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讨论课《成都传》：对撞生成的斑斓志

导读：蒋蓝

讨论：欧桐彤 王艺臻 汤艺君 胡志艳

田雨晴 邹天乙 刘秀林 梁 欣

导读：蒋 蓝（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夏商之际，有两支古蜀先民生活在成都平原，先为岷山古氐羌人，继之为荆楚古濮人。古蜀人与水的交际史，具象的雨水、汗水与眼泪成就了成都。一言以蔽之，成都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

在数十种关于成都得名史的考据里，我认为接近真相的本意：“成”是古蜀人为规避大洪水而发明的“干栏式建筑”之象形，遍及宝墩、三星堆、金沙等八大古蜀遗址里的中国最大面积的干栏式建筑群，恰是为规避洪水，以及防潮之凿证；“都”为洄水、汇聚之意。合而观之，成都即是在江河交汇低地处的干栏式建筑聚落。

着眼成都平原，它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可谓江河同源、江河共酿的畛域。成都位于中国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间，是西部南北交通、物流的大孔道；巡视东西方向，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成为第一与第二台地的聚珍、混血之区。这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成都平原具有自然与文化的“水库效应”，吸纳、调度、掌控了华夏文化的“西水东送”。

成都城与成都平原密不可分。不然，峭拔于天府大地的城市，就成为无根之木。所以《成都传》的立意，从未偏离城乡共融与共荣的历史脉络。

我心目中，城市的成都与文化的成都，呈现出彼此辐射、互有交集、对撞生成的特征。如果说“龟城走向、二江抱城、三城相套”是成都的城市布局的个性和特征，那么“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才是成都两千多年的大地气质。

古犀象纵横的成都平原，就是“想象”一词的发轫之地。诚如历史学家谭继和所言，它具有五大文化特征：仙源在蜀、道源在蜀、文宗在蜀、才女在蜀、易学在蜀。而巴与蜀的互嵌包容，方可以创造一个互补并荣的区域共同体。

《成都传》里，城市的最高境界是“诗意城市”，而韧性城市与诗意城市并不相悖。所谓的诗意城市，是这个城市谁看了都愿意去品味它，因为它与众不同，它有独特的魅力，有独特的美感与诗意，有让人羡慕的地方，这是我认为的诗意城市：诗的想象与诗的生活。诗歌并不是非要写在纸上，诗更多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唯有将纸上之诗与生活之诗打成一片，方为成都独有的城市魅力。

有人问我，成都为华夏大地带来了什么？我认为，蕴含中道精神的成都有四大贡献：

第一，根植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对撞生成之力。

第二，托物升发的想象力和随物赋形的执行力。

第三，临难勃兴的复能、韧性之力。

第四，顺势而为的纵目、决断之力。

这样的力量，续接了古蜀以来吸纳不同种族文化的“混血”活力；顺应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彰显了“最中国”的城市自信。

从古蜀“纵目”到今天的纵目天下，人们可以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和现在同时并存。在面对历史以及意识到自我在历史中所处位置的时候，唯有具备历史感的人才会表现出真正的虔恪！如果《成都传》能够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我们就应该以更多的温情与敬意，来回报成都。

欧桐彤（暨南大学学生）：

作为一部以城市为对象的历史文化传记，《成都传》可以说是一本以大量权威史料精心搭建而成的 “斑斓志”。作者在自序中提到，这部作品以 “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踪迹与物理踪迹两条线路” 为主要脉络。然而，在讲述那些闪耀着光芒的蜀地人物时，作者也巧妙地融入了鲜活灵动的民间记忆，让古老的成都城既有名人雅士的风流韵事，又弥漫着浓浓的俗世烟火气息。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里，“民间记忆” 被视作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涵盖了地方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传统节日习俗等丰富内容，是普通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在《成都传》中，作者毫不吝惜地插入大篇幅的民间记忆，为古城增色不少。

