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金前传：高贵的野蛮人

塔希提岛的最高峰高达2241米，是太平洋中部热带海岛当中海拔最高的一个。蔚蓝色的大海配上高耸入云的绿色山峰，成为无数明信片的主题。从理论上讲，眼尖的水手在170公里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塔希提的尖顶，但麦哲伦的第一次太平洋之旅居然错过了它，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当年麦哲伦和他率领的西班牙船队花了99天的时间从麦哲伦海峡的出口一直航行到了关岛，总里程超过了1.5万公里，沿途除了几座面积极小的环礁之外，居然没有遇到任何一座能够提供补给的海岛！考虑到太平洋上的海岛数量超过了2万座，此事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麦哲伦的这次奇迹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奇迹虽然差点要了麦哲伦的命，但却让几百万太平洋岛原住民多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太平日子。原来，麦哲伦的这次神奇之旅让他误以为太平洋是个缺乏陆地的大洋，不值得留恋，于是西班牙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刚刚被发现的美洲大陆上。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和蔗糖很快让西班牙取代了葡萄牙，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众所周知，现代欧洲的崛起源自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物质红利，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最早享受到这波红利的是率先进入大西洋的葡萄牙，葡萄牙水手在探索西部非洲的过程中奇迹般地绕过了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洋的新航道，由此带来的香料贸易让葡萄牙成为15世纪欧洲的最强者。但葡萄牙商人发现的是一个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的南亚，当地人对欧洲也并不陌生，所以双方的文化交流极为有限，对葡萄牙社会的冲击并不大。16世纪变成了西班牙的世纪，因为哥伦布和麦哲伦让西班牙占领了美洲。当时的美洲大陆由两大文明古国所统治，其社会制度和欧洲人所熟悉的集权制非常类似，所以经验丰富的西班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胜利，迅速完成了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统治，其过程之血腥残酷令人发指，双方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之后，西班牙商人开辟了一条来往于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路线，西班牙商船把产自美洲的金银和烟草运往亚洲，再把香料和瓷器运往美洲。不过，因为这条贸易路线严重依赖太平洋季风，其航线和日程都是固定的，导致西班牙商人错过了绝大部分太平洋热带海岛，其中就包括塔希提、夏威夷和新西兰。

17世纪属于荷兰，这是一个偏重商业与贸易的新型殖民帝国，它通过东西两个印度公司把欧亚和欧美之间的贸易权从葡萄牙和西班牙手中夺了过来，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荷兰的“海上马车夫”们往来于印度洋和大西洋，控制了包括开普敦、马六甲和新荷兰（Nieuw-Nederland，即后来的纽约）在内的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积累了海量的财富。不过，荷兰殖民者都是商人，他们对殖民地的风土人情不感兴趣，很少进入内陆地区，因此双方的文化交流同样很少。

18世纪的前50年则属于法国，一方面源于他们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搞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段时期法国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让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发源地，也是18世纪前半叶欧洲启蒙运动最活跃的国家。开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宗教权威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崛起，科学革命就是这场运动所结出的硕果之一，而这场革命的主舞台毫无疑问设在了英国。

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只能依靠有组织的海盗从欧洲大陆列强那里分一杯羹。当年英国最有名的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就是一个由英国皇室暗中资助的大海盗，而英国皇家海军发生的第一起震惊世界的“韦杰号哗变”（Wager Mutiny）就是在劫掠西班牙商船的过程中发生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英国国运的转变开始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从小就立志要做科学领域的哥伦布，意思是说他想像哥伦布那样成为一个开拓者，勇于探索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各种可能性。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实验重要性的人，被誉为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他也是第一个意识到科学具有无穷潜力的人，“知识就是力量”（也可译为“科学就是力量”）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他最早提出的。正是在培根思想的影响下，英国早在1660年便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相当于英国皇家科学院），使得科学从少数贵族的个人兴趣转向了由国家主导的对于自然规律的集体探索。

正是在科学的帮助下，英国自18世纪中期开始迅速崛起，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对于海军来说，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就是海上定位。其中纬度似乎很容易测，只要找到太阳或者北极星的位置，测量一下它们和海平面之间的夹角就行了。但航行的船一直在晃，测量员很难保持平衡，所以纬度并不容易测准。最终是牛顿根据光学原理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再由两位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工程师根据牛顿提出的原理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测量仪，这就是六分仪（Sextant）。英国海军早在1732年就率先装备了这种设备，大大提高了军舰的海上定位能力。经度的测量难度要比纬度大得多，需要对两地的时间差做出精确的测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国会于1714年宣布将为第一个解决经度问题的人颁发2万英镑的奖金，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1亿元人民币，可见其重要性有多么大。最终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英国钟表匠于1735年制造出了第一台能够应对海上多变环境的计时钟H1，又在1759年改进了自己的设计，把计时钟的体积缩小到和一块怀表差不多大，这就是历史上第一块具备实用价值的海上计时钟H4，依靠它就可以解决经度测量的难题。约翰 ·哈里森于1735年制造出了第一台能够应对海上多变环境的计时钟 H1（高品 供图）几乎与此同时，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五任台长内维尔·马斯卡林（Nevil Maskelyne）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出版了全世界第一本实用的航海历，有经验的海员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星体和月亮之间的相对距离而计算出任意地点的相对时间，只不过月距法的原理相当复杂，据说专业数学家都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整个计算，所以最终还是海上计时钟占了上风。掌握了这两种定位方法的英国皇家海军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海上武装，日不落帝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756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这是第一场全球性的列强争霸战，主要的交战方就是英法两强。最终英国大获全胜，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大部分殖民地，正式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战争期间登基的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是个酷爱研究物理、化学和天文学的年轻人，对现代科学带来的精确性充满了执念。当时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的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勘探过了，只有太平洋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命令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两艘军舰去勘察太平洋这个“人类最后的边疆”，顺便寻找想象中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当年有很多欧洲人相信南半球一定存在一块和北半球一样大的陆地，否则地球就会失去平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科考为主要目的的环球航行，只不过执行这项任务的仍然是海军而已。这次航行标志着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航海的主要目的从过去的寻找贸易路线或者征服殖民地变成了科学探索，本文要讲的所有故事均与此有关。

