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案

一

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十三岁的少女阿云，被安排了一桩婚事。

阿云是登州（位于山东境内）人，父母双亡。叔父以几石（1石约等于120斤）米的价格，把这个无依无靠的侄女卖给了村里一个叫韦大的人当老婆。

当时，阿云的母亲逝世不久，阿云还在服丧期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许配了人家。阿云自然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无论如何求情、挣扎、反抗，终究拗不过所谓的礼法——嫁给韦大这件事，已无可挽回。

但谁也没料到，阿云是一个如此刚烈的姑娘。

在一个晚上，阿云只身一人悄悄来到了韦大在田边搭建的小屋，看到熟睡的韦大，她举起了早就准备好的砍柴刀……她宁可鱼死网破。

但阿云毕竟年纪太小，也过于紧张害怕，十几刀下去，完全没伤到韦大，倒把他给惊醒了。醒来的韦大看到有个黑影在砍自己，惊恐地拿手抵挡，结果被砍断了一根手指。阿云一看见血，害怕了，丢下刀跑了。韦大回过神来后立刻报官，说有人要杀自己。

官府派人把阿云押来，只是初步询问，阿云就承认了一切：“没错，就是我干的！”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伤害案——虽然是杀人未遂，但阿云已经被许配给了韦大，所以阿云触犯了《宋刑统·名例律》“十恶”中伤害乃至谋杀直系亲属的“恶逆”，属于“谋杀亲夫”；另外，即便不是“谋杀亲夫”，她也触犯了《宋刑统·贼盗律》中的“谋杀”罪。没想到，这桩案件引发了一场轰动整个北宋王朝，乃至影响后世千年的大争辩。

二

对阿云做出死刑判决的，是登州一级的司法机关。州一级的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后，还需要这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最后敲章认定。当时的登州知州，叫许遵。

许遵是进士出身，还中过明法科，他对阿云案提出了两点不同看法。

第一，阿云被许配给韦大的时候还在给母亲服丧，按照《宋刑统》规定，服丧期间是不准嫁娶的，所以应该判这两人的婚姻关系无效——阿云“谋杀亲夫”的罪名不存在。

第二，《宋刑统》规定，罪犯如果“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坐之”。阿云被捕后一问就招，视为“自首”，所以应该“减罪二等”。

基于这两点，许遵对阿云做出了改判：打脊杖十八，配役一年。

许遵这个判定并非终审，终审权在许遵上面“路”一级的提刑司。考虑到阿云案在法律适用方面出现了不同看法，提刑司需要把此案上交至中央复核。

“三法司”之中的大理寺和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又推翻了许遵关于“减罪二等”的判决。复核意见认为：无论如何，阿云都已经导致了伤人的事实发生，且阿云招供是在被捕后，不符合“自首”，应处“绞刑”——不过，阿云在服丧期间被许配给人一事，确实有问题。

大理寺和审刑院给出的意见是“奏裁”，就是报请当朝天子亲自裁决。

当时的皇上，是刚刚登基一年的宋神宗赵顼。那一年，宋神宗二十岁。在看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宋神宗做出了一个“安抚两边”的裁定：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定罪无误，但对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来说，绞刑还是残酷了些，就判个“贷命编管”吧——流放到偏远的州郡，编入当地户籍，监管居住。

事情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登州知州许遵不认可大理寺和审刑院的裁决。

三

许遵认为阿云刚一被问就如实招供，当然应该视为“自首”。皇上将绞刑改判是慈悲为怀，但大理寺和审刑院本来就不该判阿云绞刑！

按照规定，既然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决不能服众，那就请出“三法司”的第三个部门——刑部。

不久之后，刑部给出了审理意见：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罚完全正确，阿云就应该被判绞刑。当然，皇帝通融也是正确的，阿云可以免于死罪。

许遵立刻再次上书，引用十条法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称“三法司”草菅人命，“一切案而杀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算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但让阿云案再一次出现“神转折”的，是一次任命。

没过多久，许遵接到了一份赴京当官的任命书。那可是皇上亲笔御批的“由许遵判大理寺”，就是任命许遵为大理寺的一把手。

这时一名叫钱顗的台谏官员，立刻站出来公然反对。“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独立于皇帝和宰相，专门负责批评、建议和监督。

钱顗的意思是：许遵在阿云案中发表的言论很偏颇，绝对不能影响天下的法律；像许遵这样迂腐固执的人，也不适合当大理寺的一把手。

许遵索性退了一步：申请回避，此案请皇帝交“两制”讨论。“两制”指的是翰林学士院和中书舍人院。

宋神宗一听，立刻同意。这起案件，也因为这两位翰林学士的登场，正式进入高潮。

四

这两位翰林学士绝非普通之辈，其中一位叫王安石，另一位叫司马光。

两人都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司马光担任过三个州的判官，也担任过一个州的知州；王安石担任过签判、通判、知县和知府，还担任过江东提刑官。不夸张地说，这是两位法律专业人士的巅峰对决。

