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举措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上世纪90年代，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将他对我国粮食经济进行的调查写成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 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在不断暴增，而中国的耕地有限，没办法养活，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养活不了中国人。那么，这个问题真的存在吗？记者专访了“三农”问题专家周胜利，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种业和农化都是农业的芯片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三大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其中，粮食安全尤为重要，关乎国计民生。最近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内容都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周胜利说，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周胜利表示，粮食安全中有个重要因素是粮食产量，而真正决定粮食产量持续供应的两个关键命脉都被外国垄断。一是种子。大宗农产品包括蔬菜产品，百分之八九十的种子原创专利都在国外。在畜牧领域，中国每年大概养7亿多头猪，但百分之八九十的原种都在国外。我国现在用的基本上是外三元。什么叫外三元？就是从它的曾祖到它的原种都是国外的。杂交品种只能做商品生产，不能留种，因为留的种会一代比一代差。最终，关键的东西是控制在别人手里的。比如，蔬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味越来越丰富，但是绝大部分品种控制在国外手中。还有水果。我国水果种类很多，但优质畅销的品种都控制在日本、新西兰等国手中。如果他们拒绝提供种子，在关键的时候会被一剑封喉。因此，要推进种业创新，扶持种业企业。二是农化投入品。农化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方面。2022年化肥价格暴涨，俄乌战争以后尿素价格暴涨几倍。而我国的农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小、经营模式简单、缺乏核心技术，而国外还在相互兼并，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跨国巨头的垄断。比如，孟山都这样的巨头都被德国拜耳集团收购。拜耳集团做农化、化工、种业，合并以后，它的种业更强大。中国化工收购了瑞士先正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否则你在这个领域就彻底丧失了竞争力。所以，不仅种业是中国农业的芯片，农化同样是农业的芯片。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中国人多地少、地形多样，在食品消费上是杂食性。除了水稻、玉米，还有几十种杂粮，蔬菜、水果品类非常多，不像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主食非常集中，肉食品以牛肉为主，食物的供给比我国要简单一些。而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很丰富的，所以要满足这些供应就很难。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方面花了很大精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周胜利说，2023年1月到6月，中国的进口增加量很大。从2018年到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的数量和金额都在暴增。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83亿吨，但是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占到了中国粮食总量的24%。尽管2022年比2021年的粮食进口量减少了10.5%，但是我国花的钱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0.7%，就是因为价格涨了。2022年中国进口粮食花了820多亿美元，而2018年中国进口粮食花的钱只有450多亿美金，差不多翻了一番。

周胜利介绍，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振兴种业。我国种业除了水稻，其他的很多农产品是受制于人的。在关键的时候，西方国家会像对华为和中兴一样卡脖子。这两年，我国对种业非常重视，其投入也很大，但是种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不是搞两个种子一杂交，优秀的品种就出来了。国外的种业公司都是经历了很多代，一点一点地取得遗传进展。第二，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包含推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在疫情之前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而且还亏本，就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基础太弱，生产一样的粮食，要花更多的人力。第三，大力推进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解决小农户和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大力推进代种、托管区域性的大面积的耕地，用生产性服务业来替代小农耕作。第四，要继续推进农机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土地的流转率越来越高，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的工作要交给机械化和信息化来解决。第五，要建立大国粮商。不光在生产上，我国在贸易上也受制于人。现在全世界的粮食贸易都被这四个公司垄断：美国的ADM、邦吉、嘉吉和法国的路易达孚，它们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从种源开始，以及加工、生产、流通环节，渗透到全世界。

周胜利认为，中国的农业要发展，就要让我国的贸易和流通领域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

在谈到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时，周胜利说：“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周胜利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耕地很多只是账面上的、地图上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更可怕的是，很多耕地还荒了。湖北省武汉市某区抛荒率达到5%-15%，这还不算最高的，抛荒的根本原因就是种田赚不到钱，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一方面我国的粮食产量年年增产，产量高；另一方面又进口了很多的粮食，跟18亿亩耕地是不是确实得到了保障有关系。以武汉市江夏区水稻种植为例：2022年，受农资价格攀升和严重旱情的影响，农户每亩的种植成本提升到了962元，而每亩的总收入是1200元，亩均利润238元。但这是未计土地成本的，而1亩水田的成本最少也要三四百元钱。总的来说，小规模种植肯定亏本。此外，还有些地方，即便是基本农田，种的也不是粮食作物，而是经济作物，因为只有种经济作物才能赚点钱。比如，在湖北的一个山区县，流转给农民种菜的地是一亩大概700元左右，但那是山区小片土地的价格。同一个乡镇集中连片的水田，流转给别人只要130元，还没有人要。许多好田都抛荒了，因为种水稻赚不到钱，这给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

周胜利介绍，国家采取的策略是保障18亿亩耕地不减少，就是说要用这18亿亩耕地生产主粮，才能养活中国14亿人。要让粮食生产没有后顾之忧，就要让这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粮田就是生产粮食的田，必须是粮田、是好田。不能在图纸上有，在现实中没有。也不能说这18亿亩都是很差的田，那也养不活中国人。现在国家采取的措施是要求基本农田必须种粮食，但是在法律上农民有经营的自主权，没有规定必须种粮食。要整治非粮化、非农化，光用政治手段是不可持久的。

