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和“湖南欧阳氏流派”学术传承暨经方临床应用

摘要：传统中医流派将中医理念发扬光大，传承至今，进而为相关领域的临床研究作出积极贡献。不同的中医流派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尤其是治疗相同疾病的中医流派，促使治疗疾病的方法更加丰富。不管是燕京刘氏伤寒学派，还是湖南欧阳氏流派，均有治疗伤寒之症、祛痰化瘀的治疗功能，使得不同的中医流派各自发挥优势，为治疗疑难杂症作出积极贡献。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两种流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经方也被普及和推广，在临床治疗相关疾病方面，具有相当显著的效果。本文主要探讨“燕京刘氏伤寒学派”“湖南欧阳氏流派”两者的学术传承及其经方临床应用效果。

关键词：燕京刘氏伤寒学派；湖南欧阳氏流派；学术传承；经方；临床应用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倾向于治疗伤寒之症，“湖南欧阳氏流派”偏向于治疗祛痰化瘀，但两者均发挥出显著的疗效。两者均可用于治疗伤寒之症，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从两者之间取长补短，可使中药配方更具疗效，进而真正发挥学派相互促进的作用[1]。

1燕京刘氏伤寒学派

1.1 历史沿革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创始人刘渡舟，生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刘渡舟师从王志远，也跟随名医谢泗泉学医，谢泗泉将毕身所学传授给他，并指导他研习伤寒，坚持医圣仲景的道路。刘渡舟经过几十年苦学，在对伤寒进行深入学习之后，提出了“方证相对论”“古今接轨论”，总结了“火证论” “水证论”等学术观点；将经方创新为“泻心剂”“柴胡剂”“苓桂剂”，创造了“四逆剂”“麻黄剂”等；提出法于仲景、别于仲景的配方，合于古法又适于今用的配方，有柴胡解毒汤、柴胡鳖甲汤、柴胡活络汤、三草降压汤、荆防肾炎汤等。刘渡舟的学术经验颇有影响，他将经验传授给弟子，在临床进行实践，开始闻名全国乃至世界，逐渐形成“燕京刘氏伤寒学派”。

1.2 传承发展特色

1.2.1 传承谱系清晰

“源”“流”“派”是构成中医学术流派的基础框架，又是流派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以民国名医王志远、谢泗泉为源（第一代），遥承仲景，奠定基石；以刘渡舟为首（第二代），开门立派，启蒙授业；以王庆国、李宇航、傅延龄、陈明、贾春华等为代表（第三代），承前启后，道韵流长；以赵琰、王雪茜、钟相根、李成卫等为代表（第四代），兼收并蓄，发扬光大。“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传承谱系清晰，学术特色明显，规模发展迅速，科研齐头并进，影响范围广泛。

1.2.2 学术特色明显

该学派的学术观点有“方证相对论”“辨证知机论”“古今接轨论”“火证论”“水证论”“湿证论”等，合于古法，又适于今用。既创造了柴胡解毒汤、柴胡鳖甲汤，也创造了柴胡活络汤、三草降压汤等；刘渡舟弟子之后提出“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方剂的两次管辖与约束”，“方剂的量效关系”等，法于仲景，又别于仲景，学术特色较为独特，在全国伤寒学派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1.2.3 经方临床应用

在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中，治疗少阳往来寒热的症状，可使用张仲景小柴胡汤，因此被称之为少阳解热主药。然而，对少阳之邪热进行解决，只体现了小柴胡汤的解热作用。张仲景曾经说过：“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可见，小柴胡汤不仅可以治疗少阳病，也可以治疗六经除太阴、少阴之外的外邪发热病。

温热之邪在肌表卫分，透表泄热，配方以柴胡为主，辅助配方既有金银花、连翘、薄荷，也有青蒿、牛蒡子等；关于风寒之邪，在太阳表分，辅助配方既有麻黄，也有桂枝；邪居表里之间，辅助配方既有黄芩、薄荷，也有芦根等；邪入阳明辅助配方既有石膏，也有知母等，引邪外出，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而解；邪伏膜原，辅助配方既有厚朴、枳实，也有白芍、黄芩等；不管是热入血室，还是邪气深藏，仍以小柴胡汤为主，辅助配方为四物汤，以此达成治病的效果。