这两艘英国军舰在穿越麦哲伦海峡时被风暴吹散了，其中一艘就是导言里提到的那艘最早发现皮特凯恩岛的“海燕号”。另一艘名为“海豚号”（HMS Dolphin）的军舰于1767年6月18日首次发现了塔希提岛，高耸入云的山峰让船长塞缪尔·沃利斯（Samuel Wallis）误以为自己发现了南方大陆。但当他驾船绕了一圈后终于明白这只是个海岛，不过他依然决定在此登陆。一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船员得了坏血病，急需上岸休整；二来这座岛屿明显是一座火山岛，只有这样的岛上才能找到淡水，物产往往也比珊瑚礁岛更为丰富。太平洋上的绝大部分海岛可以分成火山岛和珊瑚礁岛这两大类，前者是由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海拔较高，降水充足，土壤也更为肥沃。后者则是由抬升至海面以上的珊瑚礁组成的，海拔较低，地势平坦，土壤多由石灰质岩石组成，既存不住水，也形成不了优质土壤，大部分有经验的航海者都不会在这样的海岛上浪费时间，而是会选择绕道而行。1767年6月23日一早，“海豚号”在位于塔希提岛西北角的马塔瓦伊湾（Matavai Bay）抛了锚。这是塔希提岛最大的港湾，有着漫长的黑色沙滩和相对平静的水体，非常适合登陆。“海豚号”的抛锚处虽然距离岸边仍有数公里远，但船员们居然闻到了阵阵花香，看来这个岛上的物产一定很丰富。于是沃利斯派一名副官乘坐一艘小艇上岸寻找淡水和新鲜食物，顺便宣示主权。这名副官惊讶地发现当地人只对铁钉感兴趣，愿意用新鲜的水果和猪肉来交换，于是他决定回船去拿钉子。

第二天一早，港湾里出现了300多艘独木舟，上面站满了赤身裸体的男性武士，以及很多同样赤裸着上身的年轻妇女。这些人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非常不同，他们无论男女全都体格健壮，五官立体，皮肤细腻，牙齿既整齐又洁白，既没有口臭也没有体臭，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标准。

独木舟驶近后，一些妇女居然冲着船员们跳起舞来，动作中带有明显的性挑逗意味。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将近一年的海员们立刻放下手中的枪，拥到船舷边观看。恰在此时，一位女酋长发出一声指令，武士们立刻拿起事先藏在独木舟里的石块向大船砸了过来。沃利斯命令士兵冲着人群开枪，并用大炮轰击独木舟，当场杀死了上百名武士，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武士们显然被英军火器的威力吓坏了，立刻划着独木舟掉头逃跑，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值得一提的是，受伤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麦（Mai）的年轻人，他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肋部，留下了一道伤疤。麦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小时候家里遭到了一群波拉波拉岛（Bora Bora，距离塔希提270公里远的另一座海岛）武士的劫掠，他的父亲惨遭杀害。英军火器的威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开始幻想有一天他也能拥有这种神奇的武器，好为父亲报仇。

第二天，沃利斯再次派出一队士兵乘小船登岛，并再次和岸上的原住民爆发了武装冲突。英军用火炮炸毁了当地人的房屋，还用斧头把停泊在岸边的几十艘独木舟毁掉了。这场战斗结束后，当地人对待英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大家纷纷手捧着新鲜食物走出丛林，和岸上的英军交换礼物。当地妇女甚至愿意和英军士兵发生性关系，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和贸易无关。这一点让沃利斯大惑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在“文明世界”里绝对会被禁止的行为在这里会变得如此普遍和顺理成章。

沃利斯后来在日记中还专门提到了一位身穿红衣的老妇人，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刚刚在冲突中被英军打死了。但她不计前嫌，哭着送给了英军两头猪，却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作为一个习惯了旧世界以牙还牙逻辑的人，沃利斯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解，不明白这位老妇人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复仇的信念，主动选择了以德报怨。

因为生病，沃利斯很晚才第一次上岛，而且只在岛上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如果他有机会进山走走，可能就不会那么惊讶了。大部分来塔希提的游客都是来玩海的，我却选择加入了一个临时组成的散客团，乘坐一辆四轮驱动越野车开进了岛中央的火山口。火山口塌陷得很深，和周围的山峰之间形成了2000多米的高差。可惜那天天气不好，一直在下雨，能见度很差，看不清山峰的模样。不过也正因为下雨，山上出现了十几条瀑布，看上去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河流，场面极为壮观。这些瀑布在谷底汇聚成无数小溪，不但滋养了肥沃的土地，还让当地人养成了每天洗好几次澡的习惯，这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中是不常见的。

