包含多种面貌。在梁凤莲笔下，骑楼“不仅遮风挡雨遮阳避晒，还可以作暂时的倾谈、等客、相约的场所，还可供小孩子追逐玩耍……骑楼相连，适合货比三家，亦适合和睦相处”，梁鸿业（《东山大少》人物）更是主张将这种商住合一的建筑同时融合进西洋的元素和本地的风格。“她租住的小区都是六层高的老楼，不过每栋楼都在外立面找位置加装了电梯。一层和二层大多作为店面租出去，被改造成咖啡店、茶社、酒吧、古着店、手工体验店等，装修简约时髦。”“街的右边是民居的山墙，左边是明德学校的边墙，前面教堂门口，游人进出，更远处，那些婚庆用品店外挂满红色中国结和彩带。”作为被排除在社会边缘的流浪者，宥予在《撞空》中借着何小河的视角描绘出广州建筑的多元混杂。《你的目光》《虚荣广场》等作品里，王威廉和蒲荔子也展现了广州的样貌——一边是杨箕村握手楼的昏暗逼仄，一边是创意园的兴荣之势，寺庙的香火和招标现场的音乐同时萦绕在城市上空，江边是逐渐消逝的疍民渔船，远处的“小蛮腰”高耸入云，钢筋混凝土与青砖瓦片共存。这些建筑在城市化进程中共同构成当地多样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外来人口聚居的过渡性空间，兼具传统宗族和现代性文化的多重特征。饮食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往往也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阶层的多重元素，常常被作家书写广州时所涉及。比如张欣的《如风似璧》便借广府美食完成对广州的褶皱空间生产。九如海鲜舫的高端宴席既象征精英上层、黑白两道等权力与财富的私密空间，其提供的“二摊”也供妙合妓寨等底层人享用。被路路通巧取豪夺后，苏步溪的母亲以炖品皇维持生计，在更小的店面中继续拥抱更大的市井空间；吴将军在府中宴请上司以获青睐，其主厨钟小姐隐秘民间，是妙合出身的心娇借自己的江湖人脉层层托请而来。丰富多样的饮食并非封闭，而是为不同阶层所共有，由此串联起彼此之间的互动网络，打破往来区隔，饮食变迁也映射出城市中各空间的断裂和延续，既承载市民日常又隐藏权力博弈。

在成都，本质为饮食空间的茶馆则亦可谓街头公共空间的代表。在广州作家笔下，广州居民“得闲饮茶”说尽天下事已是常态，成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自然主义”派的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乡土作家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等都将茶馆作为描述社会冲突的场地，王笛亦全面论证茶馆作为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灵魂，进一步强调其作为成都独特公共空间所蕴含的社交、政治、生存等多重功能。官兵、商贩、学者、艺人、袍哥……各种人物都在茶馆里活动，茶馆主人与茶客的生活彼此相互敞开。各业交易、集会评理、政论宣传、消遣休息……许多情节都发生在茶馆之中，既是开放的舞台又是隐秘交易的庇护所，体现作为褶子的城市空间强调层叠、交织和异质共存。在书写广州的作品中，我们可见作家们不时插入的部分粤语对话和吹水，而描写成都的作家更是不约而同地融入了大量的川西方言，成为作品中的另一层明显的城市褶皱。李劼人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中极具特色的蜀语由四川方言和袍哥行话共同组成。“使用方言最大的特点是富有生活气息，与巴蜀日常事物密切相关……具有民间特有的风味。他还熟悉袍哥黑话，在描绘特定人物时有较多使用……把我们带入了巴蜀江湖的世界”。颜歌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其平乐镇三部曲中虚构了一个川西小镇，人物对话基本上是用方言展开。这是颜歌的有意为之：“写四川生活背景的小说，用普通话，特别是人物对话，就很别扭不自然，用四川话会更好写对话。”《平乐县志》还少见地采用了拟话本文体，并有意识地对这种民间话语模式进行了扬弃，“将古典的全知叙事化为现代的有情叙述，用当下的经验解构传统‘说公道’的声音”。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虽暴露出“都市病”的同质表达之嫌，“晓得”“瓜娃子”“锤子”等方言的加入也使其生存焦虑得以带上地域色彩。成都文学以独特的语言重构地方记忆、塑造出多维的民间体验，以划分本土内部与异乡外部的折叠边界，是一种从语言上抵抗均质化侵蚀的努力。

