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舰喋血：两种文明的第一次公平较量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讨论并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美国独立。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7月12日，库克指挥的一支舰队从普利茅斯港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环球之旅。这支舰队由“决心号”（HMS Resolution）和“发现号”（HMS Discovery）组成，主要目的就是寻找西北航道，通过北冰洋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在一起。英国国会甚至决定拿出2万英镑奖金，奖励最先发现西北航道的人，奖金额度和解决经度问题的奖金持平。

为了不让敌国干涉库克的行动，英国海军部谎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把麦送回老家。出发前英王乔治三世派人送来了一大堆给麦的礼物，包括几件武器、几十箱英式服装和饰品、几大箱农作物种子，以及大约50只英国农场最常见的家禽家畜，包括牛、羊、猪、马、鸡、鹅、火鸡、兔子和孔雀等，这些动物把两艘军舰变成了海上动物园，甲板上屎尿横飞，臭气熏天。

这支舰队的旗舰是库克指挥的“决心号”，担任“决心号”航海长（sailing master）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布莱的年轻人。他于1754年9月9日出生于一个英国普通工薪家庭，父亲是一名望子成龙的海关小职员，在布莱只有7岁的时候便把他送上一艘远洋船当学徒。当时的英国海军几乎是英国中下层男性实现阶级跃迁唯一的机会，布莱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见习水手。他尤其擅长海洋测绘，这一点和库克非常相像，而库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当年只有21岁的布莱招致麾下，让他担任了专门负责导航、船只维护和船员日常管理的航海长，相当于船上的二把手。事实证明布莱是一个很称职的学徒，不但很快就把库克的航海技艺学到手，而且就连库克的管理方式也全盘照抄了过来，比如强调纪律性和奖惩分明。但师徒两人有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性格。库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靠本事和履历获得了威望，但布莱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而且言辞尖刻，经常让被骂者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和布莱的长相有些关系，他身高只有一米五，身材肥胖，脸小而圆，嘴唇很薄，皮肤白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和高大威猛的库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很多船员瞧不起布莱，觉得他好欺负，而布莱所接受的教育导致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够帮他赢得尊重的方法就是变本加厉地骂回去，这又是一个路径依赖的经典案例。

除了布莱这位新手外，这支舰队的大部分指挥官都是跟随库克很多年的老熟人，大家惊讶地发现，库克的脾气突然变糟了，他不但越来越喜欢使用鞭刑，甚至还破天荒地采取了减少食物配给的方式惩罚犯错的水手，导致官兵之间产生了矛盾。更奇怪的是，就在船队停靠新西兰期间，几名船员被当地毛利人杀死并吃掉了，但当库克抓住对方首领之后，不但没有立刻杀掉此人，甚至连鞭刑都没用，而是和对方握手言欢，这个处理方式更是让船员们感到疑惑不解。一些历史学家经过一番考证后指出，库克精神状态的突变很可能和某种疾病有关，比如有证据显示他当时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原因在于库克对这种跨文化接触的好处失去了信心，比如他曾经在航海日记里质疑原住民能否和欧洲人和平相处，因为双方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他还意识到欧洲人给原住民带去了他们此前不知道的欲望和疾病，原住民从双方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1777年8月12日，库克的船队第三次到达塔希提岛，照例受到了岛民们的热烈欢迎，毕竟双方已经打过多次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当时塔希提岛正在和临近的莫雷阿岛（Moorea）打仗，酋长请求库克出兵相助，被库克婉言谢绝，他不想介入当地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但是，他还是于当年的10月率领船队访问了莫雷阿岛，成为第一个登上该岛的欧洲人。

不出所料，双方的首次接触重现了此前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戏码，那就是偷盗。库克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派人上岛把当地居民的房屋尽数烧毁，顺带把他们的独木舟也都砍坏了。虽然被盗之物最终还了回来，但这次冲突再次加深了库克对原住民的失望，他的耐心已然消耗殆尽了。

回到家乡的麦一反常态地开始炫耀自己从欧洲带回来的各种小玩意儿，和岛民的关系搞僵了，于是库克决定把麦送到距离塔希提岛180公里远的胡阿希内岛（Huahine），还帮他买了一块地，盖起一座欧式大房子，并在房子周围建造了一座小型农场，把从英国带来的动植物都养在里面。为了防止居民偷窃，库克命人在房门上安装了一把锁，这大概是整个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第一座带锁的房子。

做完这一切，两人挥泪告别。库克率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却在中途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大岛，这就是夏威夷群岛之一的考爱岛（KauaiIsland）。这不但是夏威夷原住民和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夏威夷群岛数百年来第一次遇到访客，因为就连社会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家们也都不知道这组群岛的存在。不用说，岛民偷窃和英军展示武力这些戏码再次如期上演，不过库克因为要急着赶路，只在这里待了两周就离开了，双方没有发生过多的纠缠。

库克船队沿着北美西海岸一路北上，成功地穿过了白令海峡，却被一堵冰墙挡住了去路，只得原路返回。库克意识到自己再次没能完成海军部交给的任务，西北航道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于是他决定再次访问夏威夷群岛，算是给海军部一个交代。

船队绕着夏威夷群岛转了两个多月，最终决定在夏威夷大岛（Big Island）抛锚。正巧当时这座岛上正在举办一场欢迎掌管和平与丰收的神罗诺（Lono）的仪式，传说中的罗诺会乘着一艘巨大的帆船顺时针绕岛一周，库克恰好也是这么做的，于是岛民们把他当成了罗诺神，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库克误解了岛民们对他的热情，放松了警惕，而后双方再次爆发了好几起冲突。一个月之后船队起航离开，却因一场风暴毁坏了桅杆，只能再次回到岛上修理。恰好此时有一位高级军官因病去世了，岛民们终于开始怀疑这帮人的真实身份，因为真正的神是不会死的。再加上船员们消耗了不少粮食，岛民们开始担心起来，生怕这帮人从此赖在这里不走了。