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在火山岛当中也是相当罕见的。火山岛可以按照形成时间的不同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形成时间比较早的火山岛，中间的火山口已经塌陷到海平面以下了，比如形成于500万年前的甘比尔群岛（Gambier Islands）就是一例。这样的海岛往往是由火山壁组成的，中间高周围低，很容易导致水土流失，所以岛上的物产并不丰富，可供耕作的土地也十分稀少。相比之下，塔希提岛上的两座火山的年龄只有大约100万年，而且高出海平面很多，所以整体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中间低周围高的地形非常适合涵养水土。正因为如此，岛上的物产极其丰富，岛民们几乎不需要耕作就可以获得足够丰富的食物。据历史学家估计，沃利斯上岛时岛上一共居住着7万多人，他们按照地域的不同分成了沿海部落和山地部落，互相交换各自的土特产，日子过得非常富足，这就是为什么岛民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交换物品时也相当大方，一点也不像生活在贫瘠岛屿上的原住民那么吝啬和凶残。

话虽如此，但这个岛实在是太大了，于是原住民分成了许多部落，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再加上塔希提岛和周边另外几座海岛之间的距离也不远，岛与岛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所以塔希提人对于战争并不陌生。英国人和岛民之间发生的头两次军事冲突很可能是因为岛民们误以为这群海上来客是来抢夺海岛的，他们采取的战术也都是事先就演练过的，甚至包括美人计在内都是如此。不过，当岛民们意识到这群长相奇怪的陌生人并不想殖民，只是打算获取一些生活资料时，便立刻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岛民们见识了英军火器的威力，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求和才是最符合逻辑的对策。

“海豚号”只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毕竟他们的目的不是殖民，而是探索。正因为如此，双方相处得十分融洽，岛民们的平和与富足也给沃利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海豚号”又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好几个月，依然没能找到南方大陆，只得于1768年5月回到英国。沃利斯惊讶地发现，此时的乔治三世被另一件事情吸引住了，他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宇宙的大小一直是古往今来所有智者都想解答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世界观的对错。其实天文学家们很早就计算出了各个星体之间距离的比值，只要知道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实际距离（这就是天文单位的定义），就可以推算出整个宇宙的大小。但在电磁学被发明出来之前，任何两个天体之间的实际距离都难以计算，因为科学家们缺乏合适的测量工具。

166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格雷果里（James Gregory）的苏格兰数学家首次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人类可以通过在地球上的不同地点观测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的时间差来间接地计算出太阳系的大小。顾名思义，金星凌日指的是金星从太阳表面滑过的整个过程。因为地球自转的原因，地球上不同位置的人看到的金星凌日会有一个时间差，如果我们知道了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再测出这个时间差，就能利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实际距离了。

根据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计算，金星凌日现象每隔121.5年发生一次，每次金星凌日都会成对出现，两者之间相隔8年。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于1677年11月7日组织了一次和金星凌日类似的水星凌日观测，证明格雷果里的方法是可行的，但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统一行动才行，因为观测点之间的距离必须足够远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可惜哈雷于1742年去世，没能看到下一次金星凌日。

1761年的那次金星凌日吸引了全球9个国家的120名天文学家集体观测，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合作，毕竟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不巧的是，那天很多地方的天气都不好，再加上科学家们缺乏经验，相互之间的协调做得不到位，导致观测结果误差太大，数据没法用。于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8年之后的那次金星凌日上，因为一旦错过这次，人类就要再等一个多世纪才能知道宇宙的大小。作为当时全球科学的领军者，英国皇家学会早在1767年11月就召开了一次准备会议，决定派出三支测量队，分别在挪威北部、北美东部和南太平洋寻找一个合适的观测点。前两个相对容易，最后一个地点需要绕过大半个地球，必须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才能成行。但英国海军部不愿意由一位平民科学家来领导这次远征，便向皇家学会推荐了一位精通天文和测绘的海军军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库克于1728年11月7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他天资聪颖，通过自学掌握了基本的数学知识。长大后他对航海产生了兴趣，并很快在测绘领域显露出独特的才华。1755年，27岁的库克加入了英国海军，并作为一名测绘师参加了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把北美大陆东北部的河流和港湾测绘得极为精确，帮助英军打败了法军，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库克绘制的地图后来被北美地区的船只使用了200多年，由此可见其精确度有多高。于是，当英国海军部需要一位精通科学测绘技术的军官时，库克当仁不让地成为最佳人选。1768年5月，英王乔治三世专门拨出了4000英镑的特别经费，英国海军部用这笔钱改装了一艘运煤船，将其命名为“奋进号”（HMS Endeavour）。这艘船的船底很平，吃水很浅，并不适合海上作战，却非常适合作为科考船驶入浅海区。当时还不满40周岁的库克被破格提拔为海军中尉（Lieutenant），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任命，库克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英国的国运。

就在考察队计划出发前不久，沃利斯指挥着“海豚号”回到了英国。他极力推荐塔希提，把这座岛描绘成了人间天堂。再加上他已经通过月距法测出了塔希提岛的准确位置，非常符合这次测绘行动的需求，英国海军部相信了沃利斯的判断，命令“奋进号”驶往塔希提。

