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史背后的三张面孔

在生态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背景下，以及对“人类世”（亦译“人新世”）概念的广泛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以一种整合视角，思考人与地球的关系。近年来日渐兴盛的“大历史”“全球史”和动辄纵贯万年以上的人类“演化史”书写，正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探索。著名的环境史奠基者，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最杰出的旗手—唐纳德·沃斯特（中文名：唐沃思），试图借助孟子口中的“食色之性”，复活其早年提出的“行星史”概念，从人与其他物种共享的内在自然（inner nature）出发，阐幽发微，推衍广大，对二十万年以来人类走出非洲、发明农业、建立国家、发现美洲、开启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进程背后的根本性驱动力，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思想构建。

唐沃思的行星史，不同于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要去描绘会讲故事的人，也不同于大卫·格雷伯的《人类新史》，要去强调有能动性的人，而是去呈现要吃饭、想择偶的“自然之人”。书写这样的自然之人，又不同于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想要凸显人猿的差异，还不同于伊恩·莫里斯的《人类的演变》，主要探讨文化价值观的由来。他要做的是，抛开前人不离其宗的“文化”，剔除自然演化的“差异”，寻找物种演化上的最大公约数，书写始于肠胃和性腺，经于生产和繁殖，终于人口和资源的“新自然史”，旨在挑战当前充满自负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人新世话语，极富思想张力。然而在这样一种对人类历史的再自然化过程中，唐沃思又难免矫枉过正，以致其论证逻辑潜藏着诸多难以弥合的矛盾，呈现出多样分歧的思想面孔。

并非达尔文的“达尔文”：性和内在自然

最为重要的一张思想面孔无疑是达尔文。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物种演化论被扩展为解释宇宙万物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基石。但争议之处在于，是否也要把人包括进来？如果说人文学者总是倾向于把人从自然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化的例外，那么行星史则希望将演化论贯彻到底，把人类的自然性从层层包裹的文化外衣中翻出，并以此作为人类历史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为此，唐沃思认为，需要“将人类与地球的其余部分进行更充分的达尔文式整合”。

虽说是达尔文式的整合，唐沃思所要发掘的，却是达尔文“鲜少注意过”的性行为和繁殖力，并为其赋予新的概念—内在自然。所谓内在自然，是“人类体内的驱动力”，一种与其他物种所共享的“生理需求与渴望”，尤其体现为对食物和性的欲望。内在自然在不断演化中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文化是独立于内在自然的后天习得，目的在于协调内在自然与外部环境关系。在他看来，不是文化，而是每一个人最熟悉却又最避而不谈的性，才是历史进程的首要驱动力。

在挑明了达尔文极力遮掩的性驱动力后，唐沃思将人的历史视为一部以生存和繁衍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史，并勾勒出一幅由“肠胃和性腺驱动”的人类演化图景：史前人类走出非洲，艰难地移民扩散，是“因为他们生育了太多的宝宝”；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也是被“内植于人类自然中的强大繁殖本能所驱动的”；欧洲人之所以发现新大陆和开启工业革命，则是“在同一片土地有如此之多的人口需要喂养”。换句话说，在二十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总是一副随意发情、乱生宝宝和始终饥饿的模样。

对此，考古学家布莱恩·海登恐怕要举双手反对。他提醒我们，史前人类从来不是只为食色所驱动，农业也不总是因为人口压力而出现。相反，他们懂得巧妙将人口控制在与资源相适应的水平上。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花大力气种地以糊口。如果看一看最早驯化的植物，诸如增加食物风味的辣椒和制作酒饮的谷物，就大概明白了，发明农业似乎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请客吃饭”！通过宴飨，史前人类可以积累用于超越竞争对手的奢侈食物，从而获得声望和权力。这些例子，或许可以表明，往往是人性中的复杂追求，而非一再重复着的内在自然，才促成了人类历史复杂性的跃升。

不同于达尔文将道德视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唐沃思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文化，视为内外自然互动中的“变异体”。文化在演化上没有善恶对错可言，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于是，作为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逐利文化进行尖锐批判的环境史学者，如今他却“不再对资本主义做出对错与否的褒贬”。他今日眼中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他自己曾经批判过的魔鬼，反而带来了理性和有效实现“性育分离”的现代医学实践。于是，当唐沃思不遗余力，把人类演化史塑造成由内在非理性冲动主导的历史之际，恰恰隐含了他最大的价值判断：不加控制的内在自然并非那么美好，它终会带来人口扩张和地球萎缩；相反，理性才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关键，而这样的理性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带来的。