1780年10月4日，库克发现一艘救生艇被当地人偷走了，便命令布莱指挥一艘小帆船去追捕小偷。与此同时，他决定把夏威夷岛的国王卡拉尼欧普（Kalaniopuu）抓起来作为人质，要挟对方把船还回来。这是路径依赖的又一个案例，因为这招他以前用过，效果很好，这次故技重施，眼看就要得逞，哪知这位国王突然坐在地上不走了。原来，脾气暴躁的布莱在追捕小偷的过程中擅自命令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酋长，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让他提高了警惕。不明就里的库克依然坚持要把国王带上船，结果被一名武士击中后脑，并被随后赶上来的村民们乱刀砍死了。

库克的死讯直到一年多之后才传回英国，据说乔治三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流下了眼泪。英国海军部发誓要为库克报仇，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认为库克才是侵略者。更多的人则开始反省“高贵的野蛮人”这个概念的正确性，因为库克是大家公认的大航海时代最能理解原住民的航海家，他对很多原始部落的描述充满了对当地人的同情，以及对欧洲殖民者所作所为的反省。如果连他这样的人都不得好死，那么野蛮人看来也不见得有多高贵。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库克已经成了殖民主义的负面典型之一，坐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库克像都有过被泼油漆的经历。位于加拿大维多利亚港口的库克雕像甚至被抗议者推倒了，而这座城市的主要居民都是欧洲人的后代。由此可见，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阶层了，正是这种反思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赏金号”哗变事件则是新旧两种文明的第一次公平较量。库克之死彻底改变了布莱的人生轨迹。作为库克最得意的门徒之一，布莱不但失去了自己最大的靠山，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导致库克被杀的原因之一。船队回到英国后，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获得了晋升，唯有布莱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军衔。生性骄傲的布莱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气之下离开了英国海军，加入了一支商船队，多次往返于英国本土和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牙买加。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件事给牙买加的英国庄园主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他们雇佣的非洲黑奴之前都是依靠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玉米为生的。于是这些庄园主联名给乔治三世写了封求救信，被班克斯看到了。当时他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提议把塔希提岛上的面包果树（breadfruit）移植到牙买加去，这样就可以解决当地的粮食危机了。原来，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的时候曾经研究过这种植物，它最高能长到25米，每棵树每年都可以结上百个面包果，每个都有足球那么大。事实上，面包果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之一，每公顷面包果树每年最多可以产出30吨面包果。更妙的是，面包果的果肉几乎全是碳水化合物，烤熟后有股微微的甜味，和面包的味道非常相似，深受塔希提人的喜爱。班克斯觉得非洲奴隶大都来自热带，应该也会喜欢这种水果。

不过，英国国会没有采纳班克斯的建议，觉得这个做法性价比太低了。当时英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麻烦是如何处理国内的罪犯，之前这些人都是被流放到北美殖民地去的。得知这一情况后，班克斯突发奇想，建议政府把犯人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当年他曾经跟随库克船长到过那里，觉得那块地方非常适合关押犯人，而运犯人的船只要在完成任务后顺便去趟塔希提就可以把牙买加的粮食问题一并解决了。英国国会同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澳大利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事后看来，班克斯的这两个建议全都来自他本人和库克船长的那次航海经历，这是路径依赖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其实当年法国人已经将面包果树移植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班克斯只要稍微花点功夫调查一下就不必再折腾了。

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班克斯突然意识到塔希提最高产的面包果树都是不产籽的，当地人依靠根苗扦插来繁殖，这就需要先把小树苗养在花盆里，然后再运到目的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船上建造一个阳光温室，还需要保证船上有充足的淡水，这在一般的军舰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再专门造一艘运输船，而且必须单独行动，尽可能地减少海上运输的时间。但是，既然项目已经启动，英国政府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经过一番考察，班克斯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现有的600多艘战舰无一合适，便花费1950英镑另购了一艘已经有两年半船龄的二手运煤船，又花了4456英镑将宽大的货仓改建成了一座能够容纳600多个花盆的海上温室，内部安装了一台煤炉用于加热。为了获得阳光，原来采光最好的船长室也被征用，船长只能委屈地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船舱里了。

班克斯将这艘经过改造的三桅帆船命名为“赏金号”，暗示塔希提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人间天堂。改造完成之后的“赏金号”长27.5米，宽7.6米，排水量只有215吨，属于英国皇家海军舰队里体积最小的快艇（cutter）级别。这么小的军舰不适合由海军上尉（captain）来指挥，只能由一名海军中尉（lieutenant）来担任船长一职，但一般的海军中尉资历有限，不足以承担这个复杂的任务。恰在此时，一名商人推荐了既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同时军衔又低的布莱，班克斯立刻就同意了。

当时布莱刚好从加勒比海回来，档期没问题。他凭借自己从环球航行中获得的声望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但他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一直试图重返海军。“赏金号”虽然很小，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好机会，于是他接受了这项任务，成为一名仅有中尉军衔的舰长。“赏金号”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第一艘既不参加战斗，也不致力于科学探索的军舰，上上下下都不怎么重视，导致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拖拖拉拉，很多海军士兵都因为等不及而离开了，于是布莱只能从民间招来了很多非海军出身的平民水手，导致“赏金号”成为皇家海军有史以来平民占比最高的一艘军舰，而且船员们的平均年龄也很低。

军官方面，担任“赏金号”航海长的是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此人比布莱还大一岁，是个做事严谨而又刚直不阿的老派海军军官。这个职位相当于大副，当年初出茅庐的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在1984年版的电影《赏金号》中扮演了这个角色。

担任第一副航海长（master's mate）的是比弗赖尔还要大3岁的威廉·艾尔芬斯通（William Elphinstone），担任第二副航海长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弗莱彻·克里斯蒂安（Fletcher Christian），他比布莱小10岁，此前已经跟布莱一起出过两次海，两人可以算是师徒关系。事实上，克里斯蒂安是被布莱钦点上船的，并不像前两部“赏金号”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对陌生人。