1768年8月26日，库克船长怀揣着一封英国海军部写给他的密信，率领“奋进号”离开了普利茅斯（Plymouth）港，一路向南驶去。随船出航的除了首席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之外，还有一位名叫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植物学家。此人是个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的富二代，从小喜欢研究植物，23岁那年便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家财万贯的他不但承担了自己的费用，还花钱请来了一位植物学家和两位画家与他同行。事后证明这个选择极为正确，两位画家为后人留下了多幅珍贵的动植物临摹画作，其中不少物种现已灭绝。新西兰原住民男子头像（高品 供图）。以上两幅插图摘自于《南海航行日志》，绘画初稿系库克船长的随行画师所绘

前往塔希提的航行非常顺利，库克迅速证明自己不但是一名优秀的测绘员，还是一个相当称职的舰长，这一点很可能和他是个虔诚的贵格会信徒（Quakers）有关。这个教派非常重视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行，对平等、和平与自我约束有着很强的执念。这些特征在旁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但对于一名航海家来说却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比如库克生活俭朴，从不挑食，无论多么难吃的食物都吃得津津有味，这让他能够在艰苦的航行过程中保持健康。与此同时，他对船上的卫生条件和船员们的职业态度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一点让他成为当年伤亡人数最少的远洋船长。再比如，库克平时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他对普通船员和原住民却都非常友善，愿意用平等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人，这一点在当年那批航海家当中同样是相当罕见的。最重要的是，库克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讨厌华丽的辞藻和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在他这辈子所撰写的超过100万字的航海日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感情世界的文字，只有对事实所做的简单而又准确的描述。

“奋进号”于1769年4月13日在马塔瓦伊湾抛了锚，立刻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库克发现沃利斯没有撒谎，这个岛不但风景秀丽，而且物产丰富，确实是一个人间天堂。岛民们不用辛苦劳作就可以活得很好，于是他们把时间全都花在跳舞、冲浪和性爱上了，日子过得相当惬意。上岛前，库克专门请医生为所有船员做了一次体检，确保无人患有性病。他还告诫所有船员一定要尊重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枪。但船员们很快发现这个告诫几乎没用，因为当地人甚至有些过于友善了，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她们在性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经常在大白天勾引他们，要求和他们发生性关系，而她们索要的回报往往只是一枚钉子。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参与了这场性狂欢，班克斯也不例外，考虑到当年的他还是一个刚满26岁的单身汉，这一点倒也无可厚非。不过，班克斯把这件事当成了人类学研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和当地人互动的大量细节，为后来的人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但是，这些船员很快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们染上了性病，库克相信这种病一定是此前造访过的英国水手带来的，从此开始禁止手下人再和当地人自由交往。必须指出，库克船长本人自始至终都洁身自好，不但因为他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夫妻感情很好，而且因为他本人对这种明显违反教义的事情不感兴趣。

几天后，船员们纷纷报告说很多珍贵的小物件不翼而飞了，很有可能是被当地人顺走了。库克对这种偷盗行为极为气愤，命令手下船员严惩不贷。班克斯则相信这是因为当地人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他们一方面可以很大方地把自己的食物和饮水贡献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很随便地拿走他们看中的任何小玩意儿。

不过，这种偷盗行为很快就上升到了公开撬走船上的钉子的地步，甚至连测绘仪器也丢了好几件。于是库克下令在马塔瓦伊湾旁边的一个海角上建起一座城堡，周围用木栅栏围住，入口处由持枪士兵24小时站岗，严禁当地人进入。城堡内搭建了54座帐篷，科学家和士兵们吃住都在城堡内，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建起了一座观测塔。6月3日这天，库克、格林和一位自然学家分别用三架天文望远镜观测了金星凌日，可惜因为望远镜质量不好，观测结果的误差很大，库克很不满意。

原来，这次金星凌日的全过程耗时六个多小时，所有的观测者都必须事先认定几个容易判断时间的点，并统一判断标准，比如金星到底何时进入太阳的范围，以及何时走出去等等。望远镜质量问题导致的黑滴效应（black drop effect）让这件事变得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三人测出的时间相差了将近一分钟之久，远远大于误差允许的范围。

库克非常沮丧，以为这次任务彻底失败了。但其实全球至少有150名天文学家在将近80个地点对这次金星凌日进行了观测，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科学合作。这些人得出的结果虽有误差，但平均值一定会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于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天文学家托马斯·霍恩斯比（Thomas Hornsby）把几个高质量的数据（包括库克等人的数据）汇总起来，取其平均数，计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为1.508亿公里，只比现代测量结果多了0.8%。

霍恩斯比将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1771年12月出版的《自然科学会报》（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这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全世界第一本科学期刊，极具权威性。这个消息很快就从英国传遍了全世界，从此人类终于知道了宇宙的大小，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的库克并不知道这些，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打开了那封密信，发现海军部命令他在观测完成之后指挥“奋进号”探索南太平洋，继续寻找南方大陆。于是，库克下令拆掉了城堡，把设备搬回船上，准备出发。塔希提岛金星角鸟瞰图（高品 供图）

