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单伟建：贸易战未必是坏事，应更大力度刺激经济

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历史上又一次政经格局大变，这次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数十年的世界格局，影响到亿万人的人生轨道。与以往不同，这次变化中国不是配角和旁观者，而是主角。中国该如何应对比上一轮更加猛烈的贸易战？美国再工业化会危及中国制造的地位吗？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中国经济该如何摆脱出口依赖和廉价劳动力依赖？该如何转向更可持续的内需驱动消费驱动模式？

针对这些问题，《财经》执行主编马克近日在香港专访了单伟建先生。作为投资人，单伟建是太盟投资集团（PAG）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太盟集团掌管着55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作为学者，他曾在特朗普的母校沃顿商学院任教六年，在此期间创办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作为作家，他在五年内出版了三本畅销书，讲述个人经历的《走出戈壁》、讲述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前因后果的《金钱博弈》、讲述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前因后果的《金钱风云》。《走出戈壁》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9年全球十大好书。

单伟建71岁的人生纵跨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横跨了中美两种政经体制和文化背景。他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以下为专访摘要。

美国为何无法再工业化？

《财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今年多次讲中美都应该再平衡：中国应该减少制造，增加消费；美国应该增加制造，减少消费。他还建议中美携手来完成再平衡。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单伟健：不存在。首先道理上就不是这样。中国要多消费少储蓄，美国要多储蓄少消费，而不是中国要少制造美国要多制造，那完全是两回事。

为什么说美国不可能回到制造业大国呢？因为它现在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专门讲生产效率问题。在造船、钢铁、汽车、光伏电池等许多制造业行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大大高于美国。比如造船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按吨位计算的话，中国每个工人生产的吨位是美国的3倍左右。这就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有这么大的竞争力，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大约30%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能来复制这种劳动生产率？

《财经》：但是美国占据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位置100多年，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短暂被日本超越），如果美国真的想重振制造业，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单伟建：时光不可能倒流，就好像河水不可能倒流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都是在越南、印度加工的，低端制造我们也不做了，我们向高端攀升。亚洲各个经济体都走了类似道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走向高端。如果你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仍然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话，那别人就很难超过你了。比如现在中国有3万多个智能工厂，其中包括“黑灯工厂”，就是这个工厂的自动化已经到了100%的程度，连灯都不用开了，24小时自动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生产效率怎么能够超过你呢？

美国商务部长最近说，要用几百万个工人去上iPhone的螺丝钉，把这些工作带到美国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五六倍左右，美国只能去做最高端的制造业。中国是在不断接近高端，有些可能还没有达到，比如大飞机、高制程芯片。

《财经》：但是美国财政部长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说我们不是要做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而是要做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高端制造，我们要把它们带回美国，发展壮大。

单伟建：他可以这么想象，但这很难实现。我举个例子，中国钢铁产量去年10亿吨左右，美国是6800万吨，美国极盛时期是1亿吨左右。中国每个钢铁工人年产粗钢850吨，宝钢是1700吨，美国是790吨。美国只有两家垂直整合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克利夫兰-克利夫斯（Cleveland-Cliffs），客户买它们的钢铁，价钱比国际同行高75%，但是必须买它们的，因为有贸易保护，就这样这两家钢铁公司还亏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靠贸易保护恢复钢铁行业，我觉得没有可能。

《财经》：所以贝森特说中美应该携手实现各自的再平衡，在您看来是一个伪命题？

单伟建：这不可能实现。美国现在最强的就是半导体，比如英伟达，但是英伟达不做制造，台积电给它做。台积电的光刻机从哪儿来？荷兰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分工，不可能全到美国去做。中国是不得不什么都做，中国如果能有美国这么好的地位，比如小米的3纳米芯片，如果美国不禁止台积电帮小米造，那我想小米乐意让台积电代工。中国之所以什么都做，是被迫无奈。

美国要想把所有这些制造业都拿回去，比如特朗普说iPhone不在美国生产的话，我就加25%的关税，你加了25%的关税，iPhone的组装环节也不可能在美国做，否则成本就太高了。现在iPhone1000美元一部，变成3000美元的话，美国的消费者就买不起了。

贸易战对中国未必是坏事

《财经》：特朗普没有系统地表述过他的目标，他只是泛泛地讲他发动关税战是为了实现公平贸易，但是贝森特相对系统地讲过，他把公平贸易分成四个层面：对等关税税率、汇率市场化决定、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出口补贴。您觉得贝森特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单伟建：所谓“对等关税”本来就是一个混淆是非的说法，因为这些关税毫无对等性可言，你看美国对澳大利亚是贸易顺差，但澳大利亚也被征了关税，所以他那个道理是无理可讲的。要是对等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把关税降为零，那你以为就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不了。因为美国仍然会是逆差，中国仍然会是顺差，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这就是不公平。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把这么多钱借给美国，买美国的国债，在美国投资，这是美国在占中国的便宜。

