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之际对词的定位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当代诗词认知文化模型中，宋词与唐诗并列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高峰。然而，唐诗的兴盛并未直接推动后世诗歌的繁荣，反而在诗歌与乐府的分化之下产生了“词”这一文体，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宋词的产生与宋代的文化环境、价值导向密不可分，只有从文化视角深入研究，才能揭示其在古代文学史中出现的必然性。北宋初期，词常被视为男女宣泄情感的工具，内容多以伤春悲秋、宴饮游乐等传统题材为主，词风婉约细腻，语言华丽精巧、富有音乐性，至北宋中后期，词作在内容上逐渐凸显家国情怀和个人情感的深化，语言逐渐典雅工丽。因此，重新审视宋词的文化定位，凸显其文体价值，成为当代宋词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南北宋之际词学观念的演变，探讨词体从俗到雅的转型，并结合清代对宋词的接受，揭示其文化定位的深层逻辑。

一、词在传统沿袭中的认同形式及其转变

词，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最初表现为体裁短小、内容单一、音律轻靡、格调纤弱，以言情为主。至宋代，词逐渐成为各阶层喜爱的文学形式。《宋史·乐志》记载，宋太宗对音乐的重视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北宋中期以前，词学观念多沿袭唐五代传统，如欧阳炯《花间集叙》强调词作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娱乐工具，而陈世修《阳春集序》则视词为娱宾遣兴之作。两篇序言虽相隔百年，却共同反映了词在早期作为宴乐文学的定位。

北宋中期，苏轼及其门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人开始突破传统词学观，他们通过撰写词集序跋，否定传统的词作特点，意图建构词体的新理念。例如，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直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此语不仅否定柳永词的俚俗风格，更是反映了苏轼新的词学理念的强烈意识，不再继续沿袭词的通俗性、大众化的特点，而是敢于改变词的主题内容、创作方式和演唱氛围。又，《东坡志林》云：“柳永词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或以为佳句，东坡笑曰：‘此稍工登溷处耳。’”柳永的词以“羁旅穷愁”“侧艳之曲”而著称，在当时社会不仅受到市井百姓的追捧，甚至也为文人大夫所激赏。苏轼表面否定柳词的艳俗，实则是要将打破传统的词学观，把词体引向雅化之路。南宋初期，銅阳居士在《复雅歌词序》中提出复雅的词学主张，这是一直以来被词话称为艳情与小道的词，走向大雅之堂的一个开端。

柳永与苏轼的词学博弈，也体现了苏轼对词体地位的革新意识。柳词在民间的传播力不可忽视。尽管苏轼直接提出对早期词体的贬抑，但在实际词作的创作过程中，北宋词人的词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对词之传统认知的强度。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前集》卷四十《跋吴师道小词》中云：“晏元宪、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揭示了词人之作破坏了词体的传统性，外在形式为词，但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体现方面却是介于诗词之间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苏轼所倡导的新的词学观念，其基础是承认词体是诗体的派生。苏轼将词的题材拓展至咏史、言志等领域，据《吹剑续录》载，苏轼曾问幕士：“我词何如柳七？”幕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一对比不仅凸显二者风格的差异，更体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一部分词人对诗体的认同，否定了词一贯传统的俚俗风格，提高了词作在文学领域的功能性，刺激了新的词体、语言运用和传唱词调的产生。

二、词风趋向雅化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指出，唐五代词格调不高，但进入宋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不仅没有对其进行革新突破，反而衰于前日，指出了词体需要革新的必要性。唐五代时期的词作多以短小精悍、音律轻靡为特点，内容上多描写闺怨、离愁等私人情感，形式上则注重音律的和谐与语言的精巧。然而，到了宋初，词风却因过度世俗化而逐渐衰落。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词是应保持其原有的本色，继续作为宴乐文学的载体，还是应向诗体靠拢，拓展其题材与功能？苏轼选择了后者，其以诗为词的实践打破了词的固有界限，使词从单纯的娱乐工具转变为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文学形式。

传统词的突出特点是俚俗，由歌咏男女情爱的民歌特质逐步贴近世俗，走向平庸。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开始有意识地对词体进行雅化，并不仅仅停留在词作语言上的雅化，而是打破诗与词的藩篱，将二者破体合一，明确了向诗体的认同。王水照在《苏东坡和他的世界》中指出：“‘以诗为词’，即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把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和体制格律引入词的领域，这是苏轼革新词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这种以诗法用于词中的创作，在欧阳修、黄庭坚等词人的词作中可见一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以诗为词的典型代表，这首词以雄浑的笔触咏史怀古，完全脱离了传统词的闺怨题材，转而描写历史兴衰与人生感慨，词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句，气势磅礴，展现了苏轼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对人生的豁达态度。这种将诗的叙事、议论手法引入词中的做法，不仅拓宽了词的题材范围，也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豪放词的代表作。苏轼对词的同体异用的理念，不仅是对词体的革新，更是对词的文化地位的提升。通过将词与诗并置，苏轼试图打破词作为艳曲淫词的固有观念，赋予其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李清照的《词论》则从理论层面推动了词的雅化进程。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崇尚文雅的观念、内容与形式的要求以及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其中典重和情致相互依存是崇尚文雅思维的内涵，肯定了秦观词情致婉转，也认可李煜被俘入宋后将切身悲痛融进词中的亡国之音，但批评柳永词语尘下的艳情俗词。李清照的《词论》不仅是对词体形式的规范，更是对词的内在气质的要求。例如，其《声声慢》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开篇，既符合音律，又蕴含深沉的家国哀思，实现了雅俗共融。在词的雅化的定位问题上，李清照主要就词体本身的性质而言，苏轼则是要推崇词体，并偏重于对诗体的认同。虽然二者对待诗和词关系的态度不一致，但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词的雅化。这种对词的雅化要求，使词从俚俗的市井文学逐渐转变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士大夫文学。

