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骨头

面临撤刊的《武梁》杂志主编老向带着三名编辑出发，去向杂志曾经的作者“化缘”，为刊物命运做最后一搏。一路上，话到嘴边皆变成“约稿”，钱没“化”到，稿子收了一堆。这些寄托着作者隐秘情感的稿件，让行囊愈发沉重，却让心渐行渐轻。文学期刊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老向的这趟化缘之旅又将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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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着走着就走进了一只金色的琥珀里。琥珀里封存着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山峦，金色的茅草；在峰顶还矗立着一座座金色的烽火台，有的已颓败似土堆，却依然孤傲苍凉，静静俯视着我们这四个不速之客；有的地方还爬行着一段金色的古长城，如残留在重峦叠嶂之间的时间的骸骨。好像一切都是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原封不动地被保存在了这只琥珀里。

我们爬到一座烽火台下，倚着这座沧桑的固体时间休息了片刻。我被周围这豪华的金色刺得睁不开眼睛，一边抽烟，一边问老向，向老师，今晚咱们住哪儿？总不会又找个破庙住吧，昨晚我们四个人正是在一座破庙里投宿了一宿。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但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荒山野岭中，连个村庄都看不到，然而，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我们在荒野里遇到了一座破庙。老向站在破庙前，龇着牙倒吸一口凉气，嗬，嗬，还是辽代建筑，你们看这斗拱多雄壮啊，双杪双昂出四跳！再看屋顶，九脊歇山式！辽代建筑多仿唐代，唐代之前，很少是九脊歇山式。再看这翼角，线条浑朴大气，典型的辽代建筑，辽代还不兴用飞檐。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荒野里遇破庙了。这一路上，我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破庙、野庙，庙里住着各种各样被遗忘的神像，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慈悲，有的狰狞，有的是佛、道、儒三家合住在一起，倒也相安无事，有的是欲普度众生的千手千眼观音，有的是缺胳膊断腿的圆雕，有的是已经风化的悬塑，有的是锈迹斑斑的铁佛。因为我刚刚玩过一款当下最火的游戏，游戏里的背景多是这样的寺庙，一旦真的走进这些荒寺野庙，感觉像从最前卫的游戏里忽然穿梭到几百年前的古建里，竟有一种逆着时光倒行的感觉。

“丝瓜”挥舞着相机，对着破庙左拍右拍。他对摄影近于狂热，自称从相机里发现了真正的人生，因此倾家荡产买了台价格不菲的徕卡，无比珍爱，连晚上睡觉都要搂在怀里，其珍视程度足以与我拥有第一双皮鞋时相媲美。上大二时，我终于拥有了平生第一双皮鞋，为了能多穿几年，特意买大了两个号，又在鞋头塞上棉花，结果走路的时候就像划着两只小船，尽管如此，也没有丝毫影响到我对这双鞋的珍视，我穿着这双皮鞋去上体育课，去爬山，去跑步，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恨不得能穿着这双船鞋入睡。

“丝瓜”本名闫慧敏，是我们那个杂志社的美编，名字倒平常，只是此人奇高奇瘦，活像一条穿着衣服的丝瓜。虽然瘦得不成体统，他的发型却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魔术，顶在头上，造型总是变来变去，昨天还扎个小辫儿，今天就烫成了爆米花，明天又变成了锋利的板寸，后天可能又蜕变成一颗亮晶晶的光头。最近因为总在路上，不方便打理，他便胡子头发一起留，走在风中的时候，活像一匹野鬃马。有时候为了省事，他还把头发胡乱绾个髻，看起来又像个刚下山的道士。我总是杞人忧天，担心他睡觉的时候，那么长的头发和胡子往哪儿搁，后来偷偷观察了一下，发现他睡觉的时候会把胡子掏出来，款款搁在被窝外面，这才放下心来。除了他的头发，还有他那副著名的眼镜。他戴着一副变色龙一样的近视眼镜，一见阳光，那眼镜的颜色就开始变深变暗，到最后会变得像墨镜一样漆黑，以至于在阳光下看他的时候，总觉得他像个盲人，反正也找不到他的眼睛在哪儿，又感觉只有他一个人躲在暗处，而其他人则都晾在明处，这使他一站到阳光下，就浑身散发着一种奇特的自信；到了室内，那墨镜会渐渐变淡变清澈，他的两只小眼睛又会从水底浮现出来——简直是携带在他身上的另外一场魔术。

这一路上，我对丝瓜都颇为警惕，因为有小道消息称，丝瓜可能已经投诚了即将代替我们的旅游杂志，会留在新的杂志社担任摄影记者。难怪一路上就知道拍拍拍，这个叛徒！我不动声色地鄙视着他，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悲壮来。这点悲壮是为自己的，我明知道我们那个小杂志其实已经无力回天，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老向出走化缘，好像一定要为我们的小杂志寻条活路出来。