《财经》：但是2018年之前，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不到2%，横向来比，它确实是各个国家中关税税率最低的。

单伟建：是的，这个也有公平性。因为全球贸易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运行的。这个框架把各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保护，关税可以比发达国家高。比如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是15.3%，之后逐步降到了7.3%。为什么没有降到2%呢？因为WTO允许发展中国家高一些。现在中国相对发达了，但是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差得远，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第70位，和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墨西哥一个档次。但是美国要是对中国说你零关税，我也零关税，我觉得中国一定非常乐意。

至于非关税壁垒，比如美国说欧洲和中国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增值税，这就是一个非关税壁垒。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州都有销售税（Sales Tax），中国没有这种税，那这些州的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都要付销售税，这算不算非关税壁垒呢？各国有各自的规则，如果你认为只要我有贸易逆差就是不公平，那就没办法讲道理了。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它的储蓄率是赤字，贸易逆差和储蓄率的赤字是互为对应的。你如果储蓄率赤字7%，那贸易逆差就是7%左右。排除直接投资或者资本项下的资金的流动，大体就是如此。如果储蓄率赤字问题不解决的话，关税提到再高都没有用。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靠从各个国家借钱过日子的，所谓借钱就是别的国家到美国投资、买美国国债。

《财经》：那么汇率问题您怎么看？

单伟建：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可控的浮动汇率，每天的浮动范围上下不超过2%，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人民币有很大升值空间，但在贸易战环境下，市场就会产生恐慌，就会对汇率产生影响。比如美元从年初到现在都处于贬值状态，人民币对非美元的一揽子货币也在贬值，过去几个星期人民币转为升势，虽然升值的幅度很小。这不是有人在操控，而是市场在影响汇率走向。但是特朗普是希望美元走弱，其他的货币走强，原因就是他要解决贸易赤字问题。

我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无解，就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而这个储蓄率过低不是美国老百姓造成的，是美国政府造成的。因为老百姓不能靠借钱过日子，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几乎是无限度的借钱，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造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美国多存一点钱，增加它的储蓄率，少花一点钱。

中国面临正好相反的问题。美国人应该多存一点钱，少花一点钱；中国人应该多花一点钱，少存一点钱。美国消费太多、储蓄太少，中国的问题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消费太少、储蓄太多。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相互学习。

《财经》：关于出口补贴您怎么看？贝森特认为这也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单伟建：有些人谈问题习惯先下个结论，然后再把自己的结论当作论据来循环论证。正确的方法是首先问事实是什么，双方都有什么贸易壁垒？我研究了造船、风能、光伏板、钢铁、铝、电动车、手机等多个行业，其中大部分美国在2025年之前就实质上禁绝了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禁绝了美国什么产品呢？通过《抑制通胀法案（IRA）》《芯片法案（Chip Act）》等等，美国对许多行业都提供大幅补贴，所以它就是在找借口，认真的讨论是要拿出事实的。美国认为贸易赤字就是不公平的证据，这是荒唐的。在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时，我查了数据，中国最大的十个贸易伙伴，中国只对美国和越南有顺差，其他都是逆差，中国能说人家不公平，占了中国便宜吗？

《财经》：但是高逆差、高负债、产业空心化确实是美国的致命问题。如果用贸易战来解决问题是昏招，那美国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呢？

单伟建：贸易战2018年就发生了，到今年是第八个年头，美国的贸易赤字反而扩大了，因为赤字的根源不在于关税、不在于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而在于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美国政府还拼命花钱的话，那么贸易赤字是无解的。

美国政府真要想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就应该大幅度减少政府赤字。美国联邦政府2021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12.4%，今年也还是7%，这么拼命花钱，想解决贸易赤字根本不可能。反过来看，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就过于保守，以前一直囿于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今年才扩大到4%，这个限制还是过于保守，特殊时期应该有特殊举动。

《财经》：财政紧缩为什么是一件美国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单伟建：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你知道人如果富裕日子过惯的话，突然让他过紧日子，这是不好受的，这是痛苦的，但美国不是一个能吃苦的国家。

《财经》：您刚才也提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都是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发展也没有因此停滞。为什么现在这批美国执政者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路子不能继续下去了呢？

单伟建：美国处在特权位置，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印钞票来解决债务问题，别的国家有贸易赤字的话，就会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从而增加出口，最后达到贸易平衡。但是美国不必如此，美国可以长期有贸易赤字，美元也不必贬值，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执政者应该对这个特权感到庆幸，但今天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特权，反而觉得是别国在占美国便宜，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荒诞，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世界各国“开战”——贸易战，然后突然又宣布90天的停战期，因为对美国经济民生的影响太大了。实际上这个贸易战，99%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是荒唐的，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

《财经》：2019年底，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既合作又竞争的贸易体系，才能够让中美两国繁荣，也能够让全世界繁荣。现在将近六年过去了，新一轮的贸易战烈度比上一轮还大得多。您现在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