克里斯蒂安于1764年9月25日出生于英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小时候上的是贵族学校，可惜他的律师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被迫卖掉了祖传的房产，带着三个儿子搬进了亲戚家的一座庄园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家里不富裕，但他的母亲仍然通过借债的方式供他的两个哥哥读完了大学。可惜轮到他时家里彻底没钱了，于是他在18岁那年参加了英国海军，希望通过这唯一的晋升通道跻身上流社会，这个选择和当年的布莱非常相似。不过，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成年后的克里斯蒂安在各方面都要比布莱显得更有教养，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是比布莱要成熟得多，人缘自然也比布莱要好得多。再加上他相貌英俊，身材健硕，身高将近一米八，从各方面看都更像库克。换句话说，布莱找了一位和他自己的导师有几分相似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门徒，他也许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证明自己可以比导师更优秀。

普通水手当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第一位是“赏金号”的枪炮长（gunner）威廉·佩科弗（William Peckover），他是“赏金号”上资格最老的水手，参加过库克船长指挥的三次环球之旅，先后四次登上过塔希提岛（第二次航行时登岛两次），会说一口流利的塔希提语，“赏金号”上的水手们正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塔希提语，从而可以和岛民们进行简单交流。

第二位名叫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他在担任“赏金号”的纠察长（master-at-arms）之前是一个街头流氓，性格极其凶悍，在1984年版的《赏金号》电影中由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连姆·尼森（Liam Neeson）扮演。“赏金号”上有好几位和丘吉尔背景相似的小混混，这批人后来成了叛乱的主力。

第三位名叫彼得·海伍德（Peter Haywood），是克里斯蒂安的一位远房亲戚，上船时只有15岁。海伍德酷爱学习，很快就成了克里斯蒂安的学生。人品正直的他是幸存的水手当中混得最好的一位，很多“赏金号”故事的原始材料都来自他的证词。

平民水手当中也有三人值得一提。第一位名叫大卫·尼尔森（David Nelson），是“赏金号”上的植物学家，负责培育并照顾面包果树苗。他参加过库克的第三次环球航行，和布莱的关系很好。

第二位名叫托马斯·哈根（Thomas Huggan），是“赏金号”上唯一的医生。但他医术很差，却又嗜酒如命，“赏金号”上最早的两起命案都和他有关，在三部好莱坞电影中都被塑造成了小丑。

第三位名叫内德·杨（Ned Young），是一位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年轻见习水手。他肤色较黑，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混血儿。其实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普通水手当中见识最广的一个，也是皮特凯恩岛的赏金社区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因为海军部的延误和恶劣天气等原因，“赏金号”直到1787年12月23日才算正式起航，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三个多月。出发前布莱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船上原本配备的三艘救生艇全都换成了大一号的版本，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进最终救了他的命。

出发后没多久，布莱就把英国皇家海军惯用的两班倒制度改成了三班倒，即每位船员每天连续工作八小时，而不是过去的每四小时换一班。这个新制度是库克船长最先发明的，需要将船员分成三组，于是布莱顺理成章地提拔克里斯蒂安为第三小组的负责人，几天后又宣布将他晋升为执行中尉（acting-Lieutenant），成为“赏金号”实际上的二把手。这件事再次证明布莱和克里斯蒂安之间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的，一点也不像前两部好莱坞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不堪，后来发生的叛乱不能仅以两人之间的性格矛盾来解释。

不过，这次意外的提拔得罪了原来的大副弗赖尔，让原本就非常讨人喜欢的克里斯蒂安培养了一批忠于他的死党，而且“赏金号”每天都有八个小时完全在他的个人控制之下，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进入南半球之后，“赏金号”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猛烈的风暴导致船只受损，酒桶开裂，食品也变质了。脾气暴躁的布莱怀疑有人偷东西，强行减少了船员们的食物配给，却又强迫他们每天定时用醋清洗船舱和甲板，对违反者施以鞭刑，丘吉尔就是挨打的人之一。为了活跃气氛，布莱要求船员们每天都必须在甲板上跳舞，他甚至专门请了一位名叫迈克尔·布莱恩（Michael Byrn）的盲人提琴手上船担任伴奏。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布莱从库克那里照搬过来的，这又是路径依赖的一个经典案例。不过当年的库克船长威望很高，大家都愿意服从他的安排，但布莱尚未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多船员并不服气。再加上“赏金号”的船舱狭小，生活条件很差，船员们只能睡在吊床上，大家怨声载道。

好在证明布莱个人能力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赏金号”在尝试通过德雷克海峡时遭遇风暴，汹涌的海浪似乎要把整条船都掀翻。危机中布莱展现出了超强的应变能力，他镇定自若地指挥船员和风暴搏斗了一个月，数次成功地避免了翻船事故。眼看前进无望，布莱又迅速决定掉转船头，顺着季风的方向穿过大西洋，并顺利地通过了好望角。船员们被布莱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折服了，同时大家也渐渐意识到布莱的很多做法对于保持大家身体健康而言都是有好处的，于是“赏金号”上的气氛终于有了些许好转。

可惜的是，布莱似乎是那种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富贵的人。当情况变好之后，布莱的坏脾气再次爆发，先后和“赏金号”上的木匠威廉·帕赛尔（William Purcell），以及航海长弗赖尔发生了冲突。但最大的问题出在哈根医生身上，一位名叫詹姆斯·瓦伦丁（James Valentine）的船员得了哮喘，哈根居然给他放血，导致后者血液感染，成了“赏金号”的第一位冤死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哈根谎称瓦伦丁死于坏血病，于是布莱强迫大家喝麦芽汤。这种汤也是库克最先发明的，味道令人作呕，大家都没觉得自己得了病，纷纷拒绝喝这种汤，于是布莱和船员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了。

写到这里必须指出，放血疗法在当时的欧洲非常流行，确实治好过一些病，但哈根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的选择只是路径依赖而已。而麦芽汤的确是库克船长发明的抗坏血病的食谱之一，这份食谱中除了麦芽汤之外还包括德国酸菜、胡萝卜汁、柠檬汁和一种草药汤剂，他靠这份食谱大大降低了坏血病的发病率，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战斗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但今天的我们都知道，这份食谱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富含维生素C的柠檬汁，麦芽汤根本起不了预防作用，布莱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的选择同样只是路径依赖而已。

