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警惕创伤后应激障碍

世界卫生组织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比以往的冠状病毒疫情更长，首例病例出现两年多以后，疫情仍在蔓延，全球都卷入这场疫情灾难之中，有关疫情的各种新闻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大部分人来说，伴随疫情而来的一切充满了挑战性和压力，焦虑、抑郁、恐慌等不良情绪在全球范围内都急剧上升。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国家都实施了相应的隔离和封控措施。这些社会管理手段进一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压，当身处这样一个压力性环境时，人们容易出现应激反应，还可能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

应激反应是人们面对非常规事件的正常反应，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压力和挑战，随着事件结束，应激反应会逐渐消失。但是在一部分人身上，应激反应可能没有消失，反倒随着时间发展成了PTSD。PTSD包含4类症状：（1）重新体验创伤：以噩梦或闪回为特征。（2）回避某些情况：避开让人想起创伤经历的人或情形。（3）认知和心境的改变：一个人对自己、同事、家人和朋友的看法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无法向他人表达真实的感受。（4）警觉性增高：以难以入睡、注意力难以集中或变得容易受惊为特征。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一线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救助人员、密接及次密接人员、社区防疫人员等人群发展出PTSD的可能性较高。

此外，疫情造成宏观经济困难，可能引发失业等对个人有较大影响的问题，这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PTSD的发展。由于住院治疗和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感染者可能会经历较多创伤感，并且由于病毒的传染性质，在康复或解除隔离后，还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歧视。由于隔离管控的要求，人们可能会面临长时间远离家人或限于家里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糟糕的精神状况，若个体还缺乏疾病知识或者免疫系统较脆弱可能会加剧这一情况。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对这些可能有心理健康风险的人群至关重要。为此，我们专访了三位精神心理卫生领域的专家老师：

刘正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应急部心理援助专家组组长;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专业领域：重大应激事件下心理创伤研究与心理援助工作、重大灾难后的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工作。

王 力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专业领域：医学心理学和创伤心理学。

沙 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病区主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专业领域：抑郁症、心理危机干预。

第一部分 你了解PTSD吗？

心理与健康：在对以往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进行的研究发现，PTSD、抑郁、焦虑和强迫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其中出现PTSD的患病率在5%到18%之间。那么，容易出现PTSD的人往往具有哪些典型特点，为什么？ 

● 刘正奎：个体遭受重大应激事件时，都会有心理应激反应，表现出一些情绪、认知、行为甚至生理上负性状态。这是一种在异常或非常态状况下出现的正常情况，这些反应往往是短暂的，不是严重的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但是在一部分人身上，因个体与环境交互影响，随着时间流逝演变为PTSD或相关心理问题。因此，不是所有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发展出PTSD或者其他严重的心理问题。有些人在经历了创伤后甚至报告说自己获得了一丝成就感，自信心提高，变得更加坚强。在遭受新冠疫肺炎情这样的大规模灾难事件后，个体会发展出长期问题，还是较快走出事件的影响，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创伤暴露程度，创伤暴露程度大的个体更容易患PTSD，比如超过一半的性侵幸存者都会受到慢性PTSD的影响。而在疫情中，接触更多感染或者死亡的个体会感到更大压力，创伤暴露程度也更大，更容易患PTSD，也因此在心理援助的工作中，我们会首先关注患者、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等群体。

第二，生物因素。目前关于PTSD相关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表明，精神应激过于强烈或持久会导致有关记忆环路的损伤，调节中枢兴奋与否的神经递质表达改变，导致PTSD。因此，个体的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因素等生物学因素差异也会造成不同的易感性。

第三，社会心理因素，包括个体的应对方式、曾经的创伤史及受到的社会支持等。比如个体如果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一直采用回避的策略，那么更易长期受到困扰，最终形成PTSD。而家庭、朋友及周围人的关心、支持是很重要的保护因素，使得经历创伤的个体可能更快地走出充满压力的情绪状态。这部分也是我们在实际干预中最关注的，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民众提供心理支持或相应的资源，减少患PTSD的可能。

● 王 力：个体对PTSD的易感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易感个体的典型特点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大部分研究发现女性、收入较低群体、医护工作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以及处于毕业年级的学生、城市居民、吸烟者更容易出现PTSD。

其次，合并有其他躯体或心理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PTSD。另外，不恰当的应对方式也会影响个体的易感性，例如高网络成瘾、消极或被动的应对策略等。除此之外，所处的居住环境也影响着个体的身心健康，例如和儿童共同居住、居住环境受限等会使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鉴于我们目前讨论的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因此一些和个体紧密相关的感染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易感性。例如病毒暴发引起的隔离、社交生活减少等导致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身边亲人感染或隔离、自身感染相关的症状等导致个体感知到的被感染的高风险，以及对感染的负性心理反应（包括恐惧、无助等）都会导致个体出现PTSD的风险增加。