由于未能澄清内在自然如何演化、文化如何协调内外自然，最终，文化在行星史的书写中，成为独立于人的“另外一种物种”。文化与内在自然的脱节，使本身无法逃离文化属性的人，也无法完全属于自然，这偏离了达尔文的本意，也偏离了其在《人类的由来》中，对自然—文化关系的盎然兴趣和道德坚持。唐沃思所谓的“达尔文式整合”，代表的是现代生态学以来的新达尔文主义，以一种看似科学中立的态度，在让文化批判有意识缺位的同时，实则隐藏着更深的价值判断。

反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教条化的人口压力论

在把人口压力与资源限制之间的博弈作为人类演化史缩影时，一张大大的马尔萨斯面孔也随之浮现出来。不过，唐沃思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分歧。马尔萨斯反对进化论，他以上帝的旨意来解释人的性渴望，并机械地设想，人在环境好的时候，会秉承上帝意愿，不断繁殖直到环境盛不下。唐沃思则认为，性驱力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且演化的方向不可预测。一个例子便是如今在发达的国家，即使有优越的环境，生育率反而大大下降了。

不过，在剔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神学主张，指出了其所未能预测的当今人口现状后，唐沃思仍是一个十足马尔萨斯主义者。他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任何历史进程和文化现象，都根植于现实的物质性土壤，而人口压力又会破坏这种土壤。而且，由于过于强调性驱力，他同样也将人口压力一股脑都怪到了“生育了太多宝宝”之上。当他将人口简化为仅仅关乎“数量”和“生育率”的同时，却忽视了“死亡率”“流动性”等同样重要的人口统计维度。

作为一般性常识，人口增长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的。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从狩猎采集、传统农业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依次走过低—高、高—高、高—低三个阶段。在高出生率的农业时代，人口只是缓慢地增加。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个人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人口基数加大，才促成了人口的指数增长。唐沃思显然把死亡率遗忘了，把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主体遗忘了，只把新生的宝宝视为了洪水猛兽。

相较之下，马尔萨斯首先考虑的反而是死亡率。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他主张通过提高死亡率来抑制人口。正如达尔文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大自然母亲也总是一边鼓励生育，一边以“死亡”的方式，通过提高代际之间的新陈代谢率，解决种群压力问题。相比之下，人类演化的独特性不在生育率的提高，而是死亡率的降低，由此导致人口的新陈代谢率放慢，结果是人类社会日渐呈现老龄化趋势。于是，占据越来越多生存空间和资源的，不是唐沃思讨厌的宝宝，而正是与这位作者一样的长者。

然而，“死亡驱动”毕竟是一种残酷的方式。因而在第二版中，马尔萨斯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通过降低出生率抑制人口规模。唐沃思也同样感叹，文明不可丢弃，不如“少生些孩子”。当他将希望寄托于现代女性觉醒，开启低生育率时代，从而摆脱人类困境时，从中体现的恰恰是《人口原理》的主张：贫困由生育太多所致，也可以由控制生育来克服—这是一种典型的富人看待穷人的眼光。由此，唐沃思的论证逻辑与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并无二致，他本人也就从原先自称的独立于阶级身份的“局外人”，变成了人类历史的“局内人”了。

唐沃思并非不想摆脱马尔萨斯的主张。在行星史书写的伊始，节育不是唯一摆脱资源困境的方式，人类还可以通过迁徙，流动到别的地方去。正是看到了这种人口的自然流动性，他在书中勾勒出了一幅现代智人在人口压力下离开非洲、向全球迁徙扩散的史诗画面。不过，如行星史后来所未挑明的，自农业出现之后，人类逐渐被固定在土地之上，人类流动性也不断降低。当农夫的生存空间无法继续扩张之后，人类便让渡了自身的自由，用国家的“蛋壳”把自己罩了起来，其流动性随之进一步丧失。

“大转折”出现在美洲的发现。唐沃思认为这一“第二星球”无比重要，只是着眼于其作为“新”空间，如何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他彻底忽略的是，空间的拓展以人口流动性为前提，流动性又以文化实力为前提。欧洲人凭借航海技术，流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造就了繁荣。相比之下，更多区域的人群，流动性和生存空间反遭进一步挤压。还有一小部分人，尽管流动性提高了，处境却更加悲催，那就是行星史中并未提到的非洲人，他们被迫卷入到三角贸易中。由此可见，人口压力与生存困境的产生与纾解，都与流动性息息相关！由文化实力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分岔，也将人类引向不同命运。

当唐沃思批评达尔文轻信了马尔萨斯，轻信人口与环境之间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本人也和他所批评的一样，将矛头指向“繁殖的内在本能，而非特殊的社会环境”了。人口增长只是拉低了人均生存资源，但人口流动性降低和分岔却带来结构性生存困境。将人类困境简单粗暴地归为生得太多，实乃为某些文化因素开脱罪责。当然，唐沃思对文化批判的悬置，也有其良苦用心。在他看来，人类内部的历史，无论多么惊心动魄，都只代表一种物种的历史。而在这颗行星上，还有无数物种与非物种的历史有待书写。