1788年10月26日，历经磨难的“赏金号”终于到达了塔希提岛，船员们看到了高耸入云的锯齿形山峰，闻到了从岛上飘过来的阵阵花香，感觉自己来到了天堂，所有的烦恼立刻烟消云散了。对于一位在1780年代入行的欧洲海员来说，塔希提恐怕是他们最想去的海岛，没有之一。当年有好几本畅销书都把这座岛描绘成了人间天堂，欧洲学术界也把塔希提人夸成了“高贵的野蛮人”，海员中则流传着很多关于塔希提女性的逸闻趣事。布莱当然知道这座岛对于“赏金号”上的这批在海上禁欲了一年的船员们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命令哈根医生检查了每一位船员的生殖器，确保没人有性病。当然了，这一招也是他从库克那里学来的。

对于塔希提岛民来说，再次看到英国国旗同样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自从沃利斯指挥的“海豚号”第一次登岛以来，已经有好几艘来自欧洲各国的军舰访问过这座岛，但库克船长给岛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他们更喜欢接待英国人。于是，当“赏金号”在马塔瓦伊湾抛锚之后，立刻有数百艘独木舟迎了上来，为船员们送上了新鲜的水果和清凉的泉水。也有不少年轻妇女冲着船员们打着手势，暗示她们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钉子和其他金属工具。这些年轻人怎肯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把他们看中的姑娘拉上了船。另外一些船员则跟着独木舟上了岸，去村子里和姑娘们幽会。

布莱深知岛民们主要是冲着库克来的，所以他严禁船员泄露库克已死的消息。为了圆谎，他甚至谎称自己是库克的儿子。不过这个谎实在是撒得有点过，引起了塔希提国王提纳（Tinah）的怀疑。他曾经见过库克，两人还行过碰鼻礼。这是塔希提岛特有的一种外交礼节，双方首领可以借此机会较量一下各自的实力。塔希提人和很多古代原始部落一样，都很崇拜孔武有力的人。提纳身高超过了一米九，这是他成为国王的原因之一。库克的身高和他差不多，所以他在内心里认定库克一定是一位真神。可布莱却是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矮个儿，他必须弯下腰才能碰到布莱的鼻子，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有点瞧不起布莱，反而一眼就看中了高大英俊的克里斯蒂安，觉得他才是真正的领袖。嫉妒的布莱屡次当着提纳的面羞辱克里斯蒂安，这很可能是导致叛乱的原因之一。为了防止岛民砍价，布莱故意不提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而是在上岛几天之后才似乎不经意地提出英王很喜欢面包果，希望能运几棵树苗回去。这种树在岛上到处都是，所以提纳立刻答应了下来，并在金星角附近圈了一块地给英国人当苗圃。布莱命令克里斯蒂安领导一支小分队驻扎在岛上照顾幼苗，队中除了植物学家尼尔森和一名助手之外，还包括克里斯蒂安的学生海伍德，以及会说塔希提语的枪炮长佩科弗。海伍德对塔希提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利用这个好机会编一本塔希提语辞典。克里斯蒂安却和一位聪明能干的塔希提少女谈起了恋爱，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酋长女儿毛阿图阿。当年那个迷上英国海军蓝制服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个24岁的大姑娘，据说成年后的毛阿图阿身高将近一米八，而且非常强壮，尤其擅长纺织。但那三部好莱坞电影里的毛阿图阿被塑造成了娇小柔弱的传统女性，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和她演对手戏的那三位好莱坞男明星的男子气概。

因为面包果树的树苗长得很慢，再加上季风还没到，所以“赏金号”在塔希提岛停留了五个半月，是所有欧洲军舰在同一座岛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除了负责照顾苗圃的小分队之外，绝大部分船员都无事可做，于是大家整天游泳晒太阳，皮肤很快就晒得和当地人一样黑了。几乎所有船员都文了身，一方面为了讨塔希提姑娘的喜欢，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个纪念，以便回国炫耀。不少船员都找到了固定的女朋友，像夫妻那样过起了家庭生活，这让他们得以从近距离观察塔希提人的日常生活，终于看到了天堂背后的阴影。首先，塔希提社会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平等，而是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等级，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其中国王、酋长和宗教祭司属于最高等级，这些人往往身有异相，皮肤也较白。塔希提人视白为美，也许这就是欧洲人受到款待的原因之一。大地主和地方贵族属于第二等级，这个等级还包括部分武士和艺人，这些人平时不参加劳动，每天的工作就是通过练习来提高各自的技艺，然后为大家提供相关的服务，也就是打仗和跳舞。普通劳动者属于最低等级，这些人往往肤色较黑，主要负责种地、捕鱼和建造房屋等日常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塔希提的等级制度更多地体现在分工不同上，不同等级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关系，物质上的剥削程度也比较轻微，所以即使最低等级的塔希提人也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这一点和等级森严的欧洲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另外，塔希提人的等级制度还影响到了他们和欧洲海员的交往。比如最低等级的妇女只被允许和普通水兵发生性关系，只有中高等级的女人才可以和军官交往，这就是为什么毛阿图阿会爱上克里斯蒂安，他俩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其次，塔希提社会存在大量禁忌，当地人称之为tapu，这就是英语taboo（禁忌）一词的来源。塔希提人的禁忌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常用来限制人类的自私行为，比如对捕鱼和打猎的时间地点加以限制。一些塔希提禁忌其实就是行为规范，比如成年男女不能同桌进食，很多食物不准女性食用，青少年必须经过一系列仪式（包括禁食、独居和文身等）才能被视为成年人。还有一些禁忌则非常残忍，比如职业武士和专职艺人都不被允许有自己的后代，这些人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必须立刻被处死。事实上，塔希提社会一直有活人祭祀的传统，杀婴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任何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比如个头太小或者肤色太黑，都可以随意将其掐死，生命的价值在这个岛上不但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之低的。