然而，尽管雅化提升了词的地位，却也导致其功利性问题的凸显。南宋文人常借苏轼之名标榜自身创作，却忽视词体的音乐性与抒情本质。黄裳在《演山居士新词序》中甚至将词与儒家诗教绑定，强调“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这种过度雅化的倾向，使词逐渐脱离市井土壤，沦为士大夫的说教工具。黄裳的词学观念反映了南宋文人对词的功利性使用，他们试图通过词的雅化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却忽视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功利化的倾向，使词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命力，成为士大夫阶层标榜自身文化修养的工具。

总的来说，北宋词人通过将词雅化的实践，使词从俚俗的市井文学逐渐转变为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士大夫文学。虽然雅化过程也带来了功利性问题，使词逐渐脱离其原有的音乐性与抒情本质，同时南宋文人对词的过度雅化，使词沦为士大夫阶层的说教工具，但无疑为词体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使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后世对词风的接受与重构

清代文人对宋词的正本清源式接受，使其在元明两代的衰颓后重新焕发生机。清代的追和词主要集中在词调、声情与原作风格的模仿上。例如，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明显继承了姜夔的词风，强调词的音律和谐与意境深远。姜夔的词以清空骚雅著称，其《暗香》《疏影》等作品，语言凝练，意境幽远，深受清代文人的推崇。朱彝尊在追和姜夔词时，不仅模仿其词调与声情，更在风格上力求贴近姜夔清空的特质。这种追和方式，既是对姜夔词风的继承，也是对宋代雅正词学的重新诠释。此外，清代文人对苏轼词的追和也颇具代表性。苏轼的豪放词风在清代得到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其《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作品，成为清人追和的重要对象。清人不仅模仿苏轼的词调与题材，更在风格上追求气象恢宏，试图通过追和苏轼词来提升自身的文学地位。这种对苏轼词的推崇，反映了清人对宋代雅正词风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词体正统性的追求。

清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相对边缘化。柳永词以市井化语言和通俗情感著称，其《雨霖铃·寒蝉凄切》《望海潮·东南形胜》等作品虽在民间广为流传，却因词语尘下而被清代文人视为俚俗之作。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模式，反映了清人对词体典雅特质的重视，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市井文化的排斥。然而，这种过度追求雅正的倾向，也导致词逐渐脱离其原有的音乐性与抒情本质。清人在追和宋词时，往往忽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征，转而强调其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这种功利化的接受模式，使词逐渐沦为士大夫阶层标榜自身文化修养的工具，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命力。

与清代相比，当代对宋词的接受则更趋多元。柳永的市井词、苏轼的豪放词、李清照的婉约词均拥有广泛受众。学术界亦突破小道薄技的偏见，从文化史、社会史等维度重新阐释宋词的价值。当代学者不仅关注宋词的文学价值，还从社会史、音乐史等角度探讨其文化意义。

风雅，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传统，自汉朝起便被确立为文学创作与评价的基本准则，甚至被视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历代文人对风雅的尊崇几乎达到了极致，任何偏离这一传统的尝试都会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招致复雅的呼声。然而，在复雅的过程中，文人群体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有人主张词体形式的雅化，强调语言的典雅与音律的和谐；有人则追求内容的雅正，要求词作贴近《诗经》的风雅传统；还有人批判传统，认为过度雅化会导致词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力；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沿袭传统，继续迎合民间喜好，保持词的通俗性与音乐性。这种多元化的复雅主张，反映了文人对词体定位的深刻分歧。风雅传统虽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在实际创作中，文人群体并未找到雅俗之间的平衡点。南宋词人的复雅实践，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词的文化地位，却也因过度追求雅正而扭曲了词的本源。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不仅暴露了词体定位的深层矛盾，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重要的反思空间。如何在雅俗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持词的音乐性与抒情本质，又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仍是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深入探讨宋词的定位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其与音乐的关系。词最初是作为音乐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其创作和演唱都离不开音乐的配合。然而，随着词体的发展，尤其是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实践，词逐渐从音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种解放虽然提升了词的文化地位，但也使其失去了原有的音乐性。南宋文人过度追求词的雅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使词逐渐脱离了音乐的土壤，成为一种纯粹的书面文学。这种转变虽然使词在文学领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但也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此外，宋词的雅化过程还反映了宋代文人阶层对文化权力的争夺。在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文人阶层的崛起，文人对文化权力的渴望日益增强。他们通过词的雅化，试图将词从市井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其更高的文化价值，从而巩固自身的文化地位。这种文化权力的争夺，不仅体现在词的创作上，还体现在对词的接受和评价上。南宋文人对苏轼词的推崇，正是这种文化权力争夺的体现。他们通过推崇苏轼词，试图将词纳入正统文学的范畴，从而提升自身的文化地位。然而，这种文化权力的争夺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南宋文人过度追求词的雅化，使词逐渐脱离了市井土壤，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这种脱离不仅使词在民间的影响力下降，也使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受到质疑。清代文人对宋词的正本清源式接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词的文化地位，但也未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当代学者对宋词的多元接受，虽然突破了传统的偏见，但仍需在雅俗之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实现词的文化复兴。

综上所述，宋词的定位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它反映了宋代文人阶层对文化权力的争夺，也揭示了雅俗之间的深刻矛盾。只有在雅俗之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实现词的文化复兴，使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