一方面，民间记忆是已有史料的绝佳补充，它为人们呈现出更加完整、生动且充满烟火气的成都历史，承载着千年古城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与价值理念，是打开成都文化大门的一把关键钥匙。在阅读中我们看到，古蜀先王的传说历经岁月长河流传至今，背后是蜀人慎终怀远、崇敬祖先的深厚精神根脉；书中记载的文翁与蜀地板栗的逸闻让文翁的形象更加丰满，他不仅治水患、兴教化，还在笑谈中将板栗种植引入四川。此外，在成都的风物志中，桂树也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的吟咏对象，更成为普通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从 “八月桂市”“朋有新市” 的季节性贸易活动，到桂花花会、桂花节等民俗活动，都彰显着桂树在成都人生活中的独特意义。因为民间记忆的存在，这座城市既有风流人物的诗意吟唱，更有普通百姓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常，处处都凝聚着一代代成都人朴素而真挚的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民间记忆的融入也深刻体现了作者 “以人为本”“因人兴城” 的创作思想。作者曾言：“成都街道的主角不是房屋、公园、绿道、植被和车流，而是生生不息的人民。” 当人民的记忆成为城市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的历史便不再仅仅是城市本身的历史，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历史。古蜀先民流传的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古蜀先王的传说，是成都文化的源头活水；女诗人薛涛的传奇故事永远地留在巴山蜀水间，成为成都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茶馆里的评书坐唱念念不忘，对宽窄巷子、锦里等独特地名的由来如数家珍。因为有了这些记忆，成都不再是毫无生气的冰冷建筑，不再是泛黄书页上一个单调的地名，而是鲜活文化的生动载体，是人类繁衍不息的象征。它证明了成都不仅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世界，更永恒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深处。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民间记忆作为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恰似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比文字记载更鲜活生动地展现出成都古城的独特风貌，成为塑造成都城市形象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王艺臻（四川大学学生）：

“成都的城市文明史长达4500年以上。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观点，古蜀文明的起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时代。”成都，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长期保持着经济繁荣发展的样貌，从唐宋之时“扬一益二”之说，几经沉浮，再到清代再次恢复生机，一跃成为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虽然偏在一隅，远离政治中心，但生活环境的基本稳定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交往使得城市的发展得到了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与推进，进而再次促进这里文化的稳定发展。李冰父子治理水患，文翁兴学发展教育，李白、杜甫等文人入川与出川，张咏推动交子的合法化进程……在这样的人口流动、交换与移民活动中点滴形成了成都的文化底色，推动着成都的城市文化走向突破与扩展。到了近代保路运动发生，郭沫若《女神》高歌，李劼人白话小说的先行以及叶伯和新诗集的早先出版等更是于成都的持重中凸显出不断突破进取的意识，形成地方发展不落于人后的开拓前进精神。

城市本是人适应自然社会后的遗存，是顺着人类活动自然而成的结果，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城市负载了人们的希冀、想象与未来后，人们又会主动地塑造城市，不断为城市空间的扩展添加相关的元素。从最初的人们选择建造满足生活需求的聚居地——城市，到现在城市在历史的积淀之后更是以独特的形象与品质吸引着人们的迁居与造访，城市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体验和生活成为人们的考量。而城市传记的作者汇通多种学科方法，沉潜于浩繁的史志资料之中一点点描摹出城市的轮廓变幻，又基于自身的理解、思考和认知不断展现关于历史叙事的新解，牵引着读者不断进行思考与想象。他们所生发的关于特定城市的生活体验与深度审视成为激起广大读者感受与认知涟漪中最为重要的那颗“水珠”，这不是对城市的解剖和割裂，不是选取对象后所进行的展示、罗列资料收集整理过程的简单工作，而是做加法，从城到人，再由人到城，不断丰富对于城市的理解，解构现已形成的城市稳定的内核，乃至不断上升、抽象，形成对于城市形象的认识。这样的形象不仅是当下的总结，不仅是引导读者大众对城市的认识，而是顺应现代人审美发展的必然之路，带领大众形成一条属于自己的城市观察方法论。