再次，塔希提确实物产丰富，但也分雨季和旱季，后者往往会导致食物短缺，一些人就得挨饿。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塔希提社会存在如此多的禁忌，以及塔希提人为什么不珍惜生命。要知道，所有塔希提人从懂事那天起就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座孤零零的海岛上，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粮食资源都是有限的，所能养活的人口自然也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各种禁忌来限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杀婴来控制人口的无限增长。另外，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当你生活在一个人人不穿衣服的热带海岛，平时不怎么需要劳动，岛上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性病，你也不需要为自己生下的孩子负责，你会做什么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为什么性爱成了岛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羞耻感和贞操这两个概念几乎不存在。英国水手之所以被塔希提姑娘们迷得忘乎所以，只是因为欧洲社会的道德准则剥夺了他们自由享受性爱的权利而已。

换句话说，塔希提人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原住民一样，既不高贵也不野蛮。大家都属于同一个人种，有着相似的爱好与需求，不同地区看似独特的文明形态是被各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塑造出来的，谈不上哪个更先进哪个更落后，传统的线性历史叙事需要更新。

同理，“赏金号”上的这些英国水手也是被英国社会塑造出来的。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刚开始，伦敦迅速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的肮脏城市，大量来自乡村的贫穷农民被迫去工厂里为资本家卖命，晚上却只能回到散发着尿味和马粪味道的棚户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赏金号”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平民水手，对于他们来说，塔希提岛虽然有其阴暗的一面，但却比伦敦好很多，更不用说那个狭小阴暗的“赏金号”船舱了。在这里他们每天都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不必辛苦劳动就能吃到新鲜美味的饭菜，还有无数年轻漂亮的姑娘爱着自己，这样的日子简直是太美好了。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这些长年在海上漂泊的英国水手不但浑身散发着恶臭，而且很多人还因为得过天花而满脸疤痕，完全配不上那些健康漂亮的塔希提姑娘。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这些英国人是被当成神来看待的。这些远方来客不但有着当地人羡慕的白皮肤，而且拥有当地人无法理解的神奇技能。他们乘坐的帆船比当地人的独木舟大好几倍，他们手里的枪炮也要比塔希提人的梭镖和弓箭厉害得多。他们带来了牛、马和羊等神奇的动物，还带来了铁钉、斧头和望远镜等有用的工具。归根结底，塔希提人是被英国人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知识所征服的，双方的差距不是文化或者社会制度，而是科技和知识水平。

不过，有两个人没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福利”。一个是哈根医生，他嗜酒如命，上岛之后仍然喝个不停，不久就把自己喝死了。就这样，这位医生直接害死了两条命，把“赏金号”的船员总数从出发时的46人减少到了44人。

第二个人就是船长布莱，他以自己已婚为理由，拒绝和送上门来的塔希提女性发生性关系。有人认为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模仿自己的导师库克船长，也有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回国后能够顺利晋升而攒人品，但我们不得不说布莱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个很有责任心的指挥官。他要求船员们白天尽可能地留在船上工作，如果上岛的话，晚上也必须回船上睡觉，不准在岛民家里留宿。可以想象，船员们对布莱的仇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过，塔希提岛的“福利”也是有代价的，性病很快就在船员当中蔓延开来，包括克里斯蒂安和海伍德在内的许多船员都中招了。当然了，受害最深的无疑是塔希提岛原住民，欧洲海员不但给这个岛带去了性病，还把天花、麻疹和流感等几种更厉害的传染病传给了岛民。研究显示，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塔希提岛最多时大约有7万～10万原住民。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9世纪初期，塔希提岛的总人口骤降到一万人以下，主要原因就是欧洲人带去的各种致命传染病。

人口骤降还有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欧洲人带去的火器导致内战升级。欧洲人到来之前，塔希提岛的内战都是冷兵器战争，伤亡并不大，而且没有任何一方具备绝对优势，所以塔希提岛一直没有统一，而是被分成了十几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自从沃利斯首次在马塔瓦伊湾登陆，掌管这一地区的酋长便通过和英国人建立的友好关系而迅速升级为塔希提岛的霸主，前文提到的提纳国王就来自这个地区，他是塔希提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国王，史称波马雷一世（Pōmare Ⅰ）。在赏金叛乱分子的帮助下，提纳的儿子波马雷二世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群岛，建立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波利尼西亚帝国，这就是今天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前身。这个过程不但充斥着暴力，而且还包括信仰的转变。今天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早年间的原始宗教以及各种传统禁忌全都消失了。

作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都，塔希提岛变成了一座几乎完全依靠旅游业为生的岛屿，大街上充斥着游客和外来打工者，和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要想了解传统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旁边的莫雷阿岛是更好的选择。这两座岛相隔17公里，坐船只要半小时即可到达。莫雷阿岛没有公共交通，普通游客只能跟团。我参加了一个由散客拼成的旅行团，去莫雷阿岛转了一圈，发现这座岛的现代化程度很低，保留了很多原始风貌，比塔希提岛还要美。当天的午餐选在了一个离岸很近的小岛上，岛的主人名叫摩西，是一位60多岁的混血儿。但他自认为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为自己准备的午餐包括煮香蕉、煮芋头和煮面包果，外加一罐当地特有的腌咸鱼，那股臭味隔老远就能闻到。不过他的饮料却是一瓶法国葡萄酒，因为波利尼西亚人的自酿酒据说特别难喝，早就被淘汰了。

“当年的白人殖民者杀死了我们的祖先，抢走了我们的土地，毁掉了我们的信仰，所幸我们的美食还是保留下来了，而且都是岛上自产的。”摩西借着酒劲儿打开了话匣子：“除了食物之外，我们这里不产任何东西，全都需要进口，不过我们其实啥都不需要，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

“可你毕竟也有一部分欧洲基因啊，难道欧洲人真的一无是处吗？”我好奇地问。

他被我问住了，想了一会儿之后才开腔：“欧洲人为我们带来了法律，让普通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传统波利尼西亚社会都是强人统治，只有强壮的人才能当首领。但现在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也可以凭脑子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进步。”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对了一半。现代社会确实更加崇尚智慧，但资源同样是无法替代的财富。好比这位摩西，他根本不用动脑子，仅仅依靠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这座海岛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而那些天生缺乏资源的人仍然需要努力奋斗才能过上好日子。