“面瓜”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第一个钻进了破庙。面瓜是我们杂志社的一个小编辑，本名李洁，来得最晚，平素蔫不拉唧的，也不怎么喜欢说话。准确地说，我就很少听到她说话，她更喜欢用手机和人交流，哪怕你们正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她都一定要在手机上和你说话，就像一个能讲话的聋哑人。据我观察，她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借助手机完成的，她一刻不停地在手机上打字，时不时对着手机微笑、发呆、皱眉。手机还是她的日记本，她的日记就是她随时记录下来的那些小视频，为此，她还专门养了一个视频号，并精心打理，施肥浇水，和菜农种菜差不多。她的存在完全依附在手机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手机就没有她，她只是手机上结出来的一只人形的瓜。“面瓜”这绰号也是我给她封的，主要是我一向有这爱好，也算一种创作，稍微能带来点成就感。于是，丝瓜和面瓜在我们杂志社便合称“二瓜”。没想到的是，当老向决定出去为杂志寻找最后一条活路的时候，不仅叛徒丝瓜跟上了，连蔫不拉唧的面瓜也跟上了，我自然也不能落下，反正是要失业了，索性失业得有气节一点，还能从心里高看自己一点。

忽听面瓜在庙里发出一声尖叫，我们三个高矮不齐的男人赶紧冲进去，倒没看到有什么狐仙妖怪，只见殿里端坐着一尊残破的佛像，头都没了，两边怒目圆睁的金刚力士朝我们威压下来，可惜一个金刚的胳膊没了。面瓜的叫声是从佛像后面传来的，走过去一看，原来在佛像后面停着一口漆黑的棺材。荒野，破庙，棺材，确实有些惊悚的意味。我们四个人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口棺材，一时都默不作声，准确地说，是集体观摩着一种死亡，离我们近在咫尺的死亡。我忽然觉得，这荒凉破败又法相庄严的庙里，倒是挺适合安置死亡的。老向走过去，在棺材上拍了拍，说，嗬，还是上好的柏木。又啧啧嘴，由衷赞美了一句，好棺材。

我也大胆往前凑了一步，一边端详着这从天而降的死亡，一边问，向老师，这里面会不会装着死人？老向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说，没常识，装了人还能搁庙里头？早入土为安了。庙里摆的都是空棺材，有的一摆就是十几年，还有摆二三十年的——没办法，家里的老人一直不死，就只能一直摆在庙里候着。空棺材有什么好怕的，那和空柜子空箱子还不是一回事，都是木头做的，和家具差不多，当然寺庙里也不需要什么家具。

说罢他干脆坐在了棺材上，跷着二郎腿，问我要了一根烟，一边抽一边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们要去找的那个张校长啊，很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年轻，我就去看过他，那时候他就给我不停地投稿，诗歌，小说，一篇接一篇地投到咱们杂志社。有一次正好去大同出差，我就顺路去看了看他，那时候编辑去看作者是很平常的事，也是很美好的事。那时候他刚师范毕业，被分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他当时住的，也是村口的一座破庙。村里人告诉我，张老师就住在村口的娘娘庙里，我便过去寻他。走近一看，那娘娘庙还挺大，有正殿，还有东西厢房，我想他总不能和菩萨挤在正殿里住吧，便进了东厢房，但见地上只有两件家具，一件家具是一张破床，床上一卷黑乎乎的被褥，被褥间镶嵌着一个老得像妖怪一样的老人，脸上脖子上都挂满大褶子，大夏天头上还捂着一顶棉帽，两手笼在袖子里，正目光呆滞地瞅着我。另一件家具是一口大红色的棺材，描金画凤，富丽堂皇，啧啧，整得像嫁妆一样，把整间厢房都照亮堂了，那棺材就紧挨着破床摆在那里。我后来才知道，老人是这村里的一个老寡妇，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死了，两个儿子也都死在她前头了，老屋坍塌损毁，也没人帮她修，她就搬进了村口的娘娘庙，搬家时她带来的唯一家具就是她那口红漆棺材。那时候的张校长还是张老师，住在西厢房里，是老人的邻居，时不时还能照应老人一下。我就在他那西厢房里住了一晚，他也没什么家具，家徒四壁，只有书，他就用书搭成床，搭成桌子椅子，他还用书临时给我搭了一张床。现在回头想想，他那间破厢房和童话世界差不多，完全是用积木搭起来的。我俩躺在书床上聊啊聊，聊文学，聊诗歌，一直聊到半夜。这么多年没见，现在人家也当校长啦，好歹是一校之长，说不来会有些办法。