多年之后，塔希提政府将这座城堡的所在地命名为金星角（Point Venus），并在观测塔的原址建造了一座高25米的灯塔，以纪念库克船长当年的丰功伟业。我第一次看到这座塔是在2016年，那一年我乘坐一艘邮轮第一次访问了塔希提岛，同行的小伙伴们没人知道这座塔背后的意义，我只能解释说，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宇宙奥秘的地方，也是塔希提岛对人类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只不过这事跟当年的塔希提岛原住民没什么关系。九年后的今天我再次来到金星角，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当时的塔希提岛原住民虽然不明白金星凌日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勇敢地欢迎了这群不明来历的怪人，并慷慨地拿出食物和淡水招待他们，还让他们免费租用了这块风水宝地建造观测塔，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如此善举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极为难得的。

当然了，库克的所作所为对此亦有贡献。正是因为他军纪严明，手下士兵态度友善，双方才能相处得如此融洽。再加上他此行的目的是科学探索，对这个岛和原住民没有任何殖民需求，最终他也践行了事先的承诺，观测结束后便迅速离开，这一切都给当地人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库克身高超过一米九，深邃的双眼和高高的鼻梁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很像一只鹰。岛民们非常崇拜这些有异相的人，当时的一位酋长身高也和库克差不多，所以他们很可能认为库克就是另一个地方来的酋长，对他更是格外地尊重。

1769年7月13日，“奋进号”扬帆起锚，离开了塔希提岛。当地一位名叫图帕伊亚（Tupaia）的宗教祭司自愿跟随库克远航，希望能为库克提供导航帮助。成千上万的岛民纷纷涌到岸边欢送，其中包括一位当地酋长的女儿毛阿图阿（Mauatua）。当年只有5岁的她被英国海军士兵身上穿的蓝色制服迷住了，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长大后她还会再次看到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人，并和其中的一位年轻人相亲相爱。

南下之前，库克决定先在塔希提岛周边探索一番，并在这一过程中相继发现了一组群岛，岛民们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与塔希提岛几乎一模一样。库克将这组群岛命名为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暗示岛民属于同一个原始社会。之后，库克挥师南下，先把新西兰的南北两岛全部勘察了一遍，成为第一个登上新西兰岛的欧洲人。然后又继续向西，成为第一个登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欧洲人。这地方当时还被称为新荷兰（New Holland），因为是荷兰人最早发现了它。不过因为大堡礁的保护，荷兰人一直没能到达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当库克首次完成了对东海岸的勘察之后，这块地方便被纳入了英国的领土，并更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今天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所以都说英语，与库克的这次勘察有很大关系。精通航海技术的图帕伊亚被证明是这次勘察的关键，他在一张纸上随手画下了大约70座太平洋岛屿的位置，库克后来一一进行了核实，证明图帕伊亚的记忆基本正确。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库克只不过是把太平洋原住民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知识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已。

除此之外，图帕伊亚还担任了库克的翻译，让他得以和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原住民进行简单的交流，避免了很多冲突。不过，当库克手下的船员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发生冲突时，图帕伊亚的斡旋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虽然对方明显能够听懂他说的话。

而当库克登陆澳大利亚时，当地人便无法理解图帕伊亚的话了，说明这两个族群没有共同祖先。虽然这里的原住民看上去要比塔希提人粗野很多，生活状况也更差，但库克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快乐，没有欧洲人那种忧伤和烦恼。他把这些观察都写进了航海日记，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学者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与此同时，班克斯则对澳大利亚的植物更感兴趣，收集了大量非常独特的植物标本。后来他把“奋进号”首次登陆的那个海湾命名为植物学家湾，最终这个名称沿用了下来，这就是位于悉尼（Sydney）附近的植物学湾（Botany Bay）。

澳大利亚虽然面积很大，但却仍然不是欧洲人设想中的南方大陆。库克觉得“奋进号”不够坚固，不适合继续向南搜索，便决定掉头北上，结束这次远航。回国途中，“奋进号”在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巴达维亚（Batavia，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休整了一段时间，不巧当地正好流行疟疾，天文学家格林和图帕伊亚不幸中招，死在了当地。这件事再次让库克相信塔希提岛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伊甸园，因为那里没有其他热带地区常见的传染病。不过今天的我们知道，这只是因为当年的塔希提岛还没有被按蚊入侵罢了。

1771年7月12日，“奋进号”回到了英国，库克船长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环球之旅。从这次航行中获益最大的人是班克斯，他收集的大量动植物标本极大地提升了他在英国科学界的地位，最终促成他当选为皇家学会会长，并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1年之久。库克船长本来可以凭借他对太平洋岛民文化的描述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就，但一位法国人抢在他前面完成了这项工作，此人就是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兼探险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布干维尔可以说是法国版的班克斯。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公证人之家，早年间酷爱数学，凭借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后来他加入了法国海军，参加了保卫魁北克的战争，败给了拥有库克这样一位测绘天才的英国对手。