治外感退热需要大量的柴胡，小柴胡汤治疗少阳往来寒热病，外感发热不退，用量可为20～30 g，如果效果不够显著，可将用量加到50 g。临床案例：高热稽留患者，体温39℃～40℃，10 d内无法缓解，以柴胡30 g为主方，配黄芩15 g、生石膏60 g、青蒿30 g、茅根30 g、芦根30 g、双花20 g、连翘20 g，3 d无法退烧，重新辨证，将柴胡用量调至50 g，半天内逐渐退热，1.5 d全部退热。

2湖南欧阳氏流派

2.1 历史沿革

湖南欧阳氏流派始于明清时期，创始人为欧阳履钦。临床方面较擅长内科，也精通妇科、儿科，外科、眼科以及喉科。学术特点既有“寒温并重，不偏不倚”，也有“抽添补泻，层次分明”，还有“对比思辨，同中求异”。第一代传承人为欧阳锜，完全继承了师祖的学术经验，既成为国内著名的中医专家，也成为湖南“五老”之一。第二代传承人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学术经验，各有所成。重视临症杂病思维，为该学派的主要特点。

2.2 传承发展特色

2.2.1 传承谱系清晰

欧阳履钦先生擅长内科，临床用药“寒温并重，不偏不倚”，“抽添补泻，层次分明”。欧阳锜先生在前代“六经”“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血、水、痰、食”等辨证方法基础上，提出病、证、症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湖湘欧阳氏第二代传人在继承流派临床思维同时，立足于临床、科研、实践，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拓展湖湘欧阳氏流派的以病证结合和症证病三联诊疗为核心的杂病临床思维体系。其中程丑夫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疑难病治痰、治瘀、治郁、治虚的“四治法则”。周慎教授在对脑血栓形成、脑萎缩、脑动脉硬化症、中风后遗症、运动神经元疾病等文献资料进行证治、用药及组方规律分析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学术经验，提出上述不同脑病的发病机制、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用药规律[2]。如通过对中医脑病最常见证型一肾虚髓亏络瘀证的深入探讨，指出其病位在肾-精-髓-络-脑系统，病性为虚实夹杂，虚在肾、精、髓，实在脑络瘀滞，主要具有肾虚于下而髓亏于上，络病上及于脑，肾、精、髓、络、脑五者同病，以及易虚难复、易瘀难通、易入难出等病机特点。朱克俭教授也以疑难病症辨治及临床科研方法为主要研究方向。他从源流、思路、具体方法，以及理论、经验、验方等不同层次和方面着手，系统探讨分析，研究了湖湘欧阳氏杂病流派病证结合临床科研方法，提出病症结合以病为主，病证结合；以证为主，证病结合；以症为主，症病或（及）证结合的临床3种模式及其运用方法。朱克俭教授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现代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和科研主要模式[3]。

2.2.2 学术特色明显

通过几代人对药方进行研究和创新，形成三阶段二型辨治顿咳，对咳嗽进行分期诊断以及治疗，促使咳嗽方面快速治愈。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样的治疗方案更为全面和彻底，既不会造成较大的副作用，也会促使患者得到妥善治疗。例如：泄肝解毒方用于治疗肝癌，解毒和血、疏肝解痛、利湿消肿，配方包括柴胡、郁金、白芍、川楝子、紫草、臭牡丹、百花蛇舌草、半边莲、厚朴、煅牡蛎、苡米、甘草等；清肺解毒方用于肺癌，清肺降气，宽膈除痰，解毒养阴，配方包括鱼腥草、臭牡丹、葶苈子、苦参、石苇、瓜蒌壳、丝瓜络、紫菀、苡米、沙参、百合、甘草等，被广泛用于临床[4～5]。

