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陈磨难，信史可期

两个月前， 李昕屈尊邀约，为其《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忝序，老实说，与李昕交往多了，无知无畏就有点难了。师出珞珈山中文专业七八级的这个斯文汉子，在黑土地的神助中越过劫难之后，借助于仓颉的神力感召，专做文字的修理工与搬运工，“一生一事”已逾四十秋，早已把人情与文字一同练达，以此督率同辈与同事，干什么就像什么。他还哼着《东方之珠》，不卑不亢地出师于“亚洲四小龙”之一， 甚至顺着《绿岛小夜曲》的旋律，把文缘伸向文化自信得还对大陆不无偏见的另一条小龙，不仅让香港三联的两代将帅蓝真、萧滋、赵斌、李安刮目相看，还把神一般存在的台湾文路高标齐邦媛、王鼎钧、刘振强、李敖诸贤的情谊收入囊中，“到处逢人说项斯”。许多感人的片断均已写入此君新出的《一生一事》与《翻书忆往正思君》，洛阳纸贵。相比之下，从邻水李府四代之炊烟凝就的《百年家事》，却饱含酸甜苦辣，贯穿无数春夏秋冬。

英国小说家毛姆曾经质疑苦难能使人格得到升华之一说，只信幸福不难做到这一点，但苦难常使人们心胸狭窄，甚至只想复仇。他的判断显得有些偏颇，还是美国作家布莱克说得精当：香甜的水果既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也在为催熟苹果而劳动。李昕的经历倒是可以为布莱克此论作注。此君之所以活得通透，就与他的传奇经历有关。一个连癌症与死亡都不怕的人，是容易活出格局与境界的。

近年来，李昕多次自称“生正逢时”，还说“赶上了好时代”，此言或有特殊的语境。如果他在回首自己的职业成就，也许还蕴含几分习惯性的内敛与自谦，一如中国的奥运冠军们异口同声的答谢辞， 不必细敲。毋庸置疑，李昕的人生首先是自己拼出来的，不是“生正逢时”逢出来的。如果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遴选最感人的“励志”演讲人，李昕倒是无需试讲与彩排的不二人选，我只担心他踩出的那条路就是孤傲的存在，可以仰视，却未必可以复制。

李昕在为人作嫁之余，借助于读书讲座与公众号的分享，不止一次提到王鼎钧说过的那句“改变那不能接受的， 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对自己的良性影响，最近在题赠杭州新友的新著扉页里，他也郑重地将此言写上，标明“王鼎钧语”。这就不难看出李昕对百岁长者鼎公的敬重非同一般，此言亦可概括鼎公与李昕这一老一少创业智慧的相似之处。我还来不及查证“改变那不能接受的， 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一语的最先出处，只记得它要早于神学家尼布尔的无名祈祷文，还不难追溯到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及其私淑弟子马可·奥勒留与斯多葛学派的归纳，前人的处世经验早已提升为人生哲理，非同小可。

近十年来， 随着七七级、七八级高考学子陆续步入退休的年轮，以网络文字或书刊的形式书写青春记忆者与日俱增，还有此前以退休干部为主体，充斥县级以上的纸质“文史资料”与个人回忆录系列，一同构成老有所乐的图画，一派祥和。虽说七七级、七八级的文字表达还不必与良莠不齐的“文史资料”相提并论，只因任何群体在写作动机、记忆能力、书写价值及资料准备、个人识力与书写能力诸项尚存差距，也会存在水平不一，七七级、七八级作者们亦需量力而行。李昕固然也是七八级阵营之一员，他既是职业经验丰富的出版家，也是训练有素还有心的作者，《百年家事》一书与其相关著述一样，历经长期准备而厚积薄发。

无论是家史、家谱的整理，139还是个人传记与团体群像的书写，决定其文本质量的，往往与四个要素有关：一是言必有据，推敲记忆，宁可存疑，也不轻易使用肯定性的叙述与全称判断，追求叙述的真实性；二是少抒情，少阔论，多叙少论，对于体制内的已故书写对象，不妨尽量查看其人事档案，追求文本的资料性；三是立足微观，参照宏观，见木也见林， 扩宽视野， 提升境界，追求知人论世的思想性；四是闲话少说，用词尽量精准，逻辑清晰，追求文字表达的可读性。

“认识你自己”， 这是坐落在帕尔纳索斯山南麓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铭文之一。可见，人类的智慧有限， 主观性与主体性也是一把“双刃剑”，认识自己比认识他人还难， 写好自己更难。若就公开出版物而言，唯其真实性与资料性的存在，多供干货， 方可吸引读者购书阅读， 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或学位论文的撰写者也有可能从中提炼史料， 摘取个案， 为信史的编撰做出贡献， 唯有真实的资料方可穿越时空。唯其思想性的存在， 小中见大， 就不难激发读者思考， 举一反三。唯其可读性的存在， 读者方可轻松自如地沉浸其中， 避免不忍卒读。

若与同类家史与自传性书籍相比，《百年家事》在叙述的真实性、资料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四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近世“新史学”之开山梁任公曾在《新史学》坦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也。”他不是说家谱不重要，是说一国之史不能写得只像家谱，旨在唤起国人对“家天下”乃至“民贼”的认知。此公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家谱视为“国史取材之资”，认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这才是对家谱的认知基调。相比之下，《邻水李家纪事》以四代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为中心，清理现象，掀开谜团，甚至直面苦难，抛开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取舍原则，并不在乎所谓“盖棺定论”，这无疑意味着对“家谱”格局的主体性突破。书中的许多细节既呈现李家人之于真相、真理的追求，也始终不缺人性的温情与爱，二者也是不少囿于宏大叙事的史书所欠缺的。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怎能见不到人，感受不到有温度与真善美的文字呢？

就作者而言，也许只有不向命运低头者最能直面人生，不怕患得患失；也只有真正的强者方敢揭开记忆的伤疤，直面历史的真实。李昕就是不怕“二次伤害”“N次伤害”的强者，他在对自己付出过的青春负责，也在对家国的历史负责。他用心梳理出父辈那些“剪不断， 理还乱”的冤事，形成不温不火的文字，没有抱怨，只有描述；不飙愤怒，但书遗憾。即便是个别关键人物与敏感环节，也只是点到为止。这恐怕不是一般作者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每一个中文专业出身者的文笔都能这样。李昕的某些篇什与其叫文笔，还不如称史笔更确切。常见国人对“文笔”的他赞誉自谦，往往偏爱的是文字的形式，而不是先从内容入手，不知为何会这样。

“功夫在诗外。”只有把自身与长辈的苦乐沉浮干净利索地和盘托出，直指求真的方向，托起汉字的尊严， 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田野与希望的明天，才有文笔可言。文以载道，先载真。载真并非必然地载善与载美。然而，文若掺伪， 善即伪善， 美乃臭美，只能免谈。

连日来，沉浸于李家的悲欢，最让我挥之不去的，还是相崇公寄给津门老母的那番说教，还有他催促儿女与祖母划清界限的诸多家教。李昕的祖母就在当年因脑溢血而离世，相崇公无法知道连邻里都喜爱的娘亲会走得这么快。若以结果推导过程，未必很有必要，“事后诸葛亮”往往是山寨版的假诸葛，与严谨的历史学分析无关。相崇公的手札也只是为了来日把孤居的老母接到风雨飘摇的清华寓所，与儿孙一同承受未来还不可预测的政治风浪，有言在先而已。“当过去人们的言语与行为—受他们自身时代的影响—向我们诉说关于我们今日面对的挑战时，也就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时候。”（《历史写作简明指南》）

（《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李昕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