“说不来会有些办法”，这句话我们一路上已经听了一百零八次都不止，以至于每次出发去找一个作者前，我们都对那作者充满了幻想。结果，发现还真的是幻想。

面瓜早已拔地而起，抱着手机冲到破庙外面，在荒野里种下一颗种子，那种子很快就长成了一顶小小的帐篷，帐篷里还结出灯光来，她和手机一起睡在了这枚荒野果实里。我觉得她这辈子甚至都不需要结婚了，和手机一起过得了。丝瓜则拎起水壶出了破庙，说要去找水。我把睡袋安置在佛像前面，尽量离那棺材远一点，然后便出去抽烟。

出了庙门才发现，外面已经飘荡着一种原始的、辽阔的黑暗，把一切都融化了，荒野、山峦、古长城，在黑暗之海上，唯一的漂浮物就是我身后这座破庙了，它像大洪水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叶小舟，载着我们四个人和一口空棺材，不知要漂向何处。而在离我头顶很近很近的地方，却悬挂着一弯金色的月亮和满天星光。寂静而纯洁的黑暗稀释了光年距离，我甚至都能清楚地听到宇宙间大大小小的星球转动时发出的韵律，它们与我们正游荡在同一片黑暗之海里。面瓜和丝瓜的帐篷像两颗星星坠落在了荒野里，不过此时的荒野和夜空已经完全连成了一体，星星们完全可以逛到荒野里来散步。前几天在火山附近露营的时候，我不停地问老向，这些火山会不会突然活过来，万一有一座活过来，那我们就都变成烤肉了。老向鄙夷地说，人家火山在这里睡了几万年了，你一来，就把人家火山惊醒了？不要太高看自己。结果，那一晚，火山喷发没看到，却在火山顶上观赏到了一场壮丽的流星雨，仿佛是火山特意补偿给我们的。

我坐在庙门口的一块石碑上抽烟，老向也出来了，我便递给他一根烟，他毫不客气地接住了，对他这种级别的烟民来说，身上带多少烟都是不够抽的，不得不蹭别人的。老向是我们那个小杂志的主编，大名向国强，一头白发，身量又瘦又小，外号“武梁扫地僧”，当然这外号也是我送的。据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花白了，他也懒得染，那时候就看起来像六十多岁，把中间的三十年直接跳过去了，以至于后来的多少年里都不见他变老，真是省事极了。为了省事他连婚都懒得结，更不用说生孩子了。虽然我也是光棍一条，但光棍和光棍的级别还是不一样的，我打光棍是因为我没钱，买不起房子，没有姑娘愿意和我一起租房子，属于比较低端的光棍。可他不一样啊，好歹也是从文学的黄金年代泅渡过来的人，年轻时候还是个诗人，在那个卖菜的小贩都手捧诗集的年代里，一个诗人怎么可能没有几个爱慕者呢？但他愣是单身至今。

我们那个小杂志社六十年前诞生于太行山褶皱中的一座山城里，那座山城的最低海拔是一千五百米，也就是说，就是躺着，也是躺在一千多米的高原上。杂志社办着一份叫《武梁》的文学杂志，因为山城就坐落在武梁山的脚下，杂志是文联办的，只有顶层的两间办公室，主编一间，我们其他人一间。主编室的桌子上、地上永远摞满各种杂志，而老向根本见不到踪影，我每次进去，都得费一番功夫，把他从铺天盖地的杂志堆里刨出来。只见他悠然地坐在杂志堆里，往茶垢足有两寸厚的大茶缸里添了点水，又往我杯子里倒了点水，然后点了一根烟叼在嘴上，又塞给我一根，我们便像两只蚕一样开始吐丝作茧，直到烟雾的茧子完全将我们包裹起来。有时候，我一边抽烟一边找话说，向老师，你一个人过，老了不怕孤独吗？

他呵呵笑起来，龇出一嘴大黄牙，常年抽烟的结果，坐在办公室抽，走在路上抽，上厕所抽，躺在被窝里抽，一边吃饭一边抽，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歪在枕头上抽一根烟，这才开始穿衣服。最中间的门牙还少了一颗，据说是有一次喝多了骑自行车回家，结果摔到路边把门牙磕掉了，他也不去镶，说是反正牙齿像树叶一样，最后都是要掉落的，只是早晚的事，便由着那个窟窿走风漏气去。他虽然瘦小，但喜欢吃肉，自称是因为有游牧民族血统，但嫌做饭麻烦，我建议他干脆在脖子上挂张饼算了，他倒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不过会隔三岔五用大铁锅炖一大锅排骨，几乎一周的饭都解决了，而且顿顿有肉吃。大概也是怕麻烦，他还经常忘记刷牙，以至于一张口说话，对方就得屏住呼吸，反正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一般都要像潜水一样，先做好深呼吸，暗暗屏住气，但还不能让他发现。他龇牙笑道，啧啧，真是文艺青年，快不要和我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了，好像你压根儿没孤独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