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念母亲煎饼香

在我小时候，玉米、高梁、红薯是全家人的主食，玉米糊糊、窝窝头这些东西吃腻了，心灵手巧的母亲便把这些不易下咽的食物做成煎饼。

做煎饼的第一步是调面浆。母亲先把杂粮粉倒入盆中，兑上清水后用力搅拌均匀，直至没有一粒硬粒疙瘩为止。这一步的关键是加水，水加多了面浆太稀，巴不住锅，不易成型；水加少了太稠，易粘锅，也好糊。那种稀稠正好的面桨，用筷子一挑不是一滴一滴往下落，也不是一条线地往下流，而是黏黏的，顺着筷子像瀑布一样滑下来。

第二步就是摊煎饼。母亲用高梁穗须扎成的刷子，从钵子里蘸上油，在又黑又亮的锅底刷上一道，待油微微冒烟，舀一勺面浆沿着四周一淋，锅四周立即挂起一道道“瀑布”，很快就连成一片，在锅底汇成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这时候，母亲专注地町着锅里，待“月亮”表面鼓起了小泡，她便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面皮，稍稍一转，轻轻一提，整个面皮就完完整整地被拎了起来。母亲的右手赶紧拿刷子蘸上油，把锅再刷一遍，然后把面皮反过来扣在锅里，用刷子按住中间，缓缓地移动、摩擦，等到整个面皮能够轻松旋转起来，煎饼就摊好了。

摊煎饼时火候很关键，父亲在这方面经验十足，火候拿捏得相当准确。当母亲把面浆倒入锅中，父亲马上用火钳把柴草架空，让更多的空气进去，这样火能烧得旺一些；当母亲把面皮翻过来，父亲又用火钳把柴草压住，让火小一些。

在父母的默契配合下，一张张又圆又大、又焦又黄的煎饼就香喷喷地出锅了。吃的时候，在煎饼上撒一撮细葱花，再滴几滴用自家芝麻磨的小磨香油，别提有多美了。

那时，父母给我们立下了规矩，让我们由小到大排好队坐在门口等着，只有喊到名字才可以进去吃。由于我最大，坐在了最后面，有时候还等不到叫我，弟弟妹妹就已经吃完了，我就把我那份让给他们吃，等我们都吃饱了父母才开始吃。若是剩的面桨多，他们就多摊几张自己吃；如果面浆不够，他们就随便摊两张，撕成片后添两飘水，再勾一碗红薯粉芡，做成“煎饼糊”，我尝过那味道，远不如煎饼好吃。

小时候，杂粮煎饼吃多了就特别想吃上一次纯白面摊的煎饼，为此还“诅咒”过自己生点小病，因为生病了就可以开小灶了。有一年春天我真的生病了，一连咳嗽好几天也不见好，母亲便将艾叶剁成碎末，掺到白面里给我摊煎饼。尽管加了艾叶，可用纯白面做的煎饼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有一点艾蒿的清香。说来也怪，几张煎饼下肚，我的咳嗽很快就好了。

有一次父亲进山挖树根不在家，我放学回来看见母亲因为生病卧床不起，心想她肯定也很想吃煎饼，便有了人生第一次摊煎饼的经历。我一个人又是调面又是烧火，忙得不亦乐乎，手上、脸上弄了不少灶灰、面粉。当我端着不成样子的煎饼来到母亲床前时，母亲既心疼又欣慰，摸着我黑一块几白一块儿的小脸说：“我娃长大了，会给妈做饭了。”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渐渐长大，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吃得也越来越丰富。可每次回老家，我都会让母亲给我摊几张煎饼，一方面是解下馋，另一方面则是重温一下那段充满了温情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