在建筑、饮食、方言等褶皱中，广州与成都的文学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可折叠的文本装置。除了市井日常，这种折叠性更因叙事视角的差异性而倍增张力。梁凤莲多次在小说中展示粤剧、粤曲、咸水歌和各种民俗活动，如《东山大少》中的吕先生、酒楼、公园里的名伶和乐师、珠江边的卖唱祖孙，《羊城烟雨》里的龙舟赛、庙会和花街等，足见广州丰富闲适的生活；也通过《巷娈》等多次展示居住在网状挤挨的自然街巷中的邻里的坊间情谊。然而，在王威廉《非法入住》中，邻里的和睦和情谊则无从可谈。阴暗逼仄的筒子楼里则住满形形色色的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不择手段、丑态百出，“我”在和鹅男人一家的纠缠中也逐渐丧失道德底线乃至被同化，开始用同样恶劣无赖的方式侵占他人的空间。在郑小琼的工人诗歌里，广州悠然自得的慢生活与务工人员鲜有关联，取而代之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不断运转的机台和车间的汗液。视线来到盆地，何其芳一首《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戳破了当年成都在国难和战火当前依旧沉溺于纸醉金迷的泡梦，巴金的《家》《春》《秋》也表达出对当时成都落后、封闭的愤懑，而当同时期的老舍、周文、张恨水、冯玉祥等外省作家进入成都时，这座城市让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悠闲古典的田园情调，“唤起怀旧的情怀，在这个大后方的城市中享受宁静祥和的快乐”，甚至由此照彼，发现其中蕴藏着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观察位置决定空间想象，这是派克的三种视角理论所揭示的城市书写的认知论本质。无论是从上面俯瞰获得宏观视觉体验、从街道水平贴近观察生活面貌还是从下面挖掘城市的深层次内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视点，有不同的在地经验和价值取向，由此塑造出的城市空间自然是多元的、丰富的，看似矛盾，实则这才是城市最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每一次举筷落杯、每一句对白都在折叠城市的历史地层、重构城市的地域肌理，以这种动态的多重视角交互参与两座城市褶皱空间建构，恰如德勒兹所述“褶子”的生成性，使两座城市始终处于辩证运动之中。

以“褶子”的视角重新发现城市空间，我们便能更深刻地意识到，城市从来都不是均质的几何平面，而是由历史层积、文化碰撞与日常生活实践共同编织的动态拓扑结构，广州和成都更是如此。承载着茶香与市声的门铺、沉淀着集体记忆的楼房街巷、乡音呓语等，都是独属于广州和成都的城市基因在空间场域中的具象化折叠。折叠当然不是静态的符号拼贴，空间总是在不断地生成、重构，异质元素在其中的非均质叠合便构成了抵抗同质化的文化褶皱。个体的经验和记忆如同丝线穿梭于城市肌理，凝结为集体认同的经纬。这是异质空间的生产机制，也是动态的褶子美学，在资本与权力试图将一切熨平为消费符号时，反而激发出更具韧性的褶皱再生，将全球化语境中的标准化空间切割、弯曲、重组为承载地方精神的生命体。在平滑的表面上撕开裂缝，广州和成都的本土性得以在褶皱深处呼吸、生长，最终绽放为抵抗同质化暴力的诗意存在。

三、海洋精神与盆地意识：穗蓉双城文学的精神取向

穗蓉双城的文学书写实践共同演绎空间实践对资本规训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的目光从物质重褶进一步深入自生的、活跃的内部褶子，两座城市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的文化身份建构，则因地理基因、历史际遇的分野产生了不同面向。