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结束后，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急需挽回名声，便要求布干维尔率领一支舰队去探索太平洋，开发新的殖民地。经过一番艰难险阻，布干维尔指挥的“海星号”（Étoile）于1768年4月6日到达了塔希提岛，比沃利斯晚了将近一年。不过，这艘船上的乘客不全是海军士兵，还包括了几位法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因此这是全世界第一艘搭载了专业科学家的远洋探险船。“海星号”刚抛下锚，立刻有几百艘独木舟载着上千名健康漂亮的岛民前来迎接，并慷慨地贡献出新鲜的水果和猪肉，不少年轻女性甚至主动献身，让海员们惊诧不已。上岸后，布干维尔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进山考察，亲眼看到了岛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及岛民们充斥着男欢女爱的日常生活，于是布干维尔用罗马神话中美神维纳斯（Venus）出生地的名字将这座岛命名为新基西拉岛（New Cythera）。巧的是，英语里的维纳斯和金星是同一个词，不过当时的布干维尔肯定不会知道日后这座岛会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金星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考察了几天之后，布干维尔相信这座海岛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伊甸园，这些岛民就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预言的“高贵的野蛮人（Nobel Savage）”。其实这个概念在西方世界早就存在了，《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就是两个天真而又纯洁的人，只是因为偷吃了“智慧果”才堕落为普通人的。伊甸园这个概念最早也是来自《圣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正是受此影响写出了《理想国》（The Republic），而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Utopia）也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概念的延伸。这些作品让欧洲人相信历史并不是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古人生活在一个远比现在更加完美的世界，上帝创世时已经把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了人类的祖先，只不过人类在流亡的过程中把上帝的教诲遗忘了。

发生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挑战了宗教的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圣经》具备解释一切的能力。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则让西方的学者们体会到了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完全可以帮助人类找到这个世界的普世原则与普世价值。培根则让大家相信世间万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逻辑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就像一台钟表那样精确，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验和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

作为培根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试图把培根的这套理论运用到人文科学当中。他于1651年撰写了一本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利维坦》（Leviathan），提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肮脏、野蛮和自私的，原始社会充斥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后来人类通过理性思考达成了某种社会契约，把权力交给一个共同认可的权威，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保护，文明社会由此诞生。霍布斯的这套理论把起源于自然科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应用在了社会科学领域，它否定了传统的伊甸园叙事，提出原始人一定是一群蒙昧而又野蛮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用一套进步逻辑把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轨迹统一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使之成为一项普世原则。

霍布斯的这套政治哲学理论统治了欧洲学界很多年，直到18世纪中期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法国哲学家卢梭为了参加第戎学院（Academy of Dijon）组织的一次征文比赛，于1754年提交了一篇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的论文，提出最早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之中，不平等是随着文明的演化而到来的。卢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高贵的野蛮人”这个名词，但他认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早期人类应该是善良而又高贵的，和霍布斯关于野蛮的原始人的论断正好相反。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的核心要点就是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双方观点的不同和他们的信息来源密切相关。霍布斯所处的时代属于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的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们从远方传回了大量关于殖民地原住民生活状态的主观描述，这些二手信息证明霍布斯是正确的，原始人的确就是一群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欧洲文明才是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但是，随着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来到了宗主国，让欧洲人获得了关于“野蛮人”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有不少来自殖民地的智者学会了宗主国的语言，深入了解了宗主国的文化，并对欧洲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缺乏自由提出了批评。《人类新史》这本书就为读者介绍了一位名叫坎迪亚洪克（Kandiaronk）的北美原住民政治家，此人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休伦-温达特人（Huron-Wendat），经常代表自己的部落和各方谈判，是个智慧与口才都极佳的雄辩家。他曾经去过法国，对法国社会有些了解。他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总督拉翁唐男爵（Baron Lahontan）进行过多次深入的对话，后者将这些对话编成了一本名为《与一个游历过且有头脑的野蛮人之间的奇异对话》（Curious Dialogues with a Savage of Good Sense Who has Travelled）的书，于1703年在欧洲出版。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是拉翁唐假借原住民之口对欧洲文明的反省，但《人类新史》的作者格雷伯和温格罗却证明这些话都是出自坎迪亚洪克之口。换句话说，欧洲学者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极有可能是在原住民的启发下产生的。

几乎可以肯定卢梭读到过拉翁唐的那本《对话》，在他心目中的“高贵的野蛮人”就是像坎迪亚洪克这样的原住民智者。布干维尔则是从卢梭的著作中了解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个概念，而他眼前的这群岛民简直太符合这个概念的定义了。他甚至还发现了一位类似坎迪亚洪克的原住民智者，他就是当地一位酋长的儿子阿胡托鲁（Ahutoru）。

这个故事要从“海星号”上的植物学家菲利伯特·康默森（Philibert Commerson）说起。此人是带着一位名叫让·芭蕾（Jean Barret）的助手上船的，但这位助手行为古怪，无论多热的天都不肯脱外套，这让船员们起了疑心。到达塔希提后，芭蕾随康默森一起来到岛上，却立刻被一大群塔希提妇女围住了，大家对着他指指点点，仿佛他是个怪人，布干维尔只能命令他回到船上，不准再上岸。第二天，阿胡托鲁奉命送礼物过来，当晚就留宿在了“海星号”上。没想到他也对芭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对他动手动脚。眼看事情就要闹大了，康默森只好站出来承认这位助手其实是他的管家兼情妇珍妮·芭蕾（Jeanne Barret），因为当年的法国海军不允许妇女上船，不得已只能女扮男装。她和船员们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暴露身份，没想到刚上岛就立刻被塔希提人认了出来，由此可见岛民们的观察力有多么敏锐。这个故事的结局还算圆满，两人最终安全回到了巴黎，芭蕾也因此成了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女性。