汤艺君（四川大学学生）：

书写城市，就是书写人与城的关系。人与城的关系是相互的。城市由人所建筑，为人所享受，同时又规定、影响着人的生存和生活面貌，打造、形塑着人的精神形貌。在文学史上，以“人与城”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不计其数，人如何以“城市”为方法，建构起自身的生存模式，这是许许多多创作者都探索过的问题。蒋蓝用“行走”和“记忆”做出了他的回答。

蒋蓝把“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踪迹与物理踪迹两条线路”作为构思《成都传》的主要线索，故事的串联依据时间顺序排列，几乎是一个松散的故事联盟。读《成都传》，很容易感受到作品漫游式的跳跃性。这种漫游的感知模式和思维状态，使《成都传》在基本的时间框架之下，形成了自由无拘的内在叙述结构。这与作者在“行走”中感受真实的成都，并由此形成的思维气质有关。长期以来，成都偏居西南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影响其地方自信的建构。以“偏”为“特”的认知方式反而开拓出了一条个性化的巴蜀路径。蒋蓝的开篇自序即别具一格，不同于一般的“边地”定位，强调了成都的“中心性”。搁置中心/边缘的认知图式，将目光聚焦于成都本身，蒋蓝建构起了一个以“成都”为容器的历史地理时空，反映出一种去中心的心态。

史蒂芬·曼斯菲尔德把“城市传”视为“城市历史记录”，认为“最好的城市历史记录无疑应当由不偏不倚的叙述组成”。但在蒋蓝这里，尽管也表示要“复原真相”，但是作者描摹成都文化性格的热情显然大于对历史事件的回述。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文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成都传》对于成都这座“有生命的城市”的描述方式。蒋蓝以文学的笔法回顾成都的历史，表面上看是为成都作传，实际上并不回避主观感受的频繁和大段出场。相反，他反复摆出见证者的姿态，不时将个人关于历史的感喟夹杂其间。“记忆”是对历史的追溯，是通过追寻城市精神彰显主体气质的努力。

在蒋蓝笔下，城市就是“人的延伸”。这里的人，不仅是真实可感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是对城市的过往有好奇，对城市的当下有热情，对城市的未来有期待的人。“行走”与“记忆”，是再现城市世界的方式，也是通往蒋蓝日常的窗口。

胡志艳（暨南大学学生）：

蒋蓝的《成都传》通过独特的文学策略，重塑了成都文脉的连续性。面对成都“积骸如山，流血成川”的惨痛历史，《成都传》展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叙事特征，呼应作者“展示辉煌城市历史连绵谱系”的创作立场。第三十九章中蒙古铁骑攻打成都，仅用了“郡城焚荡”来带过，随即文章焦点转向防御体系建设。第五十八章“罗常培笔下的成都‘七二七’大轰炸”，淡化大轰炸的恐怖氛围，聚焦知识分子风骨。这些对历史痛苦的柔化处理是文化记忆积极选择的结果，也是建构文化连续性的必要策略。

文化记忆需要依赖具体的形象传递。人物串联起成都文化的脉络，城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成都的人迹绘就了“斑斓志”。《成都传》里城、名人、风物交叉着填充书的空隙，但是透过这些表层探究其共通点，深层的人才是成都一脉相承的、亘古不变的文化活水。蒋蓝将千年文明史转化为生动的“人物志”，不同于传统史传的线性叙述，《成都传》中的人物自然散落在文本各处，使人物谱系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全书。从三星堆造像到杜宇化鹃，从文翁兴学到抗战文人，这些跨越时空的人物作为具体形象连接起成都文化。而无言的市井小民则以抽象的形象四散存在，这种多元的人物谱系让成都文化以一种奇峻的姿态野蛮生长，用一种中道的正见，在自由中寻找有律的自在。

《成都传》通过双重策略完成历史重构：柔化创伤记忆，编织人物谱系。这种“文学缝补术”既修复了历史断裂，又解决城市传记中如何在有限篇幅中平衡丰富性与连贯性的叙事难题。选择性记忆并非简化历史，而是重塑文化的智慧，这些被淡化的痛苦与被凸显的人物，共同发力展现了城市生生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