布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认清现实，努力奋斗。随着面包果树的树苗一天天长大，大家知道好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布莱发现船员们变得越来越懒散，很多必要的维护工作都没人做，零部件和工具被盗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于是他加大了惩罚力度，好几名船员挨了鞭子。纠察长丘吉尔实在受不了了，伙同另外两位船员偷了一艘救生艇逃跑了。虽然这三人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但布莱意识到再不赶紧出发恐怕就来不及了，于是他下令把树苗全部移栽到花盆里，再将花盆搬进了“赏金号”的温室。

1789年4月4日，“赏金号”终于拔锚起航，离开了塔希提岛。上千名塔希提人涌到岸边为他们送行，其中包括不少船员的“妻子”，她们和自己的“丈夫”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培养出了感情，一想到此生也许再也无法相见，便都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布莱对此无动于衷，他对这个岛没有任何情感上的牵挂，一心只想着赶紧完成任务，然后去向英国海军部邀功请赏，加官晋爵。

根据布莱的航海日记，回程的“赏金号”上一共搭载了1015棵面包果树苗，以及很多其他植物的幼苗和种子。它们被分装在774个花盆、39个浴缸和24个木箱里，把本来就十分狭小的海上温室挤得满满的。为了保证这些植物的用水需求，布莱下令减少了船员们的每日饮水配额，大家本来就因为离开了塔希提而闷闷不乐，这下对布莱的仇恨又增加了。

“赏金号”先是去了趟胡阿希内岛，布莱想看看麦到底怎么样了。他刚到塔希提时便向岛民们打听麦的下落，但当地人都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当布莱登上胡阿希内岛后，发现库克帮麦盖的那座房子也不见了，仿佛麦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直到布莱找到了几位老人，才知道麦在岛上的日子过得非常不愉快。村里人觉得他是个怪人，没法和他沟通，而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与村民相处，因为对方根本无法理解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两年后，孤独的麦死于某种传染病，死时还不满30岁。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村里人很快就把他的房子拆了个一干二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也都被一抢而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因为波利尼西亚人没有文字，不知道有多少像麦这样有故事的人淹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中。好在麦曾经到过英国，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文字和绘画，这才没有被历史所遗忘。

麦的故事的确值得被历史铭记，因为他是当年极其罕见的跨文化双面人。他不但了解欧洲和波利尼西亚两种文化，而且还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分别生活过一段时间。按照《人类新史》这本书的说法，要想公正地评判两种文化谁好谁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制度或者科技水平来衡量，而是必须让一个人在两种文化里分别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看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书中列举了一些案例，证明很多曾经在欧洲生活过的原住民最终选择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作者认为这些案例说明原住民文化反而要比欧洲文明更能让人获得幸福感。而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麦在欧洲时被当成了少数富人的吉祥物，不能算生活得很幸福，而他在胡阿希内岛的经历说明他的选择同样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麦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中间人，当他决定跟随库克船长离开家乡去欧洲闯荡时，他的悲惨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麦的例子说明《人类新史》里提出的幸福评判标准虽然看似很巧妙，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很少有人能够对两种文化一视同仁。同样地，“赏金号”上剩下的这44名船员对待塔希提岛的态度也都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这场海上哗变。

根据一些船员事后的回忆，这场哗变的直接起因是布莱怀疑克里斯蒂安偷了他的椰子，当众对这位大副进行了羞辱，克里斯蒂安终于受不了了，这才利用他4月28日晚上值班的好机会发动哗变，夺取了“赏金号”的控制权。但偷椰子这事肯定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哗变的真正理由是一部分水手爱上了塔希提岛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就在“赏金号”发生哗变的第二天，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正式宣誓就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于民主宪政制度的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一周之后，也就是1789年5月5日，法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延续已久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以自由、民主、博爱为原则的现代共和国。这三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新一代欧美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国王和君主的权威不是神授的，剥削与压迫也不是必然的，人类应该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当然了，这些新观念的产生肯定也受到了世界各地原住民思想家的影响，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围绕着“高贵的野蛮人”这个概念所进行的各种讨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类似这样的思想碰撞直到很久之后才蔓延到大多数殖民地国家，也许这就是这些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晚走了一步的原因。

跟随“赏金号”来到塔希提的就是这样一群受到了新思想启蒙的欧洲年轻人，他们比那些闭门造车的欧洲思想家更进一步，亲眼看到了塔希提岛原住民们的生活状态，并被后者彻底征服了。换句话说，“赏金号”哗变事件本质上就是第一批抛弃了旧思想束缚的欧洲年轻人和第一批熟悉了欧洲文明的原住民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相对平等的文化交流，最终的结局发人深省。

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批新生代欧洲年轻人的代表，他发动哗变的原因绝不只是因为和布莱的私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更加向往塔希提岛民那种自由的生活，所以他并没有把布莱和他的同党杀掉灭口，而是把他们送上了那条体积最大的救生艇，让他们自谋生路。“赏金号”上的44名船员当中至少有22人是明确支持布莱的保皇党，这些人要么不愿意背叛英王，要么舍不得自己在英国的家人和朋友，可惜因为救生艇实在是太小了，只有18名保皇党外加布莱上了这条救生艇，另外4名保皇党被迫留在了“赏金号”上。

“赏金号”的航海长弗赖尔虽然和布莱吵架过好几次，但他不愿背叛英王，最后也登上这条救生艇。这艘小艇只有7米长，2米宽，有一面小帆但没有甲板，设计最高承载量是10人。最终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大家连腿都伸不直，更别说躺下休息了。

因为剩下的空间实在太小，克里斯蒂安只给他们留下了68公斤的饼干、127升淡水、9公斤咸猪肉，以及大约5升朗姆酒和3瓶葡萄酒，正常情况下只够这些人吃5天。布莱还想把班克斯亲手赠予他的一架六分仪和钟表匠肯德尔亲手制造的第二只航海钟K2也带上，但克里斯蒂安没有答应，只把自己的那架六分仪留给了布莱。幸亏枪炮长佩科弗偷偷把自己的一块怀表带上了小艇，事后证明这块手表和那台旧的六分仪最终救了一船人的命。

