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小姑娘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凯恩斯忧虑

作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弟子，琼·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曾有妙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预言其毁灭，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试图证明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可行方案中最理想者，凯恩斯则诊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且施以救治。于是，凯恩斯一九三六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实是一项通过改良以拯救濒临危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场智识努力的效果可概括为：“凯恩斯对允许这种灾难发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诊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本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也做得很成功。”（《经济学的异端》，商务印书馆二0一九年版，58 页）然而，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潮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重新占有了经济学思想市场的竞争优势。这一思潮变迁既改变了西方主流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也左右着西方学者对其他非西方制度模式—例如“中国模式”—的判断。

关于“好制度”，经济学家到底在争论什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 sFukuyama）宣布历史终结，从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坚信为唯一的“好制度”。然而随着中国的后发崛起，什么是好制度又成了大可置喙的问题。无怪乎在这种思想语境下，二0二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美国籍新制度经济学家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

“好（good）制度”—经济学家经常将之简化为经济上“有效率的（ef f icient）制度”—是一个经济思想成长史上的经典议题。在 《国富论》中，亚当·斯密（Adam Smi th）将英国、美国视为好制度的代表，中国、孟加拉国则反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更是他的立论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拾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制度的思想传统，开始以“好制度”作为根柢原因来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其逻辑为经济增长是科技创新和要素积累的函数，而创新和积累则是制度所创造的激励的函数。

由于经济学关于制度的重要研究都是以西方世界为基本背景，故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好制度，尤其是如何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语境下正确理解好制度，经济学家仍然知之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语境下尝试理解好制度，争论在本质上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其一，好制度是什么？对此问题有两类相反的回答进路：多元论和唯一论。如果好制度本身是多元化的，则意味着启蒙时代以降的西方中心主义制度观方向有误。此时随之而来的子问题是诸种好制度之间有多少交集。虽然交集程度是一个量变问题，不过量变会引起质变—足够大的交集意味着从好制度多元论转变为好制度唯一论。经济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最具影响力的好制度唯一论，一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二是集中计划社会主义制度。二者都被历史经验证明是乌托邦式的制度建构。

其二，好制度应该追求什么目标？经济效率是经济学家对好制度之目标的习惯刻画。问题在于单纯的“效率”标准矮化了制度的价值，公平、自由、博爱等也属于制度需要考量的范围。由于离开效率标准意味着经济学家将跳出理论建模上的舒适区，故其他价值标准的引入有可能令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显得“外行”。即使在效率这一单维度上，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处理同样有片面性，因为其只关注长期经济增长或作为现代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科技创新，而完全没有注意过充分就业等短期问题（凯恩斯主义者的关注），也几乎没有涉及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共同关注）。

其三，好制度从何而来？经济学较为擅长的建模方式是通过引入政治博弈来回答好制度（或坏制度）从何而来的制度内生性问题。政治博弈同时受利益和观念的影响，且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利益有时影响观念（屁股决定脑袋），观念有时也会反过来塑造对利益的认知。那么利益和观念又从何而来呢？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皆主张“历史重要”，因为现有利益格局和观念结构形成于历史进程尤其是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各国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利益和观念一方面规定了潜在可选制度的实然，另一方面也决定着好制度及制度目标应该是什么的应然。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好制度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家提供的答案是“包容性经济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其实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早已提出过的“自由放任+ 有限政府”。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这套制度安排具有一般性和唯一性，故不仅适用于西方世界，且适用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然而按照“历史重要”的准则，这套制度安排明显不见得适配中国，甚至不是西方世界的必然选择，因为你所相信的历史有时候是被精心甚至过度打扮过的小姑娘。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和理解“好制度”的乌托邦进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冯友兰曾指摘胡适错误地将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冯友兰先生的原文为：“‘历史26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小姑娘的说法其实并非出自胡适之口，由他来背负多少有些冤枉，不过以之来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及他们对“好制度”的理解则正确得多。

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近代史上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变迁历程的描述都属于“理想类型”（ideal type）方法，而他们所犯的方法论错误恰恰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反复提醒过的：“理想类型的发展建构与历史本身是判然有别的两回事。”危险却在于，理论家们有时会误“把理论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甚至混为一谈”，“以致为了证明这种建构在现实中的真实有效性而对现实诉诸暴力，就有了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 68—69 页）。

新制度经济学家编造或者说精心但过度打扮的关键历史神话是“产权重要”，乃至视之为推动西方世界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国家率先建有较为完整的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故可实现经济的先发起飞，反之则相反。虽然产权安全和涉及产权交易的契约的有效执行对生产性激励非常重要，但是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因为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安排要在十九世纪末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并不是健全的产权制度的历史转折点；然而，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作为工业革命中技术进步之基石的科学成果更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逐步积累的。在因果逻辑上，时间上在后的因素怎么可能是时间上在前因素的解释变量呢？祛魅关于产权的历史神话的经验依据还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坚持产权重要的同时显然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包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看重的地理大发现和英国的煤炭能源优势、马克斯·韦伯传统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强调、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对国家经济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的推崇等。