● 沙 莎：第一，生物学机制特点。通过对有创伤经历发展和未发展为PTSD的人群以及正常人群进行比较，有人发现外周血单核细胞糖皮质激素受体数量增加对PTSD发展有一定预测性。女性经历创伤后发展为PTSD的风险是男性的2倍，除遗传易感性外，神经肽PAC1与PTSD易感性有关。PAC1多态性可能存在于一种假定的雌激素反应中，因此女性具有特异性风险。此外，恐惧相关惊跳反应，快速眼动睡眠期恐惧消除记忆巩固受到阻碍，导致噩梦频发，以及其他精神障碍病史均与PTSD有关。

第二，人群特点（按创伤性事件发生前后划分）。创伤事件如何导致疾病，除了与其强烈程度有关，还与个体对创伤性事件的主观体验有关，因此，从个体的易感因素上我们将其按照创伤前变量、围创伤期变量和创伤事件后变量区分观察。

现今比较肯定的创伤前变量包括：女性，病前的认知功能（低智商）、人格特征（神经质、高敌对性、自卑、疑病）。

围创伤期变量除了创伤事件本身的特点和强度外，还包括个体对创伤性事件的态度和评价、应对方式、社会和家庭支持。研究表明，围创伤期出现类似急性应激障碍表现的分离症状（如现实解体和时间歪曲感、情感麻木、人格解体、运动性不安），警觉性增高，创伤性体验等能部分预测随后PTSD的发生。

创伤事件后变量还包括临床干预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事件后遭遇的其他生活事件等。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围创伤期和创伤事件后变量是决定个体是否发展为PTSD的主要因素。

心理与健康：尽管老年人被认为是弱势群体，但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PTSD发生率往往低于年轻人。可能的解释是，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人积累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对创伤后事件（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更强的适应力。结果是这样吗，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

● 刘正奎：某种程度上，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虽然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但是从另外的视角，老年人本身就是我们社会的宝藏。我们现在关注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大部分经历过饥荒、洪水、重大社会变革等非常多的负性事件，他们的经历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和倾听的。

其次，老年人可能经历过非常多的创伤事件，怎么就转化成更强的适应力了呢？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清楚，但比较确定的是，经历逆境为增强人的心理韧性提供了更多可能。心理韧性也被翻译为“复原力”，是指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心理力量，能够有效适应、管理压力或创伤的过程，缓和压力的负面影响，并让个体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研究发现，老年人在情绪控制、情绪稳定和情绪成熟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能够通过积极情绪的调节和平衡有效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这些也都是丰富的经历转化为人生宝贵财富的体现。

但总的来说，老年人在疫情期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老年人随年龄增加而出现衰老或老化，在身体上，常常伴有慢性疾病，活动性减少等;在认知功能上，不如青壮年人群具有充足的认知资源与灵活性;老年人退休后，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更加脆弱，缺乏足够的外界支持。因此老年人虽然在经验上更加丰富，但是我们在疫情中仍然要重点关注老年群体，并思考如何让老年人的自身经验在疫情中发挥作用，改善自身甚至他人的情况。

● 王 力：不同研究的结果略有不同，但是确实有研究发现老年人PTSD发生率低于年轻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一方面，根据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随着有生之年前景的缩短，人们会“系统地完善他们的社交网络，以便使可得到的社交伙伴满足其情感需要”。因此老年人对社会交往会有选择性的狭窄化，在个体衰老时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积极情绪体验、把情绪风险降至最小。

另一方面，根据生命进程理论，年龄和心理健康呈现倒“U”型关系，心理问题在成年早期达到最高点，之后随时间推移慢慢降低。另外，在成年早期个体面临着工作、养育幼儿、婚姻等多方面的压力，因此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有工作和处于婚姻状态的成年早期个体疫情后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最高，老年人相对的发生率会偏低。

第二部分 疫情之下，如何预防和应对PTSD？

心理与健康：我们了解到，除新冠肺炎患者外，救助人员及密接人员，如一线医护人员、社区防疫人员、隔离人员等PTSD患病率也相当高。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区域封闭、集中隔离、居家办公、经济不稳定等压力很可能对整个人群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情形下，该如何预防PTSD的发生呢？

● 刘正奎：我们把人群分为两类讨论，一类是患者和一线工作者，一类是受疫情影响的民众。

对于一线工作者来说，直接暴露在新冠肺炎感染危险下，创伤暴露的程度较大，且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容易处于急性应激状态。且在忙碌的状态下他们可能更多感觉到的是麻木，对自己的情绪觉察是不敏感的。他们需要单位组织重点关注，与专业的心理援助团队对接，及时追踪心理状态，做好危机干预备案。对这个群体来说，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意义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被强调的。

对普通民众来说，封闭、隔离、经济不稳定等是长期的压力因素，我们要注意这种长期应激状态对自己的影响，预防情绪状态的恶化。

首先，减少看负面信息，比如发现自己每次看完新闻情绪都很差，那么就要注意减少频次，从根源上减少间接受到创伤影响的可能性。

其次，设定每日生活规律，关注当下的事情。因为长期居家，容易导致作息混乱，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在疫情下的不确定感。因此，建议对每天起床、三餐、运动时间定时，形成较固定的生活规律。在我们去完成这些并不起眼的小事时，适当给予自己一些奖励，通过强化的方式逐渐建立对生活的掌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