这件事让布干维尔对阿胡托鲁刮目相看，两人成了好友。为了抓紧时间探索太平洋，“海星号”只在塔希提岛停留了九天就扬帆起航了。阿胡托鲁自愿跟随布干维尔继续航行，途中向他介绍了很多关于塔希提岛民的背景知识，包括严苛的等级制度和杀婴传统。但布干维尔对塔希提岛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把这些负面信息全都抛到了脑后。

西行的过程中，“海星号”依次经过了萨摩亚（Samoa）、瓦努阿图（Vanuatu）、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和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布干维尔发现海岛的位置越靠西，民风就越彪悍，有些岛上甚至还住着食人族，吓得法国人连登陆都不敢。经过这番对比，布干维尔更觉得塔希提岛是个罕见的存在。但他没有意识到塔希提岛之前刚刚被沃利斯访问过，塔希提人见识了欧洲人枪炮的厉害，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不会吃亏。而他后来经过的那几座海岛都没有被欧洲人光顾过，当地人把这群白人当成了妖魔鬼怪。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海岛文化的差异，这就是岛民来源的不同。当年的欧洲探险家们已经注意到太平洋原住民的肤色和相貌略有不同，但他们想不出原因。1832年，一位名叫儒勒·迪蒙·迪维尔（Jules Dumont d’Urville）的法国探险家按照这些相貌差异把太平洋诸岛分成了美拉尼西亚（Melanesia）、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和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这三大类。其中美拉尼西亚的字面意思是“黑人群岛”，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Fiji）和瓦努阿图等位于太平洋西部的海岛，其特点是原住民肤色较黑，生活习俗更加原始，很多岛依然保留着食人传统。波利尼西亚的字面意思是“多岛群岛”，其范围包括夏威夷、新西兰、复活节岛，以及以上述这三个岛为顶点的所谓“波利尼西亚三角”内的所有海岛，前文提到的塔希提和萨摩亚均属此列。波利尼西亚岛民的特点是肤色较浅，社会结构较为复杂，文明程度也较高。密克罗尼西亚的字面意思是“小岛群岛”，主要包括位于太平洋西北角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瑙鲁和帕劳等，其特点是岛屿面积较小，原住民的肤色和文明程度与波利尼西亚更加接近。这个分类法肯定是过于简单了，但却有一定的道理。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表明，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来自一个很古老的非洲人群，他们早在5万～8万年前就通过路桥到达了今天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一群生活在台湾岛的南岛族原住民，大约从3500年前开始向外迁徙，相继占领了瓦努阿图、斐济、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汤加（Tonga）和萨摩亚等太平洋西部岛屿，途中并没有和美拉尼西亚人发生太多的接触。这些波利尼西亚人在上述这几个海岛上停留了近千年的时间，发展出了独特的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e），其核心位于今天的汤加岛。这个岛虽然是个珊瑚礁岛，但岛上的土壤来自周围火山的喷发，几乎和火山岛一样肥沃，再加上这个岛的地下水资源较为充足，所以整座岛的多达260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全都可以被开发成农田，养活了非常多的农业人口。

也许是因为人口暴涨的速度超出了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汤加岛民从大约1000年前开始再次向外扩张，相继占领了法属波利尼西亚、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

换句话说，生活在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主要由两大族群组成，一个是几万年前就来到这里定居的非洲部落，另一个是几千年前才迁徙至此的亚洲人。而位于太平洋偏远地区的波利尼西亚岛民更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登岛的，比如塔希提岛是在大约1000年前才被波利尼西亚人发现并占领的，新西兰和夏威夷还要再晚个几百年，这一重大差别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早期欧洲航海家们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布干维尔于1769年3月16日回到法国，成为第一个完成了环球壮举的法国人。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环球纪行》（Voyage autour du Monde）的书，于1771年在欧洲出版。当时库克船长刚刚回到英国，还没来得及讲出自己的故事，于是这本书成了西方世界第一本详细介绍塔希提岛的著作，大部分欧洲人都是通过这本书知道塔希提的。受这本书的启发，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于1772年出版了《布干维尔航行记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这本书是参照拉翁唐男爵的那本《对话》写成的，狄德罗假借一位想象中的塔希提智者的话，再次对欧洲社会的诸多弊端进行了反思。不过，这位智者肯定不是阿胡托鲁，他当时已经30多岁了，法语一直学不好，再加上他的相貌不符合欧洲审美，所以他在法国生活得很不如意。一年之后，布干维尔出资将他送上了一艘回家的帆船，可惜他因为感染了天花而死在了路上。

这两本书确立了塔希提岛在西方语境中“伊甸园”的地位，塔希提人也成了“高贵的野蛮人”确实存在的证据。可惜这个证据并不可靠，就连布干维尔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写出真相，那样会影响游记的销量。回到英国后的库克和班克斯又为布干维尔的这本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进一步加深了塔希提岛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库克虽然以客观理性著称，但他毕竟缺乏社会学研究经验，也曾经被原住民骗过一次。那是在他的第二次环球之旅的途中，库克率领的船队到达了汤加，岛民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宴会，把库克奉为上宾。库克深受感动，把汤加群岛命名为“友好之岛”（Friendly Islands），没想到那是当地酋长设计的一场鸿门宴，为的是把船员们集中到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但因为细节没安排好，武士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当这位酋长准备再次行动时，库克的船队已经起锚离开了，船员们侥幸逃过一劫。