深深隐藏的“伽利略”：悬置的蓝色行星

同方兴未艾的大历史一样，唐沃思的行星史，也试图串联起宇宙史、地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为万物作传立书。他为之感慨，如今还有谁不是历史学家呢？在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于大历史研究一路高歌猛进时，历史学家却在后现代思潮的引领下，日渐丧失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钻进了社会史、文化史等微观历史研究中，不自觉地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者。唐沃思呼吁历史学家重新找回对大历史的发言权，并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窄叙事—历史并不一定是人的历史，还可以是行星万物的历史。

正如《欲望行星》中文版封面所展现的，行星史就是对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凝望。仔细打量，其中还深藏着第三张面孔—伽利略。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伽利略，发明了能放大三十二倍的天体望远镜，并确认了金星相位、木星卫星、太阳黑子、月坑和土星环，堪称行星史研究的鼻祖！他通过行星研究，有力地证实了太阳不是围绕人来转的，这无疑是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壮举。他还从地面看向宇宙，为现代人开启了一种观看行星的方式。一九七二年，阿波罗十七号拍下了从外太空看地球的照片，又在现代人脑海中植入了“蓝色行星”的模样。自此，我们学会了像伽利略观察其他行星一样，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观察我们置身其中的地球。

不过，采用这种伽利略式的，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观看之道，恰恰隐匿了或许是行星史书写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人文关怀的丧失。唐沃思将抽象的人类整体降到动物的位置，但作为观察者，又为自己保留了“人”的身份。他所看到的人，与威尔逊所观察的蚂蚁，并无二致，人会种地，蚂蚁也会。说实话，这种观看之道令人不安，甚或带来某种虚无—人类创造的文化不值一提，这就把人存在的意义消解掉了。当具象的人和万物生灵一道，都被看成抽象的“物种”，生命自身的体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此种种，自然都被抹去了，蓝色星球反而呈现出伽利略望远镜中那种无生命的冷漠。

这种视角的可疑之处，还在于抹去了自然演化本身所形成的差异。比如，唐沃思将“性”视为男女平等的合谋，认为“女人与男人同样为内在欲望所驱动，希望拥有更多孩子”。然而，主体的经验差异却带来另一番故事。《海蒂性学报告》表明，对女性来说，无论是为了欢愉还是为了生育，性都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女性往往很少获得来自男性方面的性高潮，性生活也让女性容易感染各种妇科疾病，带来身体上的长期折磨。一旦怀孕，更是面临十月怀胎的挑战、难产的风险以及养育孩子的艰辛，这些几乎都是加诸女性身上而男性不必承担的。因此，没理由认为人人都有相同的内在自然，女性生育也绝非只凭内在自然的召唤。

抹平差异、忽视体验的行星视角，使唐沃思失去了曾经的批判锋芒。通过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人口问题，将性驱力视为导致人口问题的始作俑者，他把批判的靶子指向了内在自然。由于内在自然是人类共有的，因此，没有人是圣人，也没有人是罪人，责任是每个人的，这就抹平了人类内部的不平等。又由于内在自然是演化所赋予的，演化又是超越善恶的，如此我们既无法指责其他物种繁衍生息的本能，也很难指责自己。结果，看似批判了所有人，那些关键性的少数便被有意无意地豁免了；通过归因无法被批判的演化法则，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批判。

尽管蓝色行星的模型存在于每个人的观念中，熟悉到我们在每一次微信的启动画面中都能看到，但它依然是陌生的，脱离了人的日常感受。保持对蓝色星球的“离地”观察，无疑提供了一种大局观，指出了人与地球在自然演化上“冷酷无情”的事实关系，但也容易滑向虚无主义，逃避伦理价值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留住人文性，留住人在星球上的生命体验。如布鲁诺·拉图尔在《着陆何处》中所呼吁的，以一种“在地”“切身”的视角，离开虚空、回归大地，反而能更真实地体验到“行星”的存在。

地球的独特之处在于生命，生命的“欲望”在于生存和繁衍。通过对欲望行星的刻画，唐沃思展现了人类生命的内在本性，从而不仅扩展了环境史研究的时空深度，还将人与地球关系的讨论，下探到对生命、物质和自然的底层思考中。这样的思考背后，始终或明或暗地浮现着达尔文、马尔萨斯、伽利略等人的面孔。然而，无论是达尔文式的物种演化视角、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资源视角，还是伽利略式的蓝色行星视角，都涉嫌将人类历史过度自然化，将人还原为“只是为了活着”的动物，这何尝不是一种“偷懒”呢？人不仅追求“活着”，还追求“活着的意义”。就如看不见的臭氧层成就了地球的生命，看不见的意义成就了人的生命。或许正是忽视了“意义”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到头来，这部行星史也似乎缺了那么点意义。

（《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 唐纳德·沃斯特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二0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