周胜利认为，国家要稳定更多人种粮，就要保障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他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第一要提高农业政策的补贴，谁种粮谁拿这个补贴；第二要继续提升农业的基础设施水平，通过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设施水平，让农田逐步变成良田；第三要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从技术、政策方面全方位支持，真正让农民安心稳定地去种粮。

周胜利强调，中国农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规模太小。每户不到10亩地，正如我们经常说的人均1亩3分地。规模太小，就很难有规模效应，很难实行农业现代化。要推进规模化，不可能一下子搞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样的大规模，因为从小农经济过渡到规模化、设施化、现代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2亿多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当前很难解决，因为大部分农民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能。同时，留在农村的农民年龄比较大，想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很少。所以，要从规模化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耐心，不可能过分地推进，像山西推进的合村并居，把农民赶上楼，这个措施一定会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还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要循序渐进，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今后，中国一定会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这个“四化”之路。

此外，周胜利认为，增产与减损同等重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要在增产与减损两端发力：一方面，要继续提高粮食的产量。粮食增产重点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食物节约的各项行动。我国每年粮食在储藏、流通和加工环节，损失在700亿斤左右。2022年四川省粮食总产量是702亿斤，相当于一个“天府之国”的粮食产量没有了。每年至少有5%的粮食损耗在去往餐桌的路上，这还不包括餐桌上的浪费。所以，要提升加工、储藏、运输的水平，要减少餐桌上的浪费，粮食减损是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需重视水果品种的培育

“近年来，中国水果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国内水果大量滞销，另一方面水果进口量却不断攀升。”周胜利说，2021年，我国水果的产量近3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生产大国。与此同时，每年有1200万吨的水果因滞销而倒掉，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000亿元。从2012年-2022年的10年间，水果进口量翻了一番。2012年，我国水果进口量还不到345万吨，但在2021年达到了702.7万吨。2018年，我国水果国际贸易首次出现逆差，水果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多了85亿元。高价进口的水果正在不断蚕食国内水果市场。

周胜利表示，我国不缺水果，缺的是好水果。我国水果市场上受欢迎的、销量好的红富士苹果、阳光玫瑰葡萄、红颜草莓以及秋月梨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近年来，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对优质樱桃的需求，我国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引进了20多个大樱桃品种。我国本是猕猴桃的原产地，也是产量最大的国家，但是猕猴桃最出名的国家却是新西兰。新西兰从中国引进了猕猴桃的品种，经过人工培育，命名为奇异果，售价高出国内猕猴桃十倍。更讽刺的是，我国是新西兰猕猴桃的进口第一大国。

周胜利认为，我国水果品种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前我国粮食少，饭都吃不饱，国人根本顾不上研究水果；二是水果育种周期非常长，企业不愿意投入研发费用。因此，我国水果只能长期徘徊于中低端市场，滞销也就成了常态。2020年，美国起诉中国盗种蓝宝石葡萄；2021年，新西兰佳沛公司起诉中国企业偷种“阳光金果”和“魅力金果”品种，并索赔5558万元。同年，日本专门出台法律，限制我国引进日本优质水果品种。“如果我国还不重视水果品种的培育，未来想吃优质水果，只能以更大的代价从国外进口了。”周胜利说。

树立大食物观

周胜利介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事实上，这并非大食物观的首次“亮相”，自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以来，“大食物观”多次出现在国家重要会议及文件中。因此，不能过分地强调口粮，而我国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不是用来做口粮的，而是把它转换成饲料和油料。进口大豆、玉米、小麦绝大部分不是直接给人吃的，而是做成加工产品。因此，周胜利认为，在耕地安全保障上也应该做相应的策略调整。真正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就划为粮食生产功能区，确实不适合的地方就种经济植物。用不着限定80%基本农田种粮食。平原地区可以种粮食，但山区如秭归县，则适合种橙子，应该是多元并举。另外，不同的地方划分基本农田的比例和面积应该不一样，尤其是山区，可以种水果、种食用菌，也可以去种中药材。总的来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让农民有利可图。

周胜利表示，过去我们强调的是粮食产量要达到多少，其实这些年人均口粮消费反而在减少，真正吃米饭、面包、包子这些食物的人在减少，而人均消费的肉、蛋、奶、菜、果，包括其他的零食、坚果等的消费量反而在增加。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显示，中国人均口粮消费量相对30多年前下降40%，而肉蛋奶的消费量增加2倍，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增加了近3倍。过去我们就是吃饱，现在要吃好、吃营养、吃健康。所以，粮食安全的方向应该发生改变，由此引起的土地利用、空间管制也应发生变化。树立大食物观，就是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食物，包括微生物，要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当地的产业，宜渔则渔，宜粮则粮，宜果则果，宜菜则菜，宜牧则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