两人都认同一点：阿云是服丧期间被许配的，婚姻无效，不符合“十恶”的条件。但两人也就只有这一点共识了，接下来始终针锋相对。

首先，司马光认为：阿云是在被捕后才吐露实情的，不能算自首。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似乎比司马光更熟读法条，他认为：当时县尉只是问了阿云，阿云就全招了。而按照惯例，县尉只是“讯问”，还没进入“审判”环节呢，既然还没进入司法程序阿云就坦白了，怎么不能算自首？

对此，司马光又抛出一个观点：按照《宋刑统》规定，若认定是“谋杀”罪，“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只要造成受害者受伤，自首也是没用的。

对此，王安石引用了《宋刑统》的另一个条款：“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这里要解释一下“所因之罪”：如果一个人本意是去盗窃财物而杀伤了财主，只要自首，就可以免去盗窃罪，只追究伤人罪——在这里，盗窃就是“因”。而犯了这个罪，即便是“已伤”，也允许自首，可以减罪。

王安石认为阿云案其实也适用于这一条款：阿云的“谋”也是“因”，那么现在她既然自首了，自然也可以免去那个“谋”的罪，只按伤人罪判罚。

盗窃伤人是斩刑，谋杀伤人是绞刑，绞刑比斩刑要轻。基于这个逻辑，盗窃伤人都允许自首，量刑更轻的谋杀伤人，为什么不能自首？

两位争论的焦点是：盗窃伤人的“盗窃”和“伤人”是可以分开的，所以适用自首；而“谋杀伤人”的“谋”和“杀（伤）”能不能分开？

司马光认为，“谋杀伤人”和“盗窃杀人”不同，后者可以被拆分，但前者是不能被拆分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心里想着要杀另一个人，那他需要去自首吗？可见“谋杀”是不能拆分的，“谋”只有通过“杀”才成立。

但王安石却认为可以被拆分，他继续引用《宋刑统》法律条款：“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我们的法律已经把“谋”的罪行分了三个等级来判：只谋未杀（比如持刀冲入家中被制服）、造成伤害、造成死亡。这还不能证明“谋”和“杀”是可以被拆分的吗？

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怎么办？接着辩！

五

第二次大辩论又加入了三个人：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一番辩论下来，三个人给宋神宗呈送的意见是：我们都支持王安石。

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北宋的法律比较注重情、理、法三者的平衡，不能机械僵硬地套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担忧：如果谋杀伤人罪不允许自首，恐怕会导致凶手始终怀着必杀之心，风气更恶劣。

眼看“两制”的讨论取得一致，宋神宗在熙宁元年七月下了一道诏敕：“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从今以后，哪怕是谋杀造成伤害的，只要符合自首条件，也可以减二等罪。

这条诏敕一出，“三法司”不服了：知审官西院齐恢、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和大理寺少卿蔡冠卿三人立刻上书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对阿云案的裁决不公。

以王师元为首的反对者给王安石下了一个套：既然谋杀造成伤害的允许自首，按你的逻辑，谋杀造成死亡的，也应该允许自首减罪吧？

之前势如破竹的王安石放松了警惕，立即点头说“对啊对啊”，然后把这个意见呈给了宋神宗。

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又颁布了一道诏敕，从今以后，“谋杀致死”也有允许自首的可能了——需交由中央来判定。发布诏敕这一天是庚子日，所以这道诏敕也被称为“庚子诏敕”。

这条诏敕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之前支持王安石的翰林学士韩维也改变了立场，认为这个事办得过头了。

王安石立刻上奏宋神宗建议：如果谋杀致死的，为首之人不允许自首，必须判死刑。

宋神宗只能颁布第三条诏敕：谋杀致死的凶手，从犯依旧允许自首，但凶恶的人或情节严重的，应该上奏，由中央或皇上来决定是否允许自首。这一天是甲寅日，所以这道诏敕被称为“甲寅诏敕”。

也就是说，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谋杀伤人的，可以自首；谋杀致死的，主犯交上来审议，从犯依旧允许自首。自此，因阿云案引起的对“谋杀已伤”相关的法律条款的改变和补充，正式确立。

六

但故事还没结束。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壮志未酬，驾崩了。两个月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召回了隐居洛阳的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相当于第一副宰相。那年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再次掌权。

掌权后的司马光当即开始全方位废除王安石的“恶法”。在这之前，司马光没有忘记一件小事。

他召集了一批大臣，再议了十七年前的阿云案。

随后，宋哲宗——明显是按照司马光的意思——颁布了一条诏敕：“强盗案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意思是，自此强盗案不适用于谋杀案那个自首可以减罪的条款。

这条诏敕的颁布说明一件事：阿云案引起的这场辩论风波，给司马光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深的。

就像一根小鱼刺一样，一直卡在他的喉咙里。

（定风波摘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Cyan Lin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