临走前，布莱请求克里斯蒂安给他几支步枪，但克里斯蒂安没答应，只给了他四把砍刀。事后证明，没有了火器的英国人和太平洋原住民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双方终于可以公平地较量一番了。

叛乱发生的地点位于塔希提岛以西2000多公里远的托富阿岛（Tofua Island）附近，这个岛隶属于汤加，岛上有一座活火山。布莱决定先上岛收集一些粮食和淡水，结果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岛上的原住民发现这些人手里没有枪，便决定把他们杀掉把船抢过来。一位名叫约翰·诺顿（John Norton）的船员试图冲上海滩解开缆绳，被原住民乱棍打死。幸亏布莱反应快，用砍刀斩断了缆绳，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事后证明原住民帮了大家一个忙，因为诺顿是剩下的船员当中块头最大的一个，他的死极大地减轻了小艇的重量，否则他们凶多吉少。

经此一役，船员们终于明白没有枪意味着什么。危机中的布莱展现出了他最好的一面，正是他建议大家放弃登岛，直接驶往荷兰人控制的帝汶岛（Pulau Timor），那是他所知道的距离最近的欧洲殖民地。不过帝汶岛和托富阿岛的直线距离约为6500公里，大约需要八周的时间才能到达，算下来每人每天只能分到25克饼干、一小块猪肉和150毫升的水。此时即便是最刺头的海员也都一致同意由布莱负责粮食和淡水的分发，因为大家相信布莱是个公正的人。

事后证明淡水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沿途遭遇到好几场暴风雨，反而需要不停地把小艇内的积水舀出去。降雨把船员们的衣服都打湿了，所以保暖成了大问题，所幸大家都是挤在一起的，这样可以减少热量损失。不过，这种过度的拥挤让大家很难入睡，所以休息也成了大问题。

当然了，最大的问题肯定是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每天的食物定量只含有大约140卡路里的热量，而一名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2500卡路里的热量才能维持体重。幸亏有船员徒手抓住过三只海鸟，大家才没有被饿死。后来有人嘲笑英国人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不如波利尼西亚人有经验，但长途旅行前的波利尼西亚人都会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带上合适的鱼钩和渔网，每艘独木舟上的人数也会有所控制，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相比之下，布莱这伙人是被迫上船的，大家什么准备都没有，自然会比波利尼西亚人要狼狈得多。

这次航行的导航任务全部由布莱负责，他先是通过结绳法估算出了小艇的航速，并根据自己对太平洋海岛位置的记忆校正了怀表的时间，通过这两个办法大致估算出了经度。纬度的测算用的是克里斯蒂安的那架六分仪，虽然不如班克斯送给他的那架六分仪质量好，但对于他来说也够用了。他甚至用这套方法测出了斐济岛的准确位置，并且成为第一个从斐济的两座主岛之间穿过去的欧洲帆船。

经过46天艰苦的海上航行，这条小艇终于在1789年6月14日这天到达了帝汶岛，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一大奇迹。此前也有过类似的航海记录，但最终都是靠人吃人而活下来的。这次除了被原住民杀害的诺顿之外，其余18人全都活着到达了目的地，不能不说布莱应对危机的能力的确是一流的。1984年版的电影《赏金号》对这一点做了公正的描述，算是还了布莱一个清白。后来英国BBC电视台曾经拍过一部真人秀纪录片，让一群年轻人复制布莱当年的神迹，结果几天之后大家就因为无法入睡和皮肤长期浸水起皱而受不了了。

虽然18人全都活着到达了帝汶岛，但其中6人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损害，死在了回国的途中。最终只有12人活着回到了英国，其中包括船长布莱、航海长弗赖尔、枪炮长佩科弗和木匠帕赛尔。这位木匠一直活到1834年才因病去世，是“赏金号”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享年72岁。

英国海军部得知了叛乱的消息之后，立刻派遣“潘多拉号”（HMS Pandora）军舰前往塔希提岛捉拿叛乱分子。“潘多拉号”在船长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的指挥下于1791年3月23日到达塔希提，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抓住了14名叛乱分子，但包括克里斯蒂安在内的另外9名叛乱者却不知去向。

原来，克里斯蒂安深知布莱能力出众，早就做好了逃亡的准备，而他设想的逃亡地点就是位于塔希提岛以南830公里的土布艾岛（Tubuai Island）。这座岛最早是被库克船长首先发现的，岛的周围有一圈珊瑚礁保护，只有一个很窄的缺口可以进入，绝对的易守难攻。可惜岛上的原住民从来没有和欧洲人打过交道，双方的第一次接触以暴力收场，几十名原住民被枪杀。

眼看和平相处是不太可能了，克里斯蒂安决定去塔希提岛运一批友好的原住民过来，帮助他们建设新家园，于是“赏金号”于1789年6月6日回到了塔希提。为了解释这次回访，克里斯蒂安谎称“赏金号”在回程途中遇到了库克船长，布莱决定和他的“父亲”团聚，所以没有在船上。塔希提人相信了这个说法，仍然像对待库克那样善待了他们。

克里斯蒂安花了10天时间招募了将近30名塔希提人，跟随他再次来到了土布艾岛，在岛上建起了一座有围墙和护城河的城堡，并将其命名为乔治城堡（Fort George）。可惜无论船员们多么努力，仍然得不到当地人的信任，双方冲突不断，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又有66名岛民被杀。直到此时克里斯蒂安才终于意识到库克船长的伟大之处，塔希提人之所以对英国人如此友善，主要原因就是库克的那次金星凌日之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和殖民者无异，原住民当然要誓死抗争了。

眼看土布艾岛待不下去了，克里斯蒂安做出了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让船员们通过投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结果只有8人选择继续跟着他逃亡，这些人都是哗变的核心成员，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只有死路一条。另外16人选择回到塔希提岛，这些人要么本来就是保皇党，要么是被迫参与叛乱的从犯，觉得自己即使被抓也有申辩的机会。