广州的城市书写采取的是一种“向外看”的姿态，以海洋性为底色，探索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再生。地处岭南，湿热、毒虫和瘴气的自然环境和远离中原的地理位置极大削弱了政治性，首先为商贸气息的充斥腾出空间。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广州自古以来就是联通海内外的贸易枢纽，商贸叙事自然而然成为一大重点。“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阻挡不住广州人的生意经”，“广州当然是千年商都，但总的来说形象有些模糊，这个城市的风貌需要我们一步步去接近”。张欣道出了作家们努力实践的内容，这既是有意识的体现，也是书写广州时必定会流露出来的文化气息。魏微的《烟霞里》用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广州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发展变迁，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成为贯穿全程的主线。在此背景下，田庄的母亲孙月华显示出典型的实践者特质。从李庄到广州，她敢闯敢试、及时追赶时代发展风口，不仅积极规划丈夫事业，更不遗余力推动家庭的经济建设，参与房地产开发、出口贸易、皮鞋厂、民宿经营等，就连在内心向各路神仙祈祷时也许下“仨小孩个个要当官发财”的愿望，充分享受了时代红利，可惜最终因盲目扩张的不当策略而走向破产。甚至科幻题材也包含了这种商贸意识：王威廉《野未来》的《潜居》一篇中，怀旧的主人公和老同学一起寻找商机，共同经营虚拟经济“点击农场”并盈利丰厚，直至新的电子设备击溃了以手机为中心衍生的信息产业。商贸环境向来风险与机遇并存，成功者必须同时具备前景预判和资源整合能力，才能持续站稳脚跟。《虚荣广场》的竞标之争便对此进一步刻画，周杨一行人最终形成的方案正是抓住了评委的情感倾向进行商业发挥，成功帮助任小菲打败了梁永成。在现实利益的影响下，进取心可能异化为不择手段，但最终仍将回归责任伦理，正如《如风似璧》中的断眉鹏不顾商业伦理，不择手段地强买强卖以周转、扩张自身权力，积怨过深，最终被心娇用一把手枪暗杀，承担横行作恶的报应。沿海的视野是开阔的，充满潜藏的蓬勃生机。通过复杂多样的商贸叙事，层层展开的具体细节里照亮了各类明亮和肮脏，我们得以窥见广州城中的人们随处显露出来的商贸基因、商业嗅觉，领略浸润在这种大环境中渗透出来的务实（或说注重现世生存）、开放、开拓进取、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都市性格。

广州的海洋性不仅由商贸色彩构成。漫长的海岸线还进一步提供了接触、吸纳海洋文明的便利，大量省内外和海外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这座海滨城市，形成并更新庞大的广州群体，体现出强烈的流动性。这种流动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而更多的是主观能动的结果，具体的表现维度同样多元，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列举：如对城市发展建设的主动介入，《烟霞里》“每隔几分钟就有列车进站，它们发自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成都、重庆、沈阳、兰州……它们很有可能把全中国的有志者、梦幻者全卷了，满载他们一路南下、南下”就进行了宏观描述；《东山大少》中塑造的男性群像在军政学商多个领域游走，藉由志向、热忱和权势、财富等投身于现代广州的政治变迁与经济重构。又如主动尝试自我身份生活的跃迁，苏步溪和阿麦都走出代表封建的府阁，一个到女校学习、从富家千金转变为救济百姓的医者，一个则到街市摆摊、从女佣转变为个体商贩；梁凤莲《西关小姐》中的若荷拒绝三从四德的伦理约束，主动汲取西方现代思想，继承祖业并抓住时机创立“风荷甜品茶居”，同样完成从闺阁淑女向现代知识女性的身份转型。还有主动完成族群之间的融合，《东山大少》中通过建筑等系列文本书写体现了归国华侨、本土精英、传教士、军阀、商人等多元群体的混居共存，王威廉《你的目光》中则通过冼姿琪和何志良双向奔赴的感情完成了客疍两家人的文化交融。流动性意味着变动不居，表现在心态上，就是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愿意拥抱变化和变化带来的挑战。多重外来人口的移入和文化的交汇叠加，形成了“没有绝对他者”的广州都市生态，继而展示出海纳百川的气概和包容、自由、多元、反叛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