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明显是在先射箭后画靶，先设定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好制度的先验模型，然后再去过度打扮历史以求二者相协调。反之，若否弃依据先验理论操纵历史叙事，则真实世界的典型事实是好制度的多元属性：好制度是本土化、时代化的，不存在唯一的最优模式。实际上就算在西方世界内部，新制度经济学家所看重的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模式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型。在真实的西方世界中，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多种样貌，如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德法等国的工团主义模式等。无论是按照人类发展水平这类综合指标还是人均GDP 这种纯经济绩效指标来衡量，这些制度安排的表现都不次于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不是好制度模式的唯一解，更谈不上是最优解。

同历史经验相一致的“好制度”唯一最优解之所以不可得，源于从好制度多元论的视角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求解理想化的好制度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倾向的理论追求，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空想”，可爱却不可信。所谓的不可信非是逻辑意义上的，而是经验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定义的好制度依赖于他们自己编织的历史神话，故理论的经验地基是建构在沙滩之上的。真实世界中没有所谓的理想制度，只有不完美的制度模式之间的比较和互动。在经济制度的极端理想类型—纯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完全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混合制度。这才是真实存在的制度模式，它们看似在逻辑上缺乏贯通的美感，却在经验上可信。

人工智能时代的凯恩斯忧虑及对“好制度”的新要求

在经济思想史上，除了上述求解唯一最优“好制度”的乌托邦进路，还存在另一种理解好制度的进路—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制度展开病理学研究。按照后一进路，我们需先行探索的不是好制度及其目标是什么，而是好制度肯定不是什么，然后再通过制度变迁去消灭明显的制度性“恶”。这恰是如琼·罗宾逊所说，在马歇尔的巧妙粉饰之外，马克思、凯恩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都采取过的思路。互为镜像，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决策者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所展开的思考和行动，其实也是对既有制度的病理学分析。

凯恩斯的《通论》其实就是病理学研究的范例，他在该书末章的起始处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弊端：其一，无法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分配差距过大。可叹可怪的是，凯恩斯所指出的这两点忧虑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好制度”的评判中统统付之阙如。除了长期经济增长及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的科技创新，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家为好制度设定的目标函数既缺失了收入分配因素，也没有为任何短期目标保留空间。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同时，凯恩斯也预言了这些忧虑在未来可能会被遗忘：在长期，思想的力量甚至超过既得利益，故正确思想被侵蚀的危害极大。一语成谶，凯恩斯曾经忧虑过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病早已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后辈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抛于脑后了。

客观地说，凯恩斯所忧虑的严重失业和分配不公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而是任何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都要面临的挑战。正如马克思一八六七年在《资本论》和凯恩斯六十多年后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Grandchildren ）中所分析的，市场竞争机制下的科技创新会同时导致失业和低工资。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两项忧虑正变得更为复杂严峻。

按照马克思的观察和量化历史数据的印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几乎全周期内，即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普通工人就业仍然困难且工资没有明显上涨。工业革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却没有带来就业和工资的同步增长，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上层建筑层面对工人的侵轧，这背后的纯经济逻辑也需要解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为此修订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原初观点，在一八二0年新增的“论机器”一章中作答：作为技术进步之标志的大机器替代了劳动力，故在生产中出现了劳动节约。马克思拓展了李嘉图的观点，称节约下来的劳动者为产业后备军，而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直接解释了凯恩斯忧虑的起因：在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何以伴随有严重的失业和分配问题。

当时和后世都有乐观者认为，李嘉图现象只是暂时的。虽然机器的使用会产生短期的劳动节约，但是在长期随着生产力提高后利润增加，会发生资本的加速积累，故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回升，最终出现充分就业和贫富差距缩小。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意识到的，假设激烈的市场竞争刺激企业不断加快以新机器取代旧机器的频率，且假设每一代作为科技创新之成果的新机器意味着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则产业后备军扩大和分配状况恶化可能将演变为长期趋势。人工智能时代的市场竞争和资本有机构成更接近马克思的假设，故资本积累的速度大概率赶不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不可能有反弹和提高。

科技创新还有另一种效应会潜在地负面影响就业和分配，李嘉图和马克思对此没有明晰阐发，而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却着重强调过。在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史上，之所以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预言没有完全兑现，除了工人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做出让步，其纯经济逻辑是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最多吸纳就业的产业领域。然而，人工智能+ 机器人不仅能够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体力劳动者，还可以取代很大一部分不需要创造力的智力劳动者。例如相比人类教师，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给出更详尽的解题过程（效率更高）、不会疲劳（无边际成本递增），且可以同时服务更多对象（存在规模经济）。这意味着相比以往的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可能形成更强程度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于是，一方面根据马克思的假设，人工智能加持的新产能可吸纳的劳动者少于旧产能；另一方面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旧产能及其吸纳劳动者的能力会遭遇人工智能的破坏。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凯恩斯的忧虑实在是“问君能有几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