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菜里的童年和故乡

一

在乡下，阁楼上不摆几个坛坛罐罐，算不上过日子的人家。我家的阁楼上，陶罐、瓦瓮、泥钵、坛子，大的、小的、高腰的、细脚的、粗肢的，一字排开，摆满了阁楼。

这些坛坛罐罐里，不同的季节，会装满不同的干菜。有干豆角、干辣椒；有土豆干儿、红薯干儿；有萝卜丝儿、红薯丝儿、榨菜丝儿；有蚕豆、黄豆、红豆、豇豆；有红薯粉、小麦粉、糯米粉……

母亲的记忆力总是那么好。她随便就能讲出，哪个坛子里储的是什么，哪个罐子里藏的是什么。日子过得清贫，可是母亲心里有一本账，什么季节该晒什么，什么季节该吃什么，母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于一个农家妇女来讲，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干菜更珍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从一个高高的瓦罐里取出一木升子红薯丝儿。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木升子。一木升子装大米，刚好两斤。有时候，家里的米缸里见了底，只好找隔壁邻居借一升。借过来的时候，大米装得平平的，还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将它堆得满满的。借回来的大米，总是要省着点吃，比如说，熬一大锅粥。清水煮白粥，吃了不觉饱，走起路来，两腿发软，两眼老冒金光。不到饭点儿，我们便要嚷嚷：“娘，我的肚子饿了。”母亲帮我们紧紧裤腰带，说：“等一下，娘就给你们做饭去。”母亲生起火，淘好两三把米，将从楼顶瓦罐里取出来的红薯丝一并放了进去。咕噜噜，不到一会儿，粥的清香、红薯丝的清香，便冒了出来。我们在灶台边，敲着碗筷，流着哈喇子。

二

土豆新挖出来，堆了满满一屋子，短期内吃不完，母亲就把它晒成土豆干儿。

母亲把洗净的土豆放进大铁锅里，舀满水。父亲坐在灶门前生火。父亲是个教书匠，也是个烧火的好手。父亲在灶膛里架起木柴，熊熊的烈火烧得“呼哧哧”作响。锅里的土豆开始躁动起来，不断传来“汩汩汩”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啜泣，又似乎是期盼。乡下的土豆，想必是知道它们终究会有这一天，会被滚烫的开水煮熟，然后被剥皮，切成片，晾在竹匾里，等着那火一样的日头晒过来；它们还知道，晒成土豆干儿后，在瓦罐里，它们可以待上一整年，自己的生命又多了十二个月。

母亲把刀磨了又磨，把案板洗了又洗，把竹匾擦了又擦。我们也不能闲着，洗净小手剥煮好的土豆的皮。薄薄的一层土豆皮儿，像是土豆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土豆大概和我们一样穷酸，衣服也没几件。轻轻一掀，土豆光滑的肚子和胖乎乎的背便露了出来。

母亲刀工娴熟，切的土豆片厚薄均匀，从不碎块儿。我们将母亲切好的土豆片一块块整齐地摆在竹匾上，就等着太阳爬上山来。

大概半天工夫，土豆片儿在竹匾上便开始蜷缩、变小、变薄。母亲带着我们，将它们一个个翻了个身。母亲说：“我们的日子何时能翻身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这句话的意思。自从与爷爷他们分家后，我们兄弟三人便像赶趟儿一样来到这个寒酸贫穷的家里。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母亲除了忙家里的事，还承担着所有田里地里的活儿。母亲生大弟的头两个小时，还在地里挖土豆。挖着挖着，她觉得肚子隐隐作痛，就加快动作，挖满一担土豆，挑着便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中，把扁担撂下，母亲这才发现，裤子已被鲜血染红，赶紧喊隔壁婶子来帮忙。婶子一锅水刚烧好，瘦得皮包骨头的大弟便哭哭啼啼地降临了。

大概两到三天，土豆干儿便晒好了，金黄、坚硬，在阳光底下，如一块金灿灿的玉。

土豆干儿烧肉，是最好吃的一道菜。上初中时，学校蒸饭，我经常在饭盒里蒸上几块，只要加点猪油，放点盐，吃起来，便像是在吃肉。

除了土豆干，母亲还要晒干豆角、萝卜丝、辣椒干，母亲亲手晒的这些干菜，大都保持着原本的色泽，捧在手里，能发出“铮铮”的金属响声。新鲜蔬菜还没出来，这些干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干豆角烧肉、萝卜丝烧鱼，哪怕是一碗辣椒干，都是味道奇佳，让人垂涎三尺。我有段时间生病，吃什么都不香，母亲就每顿给我做一海碗辣椒干，满满的一大碗辣椒干吃下去，吃得满口生津，满头大汗。那一直高烧不下的体温，也便随之降了下来。

三

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晒的红薯干。那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食。

对于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精挑细选，一定要红心的，歪瓜裂枣的、有伤口的、个头太大或太小的都不行。那股认真劲儿，比给我们兄弟几个挑媳妇还要细致。

挑好的红心薯洗净、削皮，放进大铁锅里。父亲已经将土灶里弄得火苗腾腾直窜。母亲说：“火苗笑，客人到。儿子，你听听，这火苗笑得多好！”

过了一会儿，红薯熟透了。母亲一边哼着歌，一边将红薯捞起来，沥干水，放在竹匾里，趁热用铲子将红薯碾成糊儿。那时候，母亲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是珍珠里镶着一颗黑葡萄。我总在想，我的父亲肯定是被我母亲那一双大眼睛给迷倒的。前些年，母亲的眼睛受眼疾困扰，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瞎了一只。现在，她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只有一丝微弱的光芒。看着母亲那凹陷、发灰、无神的眼珠，我总觉得那不是我的母亲，那眼睛不是我母亲的眼睛。

灯光下，母亲将碾好的红薯泥里撒上黑芝麻。一粒粒干净的黑芝麻，撒在红红的红薯泥上，就像是火烧云里飞过的一群大雁；母亲又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那些晶莹的白糖，像是夜晚的天空里眨着眼睛的星星。

和好的红薯泥，先切成块儿，再切成片，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着，待半干半湿时，再收起来，切成条，然后再晒。晒干后，用透明塑料袋封好，装进瓦罐里，等快过年时，用铁锅炒好，嘎嘣脆，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客人来时，抓一些放在果盘里；上学时，偷一把装在口袋里；嘴馋的时候，嚼几根儿；跟同学闹矛盾，想要重归于好时，塞一把母亲炒的红薯干，他就立马转怒为喜，“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前几年，母亲的眼疾没这么厉害的时候，总会在我回家前做豆粑干儿。她用糯米、大米、小麦、高粱、大豆、芝麻、绿豆做原料，用石磨磨成粉，调成浆，一锅一锅烫出来，然后切成丝儿，晒成干儿。晒好的豆粑干儿塞满了我的行李箱。每天下班后，我便烧一锅开水，抓上两把豆粑干儿，打一个鸡蛋，放点葱、姜、大蒜，几分钟，便是一顿美味佳肴。

可是，母亲现在正在一家洗脚城里做着清洁工，每天给那些摇摇晃晃、进进出出的人们收拾着，打扫着，只怕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豆粑干儿了吧？

那些乡下的坛坛罐罐呢？那些如玉、如金属一般的干菜呢？都没有了。没有的，还有我的故乡，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