3经方临床应用

3.1 咳嗽

《临床必读》构建了顿咳的理论体系及诊治结构，总结了该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概括了其鉴别诊断、分证施治经验，影响至今。第二代传人杨安时对分三阶段二型辨治顿咳进行总结，其经验也被后人认可和借鉴。第三代传人杨维华对顿咳的辨治概要进行简述，为该病增加了辨治内容。

百日咳因为感染百日咳时邪，肺系传染病既引起的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也引起咳后有较长的鸡鸣样吸气性吼声。因为百日咳时邪对肺系进行侵入，夹痰在气道上交结，导致引起肺失肃降。既要化痰清火，也要泻肺降逆，对初咳期、痉咳期、恢复期三个阶段分期治疗，辅助方法既有宣肺，也有泻肺，还有润肺。

3.2 肿瘤

朱克俭教授曾经说过，欧阳锜先生认为，即使不同种类的恶性肿瘤各有所异，症状也存在差异，但随着癌细胞不断扩散，容易增大肿块，形成梗阻、侵蚀症状，属于中医所说的“内有坚癖”。早期症状多因瘀滞、痰凝所引起，中晚期多因癌细胞扩散，表现为代谢快、消耗大，致使肿块增大，逐渐出现贫血、消瘦、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属于中医所说的“因实致虚”。因此，在治疗恶性肿瘤时，应根据其所处的阶段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提供对症下药的良方，才能促使恶性肿瘤尽快消除或者有所改善。在肺癌中医药二级预防方面，借鉴欧阳锜先生治疗肺癌及其术后预防复发的经验，以解毒抗癌之臭牡丹、桔梗、龙葵、甘草等药物和宣肺名方甘桔汤组成解毒宣肺方，对肺癌的二级预防作用进行了系统的临床及实验科研实践，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疗效。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欧阳锜先生发明了启膈解毒方用于食道癌，开关进食、降逆止呕、解毒和血，配方包括旋复花、代赭石、地龙、天葵子、山豆根、乌梅、威灵仙、臭牡丹、百花蛇舌草、僵蚕、蒲黄、甘草等。朱克俭教授在此基础上，根据临床经验以及患者具体情况对配方进行加减，使其治疗效果更加显著[6～8]。

临床案例：晚期食道癌患者，初诊时食饮难下，胸痛、便结、烦躁异常、舌红、苔黄厚。先多次使用开关散，虽然可以稍微进流食，但舌苔见花剥；再次用药反而剧痛难耐。症状表现为瘀毒阻隔、阴液大伤。治疗以养阴滋润、解毒活血、降逆止呕，使用冷延丹后即可进食。再以生地、大黄、蒲黄、旋复花、代赭石以及白及，浓煎服，入冰片，口服6～8次，症状有所好转，维持生存1年以上。

综上所述，“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与“湖南欧阳氏流派”在治疗相关疾病方面均发挥了各自的优势，经过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两种流派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师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开具合适的配方，保障疗效。

参考文献

[1] 黎鹏程，卢丽丽.程丑夫从虚、痰、郁、瘀论治疑难病经验[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4，21（7）：94-96.

[2] 伍大华.周慎教授临证学术思想探析[J].中医研究，2012，25（1）：48-50.

[3] 朱克俭.中药新药适应病症（证）与方案设计有关问题探讨[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1（2）：73-76.

[4] 程晓燕，朱克俭.中医药临床评价中证候、疾病疗效相关性的探讨[J].湖南中医杂志，2007（3）：3-4.

[5] 程丑夫.论多病并存的中医治疗[J].中医药导报，2006（12）：1-2，12.

[6] 余娜，王芬，陈巧巧，等.基于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探讨湖湘欧阳氏杂病流派治疗肺癌的临床用药机制[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22，33（8）：1071-1082.

[7] 朱沛，尹天雷，刘天舒等.湖湘欧阳氏杂病流派临症思维源流探析[J].世界中医药，2016，11（6）：962-965.

[8] 王庆国，李宇航，陈明，等.谈“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路[C]. //全国第二十三次仲景学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