克里斯蒂安满足了大家的要求，指挥“赏金号”回到了塔希提。他发现岛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问才知不久前有一艘英国军舰路过塔希提，确认了库克死亡的消息。于是克里斯蒂安连船都没有下，而是让那16名船员自行上岛，然后连夜拔锚起航，从此不知去向。这16名船员在岛上住了两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活法。那几个保皇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造船上，希望能驾船回到英国。街头混混出身的丘吉尔自暴自弃，最终因为酗酒和另外一名船员发生矛盾，双双死于非命。出身贵族家庭的海伍德则和一位塔希提妇女结了婚，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他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了解了塔希提人的生活方式，终于编纂出了一本塔希提辞典，为后人了解塔希提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潘多拉号”到达塔希提之后，很多船员主动自首，因为他们都开始想家了。没想到船长爱德华兹是个暴君，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船员全都关进了一只特制的笼子里。这笼子只有5米高，每个底边的长度也只有3.4米，14个赤身裸体双手被铐的男人挤在里面，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大家都称它为“潘多拉魔盒”（Pandora’s Box）。

回程途中，“潘多拉号”因为撞上了大堡礁而沉没，导致35人死亡，包括4名“赏金号”上的囚犯。要不是一位船员在最后时刻发善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有囚犯都得死。这些人回国后接受了法庭审判，6人被判死刑，但其中家里比较有钱的3人请律师上诉，最终被英王赦免，其中就包括海伍德。捡回一条命的海伍德很快就重新回到海军服役，最后以上校船长的军衔退休，活了58岁。

布莱在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之后同样重回海军服役，并于1792年再次回到塔希提岛，把一批面包果树苗送到了牙买加，其中有三棵树苗活了下来，成为牙买加所有面包果树的母树。可惜当地黑奴都不爱吃面包果，再加上果肉里的蛋白质含量仅为1%，并不适合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主食，所以种出来的面包果都拿去喂猪了，导致整个赏金事件变成了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

布莱曾经把赏金叛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克里斯蒂安。但那批叛乱者在法庭上讲出了故事的另一面，尤其是海伍德的证词非常有说服力。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的哥哥爱德华·克里斯蒂安（Edward Christian）根据这些新材料写了一本新书，指责布莱才是导致哗变的罪魁祸首。

班克斯在这场争论中站在了布莱一边，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布莱于1806年来到悉尼，成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第四任总督。没想到他上任后没多久就因为下令禁止朗姆酒贸易而遭遇了另一场哗变，史称朗姆酒叛乱（Rum Rebellion），由此可见他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所幸布莱再次从叛乱中全身而退，于1810年回到伦敦。就在当年的3月，英国老牌时政杂志《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刊登了一则消息，称一艘美国捕海豹船发现了“赏金号”的踪迹。不过当年英国政府正忙着和拿破仑领导的法兰西帝国作战，没人关心“赏金号”的事情，这则短消息在英国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布莱大概率看到过这本杂志，知道了“赏金号”最后的结局。但可惜当时没人想到去找布莱做个采访，所以没人知道他对此有何感想。

布莱晚年身患癌症，于1817年12月7日死于伦敦邦德街上的一家诊所，享年63岁。他的故居位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对面，外墙上镶嵌着一块代表历史人物故居的蓝色铭牌，上面标出的职务是“赏金号船长”。塔希提岛上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布莱纪念碑，就是一棵高大的面包果树。这棵树是布莱当年转运到牙买加的三棵面包果树的后代，被种植在霍尔博物馆的院子内。这座博物馆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诺曼·霍尔的故居，他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和查尔斯·诺德霍夫一起完成了赏金三部曲的写作。

他俩是在一战时认识的，两人都是法国空军的雇佣兵，战后合写了一本描述法国空军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战争结束后，出版商请求他俩再写一本关于太平洋的冒险故事，霍尔想起他曾经在法国读到过的一本关于“赏金号”的通俗读物，便说服诺德霍夫跟他一起搬到了塔希提岛，动手写一本关于这件事的新小说。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霍尔读过的那本通俗读物，这就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历史作家约翰·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撰写的《赏金号兵变与劫持事件的波澜历史：起因与影响》（The Eventful History of the Mutiny and Piratical Seizure of H.M.S. Bounty: Its Cause and Consequences）。这位巴罗爵士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部的副书记官，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问过中国，对殖民地历史很有兴趣。这本书是第一本由第三方作者撰写的关于赏金叛乱故事的通俗读物，于1831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大部分普通人都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的。

作为海伍德家族的好友，巴罗爵士的这本书还是略微偏向了克里斯蒂安，把布莱刻画成了一个自私而又残暴的船长。事实证明老百姓显然更喜欢这样的处理，因为大家都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感同身受，更能共情克里斯蒂安这种来自底层的反叛者。从此两人的地位发生了180度大反转，克里斯蒂安成了民众心目中草根英雄的代表人物，布莱则变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原来的那个关于文化冲突的故事则演变成了如今这个大卫对抗歌利亚的传统戏码，那三部好莱坞电影都是这么处理的。

赏金三部曲采用了纪实加虚构的写法，把赏金故事写成了惊险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成为英美文学的经典之作。霍尔和诺德霍夫写完小说后并没有离开塔希提岛，而是分别娶了一位塔希提女人，在岛上安家立业。历史上还有一位和他俩类似的艺术家，这就是著名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他也是为了寻找艺术灵感而来到塔希提，从此爱上了这里。法国人曾经在2017年拍过一部关于这段经历的故事片《高更：爱在他乡》（Gauguin-Voyage de Tahiti），电影中的高更刚到塔希提就被一户当地人家看中，硬要把自己的妙龄女儿许配给他。而现实生活中的高更迎娶的是一位年仅13岁的塔希提少女，这在今天恐怕是会被判刑的。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有很多涉及两位小说作者的藏品，还包括不少关于那三部好莱坞电影的照片和文物。不过馆长薇薇安·米莱特（Vivienne Millett）对这三部电影很不满意，觉得它们没有拍出这个故事的复杂性。

“这三部电影拍到‘赏金号’沉没就终止了，其实叛乱者们在皮特凯恩岛上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呢。”米莱特对我说：“你认不认识影视圈的人，能不能帮我呼吁一下，把这个故事再完整地拍一遍？”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我笑着回答她，“不过我可以试着把皮特凯恩岛的传奇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