库克第二次环球之旅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寻找南方大陆，海军部为此特批了两艘坚固的帆船，库克指挥的船队跨过了南纬71°线，他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南极圈的人。从这里再往南走就全是冰了，所以库克认定传说中的南方大陆并不存在，即使有的话也肯定是常年冰天雪地，不具备人类居住的条件。

库克在这次航行时带上了一块H4的复制品，这就是英国钟表匠拉库姆·肯德尔（Larcum Kendall）制造的K1。库克对K1赞不绝口，称它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这是钟表测量法的第一次成功的实际应用，此后远洋航海家们就不必花费冗长的时间进行计算了，只需看一下航海钟就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

为了获得补给，库克的船队再次造访了塔希提岛，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名叫麦的年轻人请求随船航行，最终顺利地到达了英国，成为继阿胡托鲁之后第二个访问欧洲的波利尼西亚原住民。麦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学习能力比阿胡托鲁强，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英语会话能力。班克斯自愿担任了麦的赞助人，整天带着他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甚至还带他拜见了英王乔治三世。麦长得很帅，为人也很机灵，很快就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不少画家争相为他画像，其中一幅由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第一任院长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爵士创作的肖像画在2023年以5000万英镑的价格被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和美国盖蒂博物馆（Getty Museum）共同出资买下，成为史上售价第二高的英国画家的作品。雷诺兹把麦画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智者，如果不看肤色和文身的话，你会以为他画的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影响，从此“高贵的野蛮人”这个虚拟概念便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形象。不过，真实生活中的麦其实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类宠物”，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彰显自己贵族身份的标签，没人真的把他当成一个智者。

事实上，麦和坎迪亚洪克一样都对欧洲社会提出过批评。他对伦敦街头随处可见的乞丐感到震惊，经常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乞丐。他认为英国人嫌贫爱富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而英国人对于财富的过度崇拜是不可思议的。当英国人教导他不要犯通奸罪时，他的回答是：“两个妻子，很好！三个妻子，非常好！”于是，英国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他对英国社会的批评反而成了英国社会比塔希提更进步的证据。

按照《人类新史》的说法，原住民对欧洲文明的批判促使一批学者想出了更好的辩护方法，这就是线性的社会演化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最早的人类社会是小规模且遵循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游群。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出现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导致人类社会日趋复杂，逐渐形成了部落、酋邦和国家，平等和自由的丧失就是这种社会演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卢梭心目中的“高贵的野蛮人”代表着人类发展史上的幼年时代，原始社会的居民们虽然过着天真无邪的幸福生活，但却注定会被已经发展到成年阶段的欧洲文明所淘汰。

没有什么比英王乔治三世对待麦的态度更能说明欧洲人的这种自大心态了。两人见面后不久麦即提出要求，希望英王给他一些武器，让他回去替父报仇。乔治三世虽然答应了麦的回国请求，但却要求麦把英国的家禽家畜和农作物种子一并带回去，把塔希提岛改造成英国的乡村，让岛民们也能过上如英国人般的文明生活。他不知道的是，塔希提人其实吃得比英国人要健康得多，这些英国动植物也没法适应热带海岛的气候。

就这样，在英国住了两年之后，麦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征途。库克再次成为这次远航的指挥官，但送麦回家只是幌子，英国海军部的真正目的是想寻找西北航道，从而让英国海军更加方便地进入太平洋。“赏金号”故事的主人公布莱船长正是在库克的第三次环球之旅中脱颖而出，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尾声

在我第二次造访马塔瓦伊湾的那天，岸边正好摆放着几艘比赛专用的独木舟。它们是用高科技的碳纤维材料制成的，却故意做成了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的样子，在船舷的一侧安装了一个用三根杆子组成的支架。这个独特的设计起到了平衡的作用，让这种独木舟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保持稳定。

波利尼西亚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发明出了这种独木舟，他们就是乘坐这种独木舟探索太平洋的。这些人会在出发前带上猪、鸡和供食用的老鼠，以及香蕉、番薯和面包果的种子，一旦发现了一座新的海岛，他们便可以立即在岛上开始新生活。

有无数文章赞美过这种独特的设计，称其为波利尼西亚人高超智慧的象征。但是，当塔希提岛民第一次看到沃利斯指挥的“海豚号”时，还是被它巨大的体积吓坏了。这艘英国海军的三桅护卫舰长32米，宽9米，装备总量超过了500吨，包括24门大炮和160名荷枪实弹的海军士兵。相比之下，波利尼西亚独木舟最长也不过20米，一次最多只能装载40名武士，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弓箭和石子。为什么双方的差别如此巨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波利尼西亚人缺乏金属工具，木材加工能力欠缺。但是，金属冶炼技术也并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他们是从别人那里学会了炼铁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明创造，这才造出了“海豚号”这样的庞然大物。与之相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远洋帆船，他们的航海技术更是遥遥领先于时代。但当他们定居于太平洋海岛之后，便和世界失去了联系，逐渐成了技术上落后的一方。

不过，技术上的落后往往只在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时才会表现出来。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绝大部分波利尼西亚人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比欧洲人要快活得多。于是，当双方放下武器和平相处时，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