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文体时，可以谈些什么

近年来，随着《大明宫词》《云水谣》《甄嬛传》《欢乐颂》《陈情令》《大秦赋》《长歌行》《梦华录》《苍兰诀》等影视剧的走红，剧名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体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当谈到中国文体时，我们可以谈些什么？

最直接的话题是中国有哪些文体。这便涉及文体的分体与归类，连带着体制、体貌、体性等传统观念，还有文体的本末、离合、通变等经典论题。我们可以从标志着“文体自觉”的“四科八体”谈起。建安年间，曹丕正式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体分类理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在他看来，即便认清了文体的本末规律，想要在创作层面“备其体”依旧是困难的，遂有“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感叹。确如所言，在中国文学的分体传统里，因体裁（体制）和风格（体貌）繁多，加之作者才性（体性）各异，尚未出现擅长所有文体的“通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就放弃了对“备其体”的追求。至少在“知”的层面，一些文集编纂和文学批评仍致力于标识出所有的文体。在“四科八体”的基础上，陆机沿用了体裁兼风格的分类法论析十种文体。只要对比“奏议宜雅”与“奏平彻以闲雅”（《文赋》）式的前后论说，便可发现体裁（体制）和风格（体貌）两种“体”都在做加法。从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三十三类、萧统《文选》分体选文三十七类，到吴讷《文章辨体》的五十九类、徐师曾《文体明辨》的一百二十七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的一百三十二类，再到清末民初吴曾祺《文体刍言》的二百一十三类，体裁不断细化。从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到旧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再到顾翰《续诗品》及马荣祖《文颂》、许奉恩《文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所关注的风格也在持续增加。

除了踵事增华，也有以简驭繁者。例如，《文心雕龙·体性》的“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就将风格总括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并自信“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真德秀《文章正宗》正集只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续集另有论理、叙事、论事三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归并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总括为三门十一类，近人张相《古今文综》删汰成六部十二类，杨启高《中国文学体例谈》重构为韵文、散文、骈文、合文、文辞、文评六类。

追究文体离合之外，还可通观文体的常与变。对于古今中外都面临的文体分类难题，米哈伊·格洛文斯基在《文学体裁》中指出：“人们很快明白，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类学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勉为其难人为地建立一种雄心勃勃的文类学，其结果必然空泛、概念化，难以具体谈论体裁、体裁的特性及其运作机制。”对此，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引述“公共机构”之喻来解释：“一个人可以在现存的公共机构中工作和表现自己，可以创立一些新的机构或尽可能与机构融洽相处但不参加其政治组织或各种仪式；也可以加入某些机构，然后又去改造它们。”相较而言，中国文体学家的看法，如金代王若虚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文辨》），钱锺书的“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管锥编》），则多了些有无相生、不即不离的韵致。

于是， 文体的形态、分类、风格、源流及其文化语境，皆可成为观照与言说中国文体的有效路径。中国的文体学传统源远流长，生成了体制、体裁、体式、体格、体法、体性、体势、体韵等一系列术语和范畴，并据此孕育出原体、尊体、辨体、破体、得体、达体、正体、变体、乖体、失体等深具民族性与本土性的思想意识。有鉴于此，还可以从观念的层面推进与深化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相较于学界多有关注的古代文体理论批评，那些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间接反映的有关文体的认识，虽然在理论化和系统化层面有所欠缺，但同样关乎“中华文学、文体大国之根魂形成、成就取得和品貌呈现”。本着上述认识，党圣元先生在近著《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中，以广义的“文体观念”为线索，兼顾抽象的文论话语与具体的文学活动，会通自觉的理论批评与潜意识经验、无意识惯习乃至默会知识，实现了“文体理论批评”“文体意识”“文体思想”等不同研究路数的整合。借用《文心雕龙·风骨》的话讲，这一广义“文体观念”的综合考察，通过“曲昭文体”而“孚甲新意”。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分设十四章， 聚焦早期文体观念、古代文献与文体观念、分体文体观念、具体文体观念四大议题。不过，该书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针对既有研究的薄弱处，重点考察了商周礼乐仪式、春秋战国经典传承、秦汉官文书体系所反映的早期文体观念。作者发现，商周时期只有朴素的文体分类观念；到了春秋战国经典传承中的“以体命题”， 尤其是战国时人对于《诗》《书》的文体模拟，针对六经、九能、铭论的批评，已触及文体的功能；而秦汉官文书对称名、格式、用语、运行制度、字体、用字、字数、载体尺寸与材质的规范，则进一步凸显了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从全书结构上看，唐宋类书、宋人总集、古代选本，与汉魏六朝赋体批评、明清戏曲文体交融，分属于议题二“古代文献与文体观念”和议题三“分体文体观念”。不过，它们加上议题一“早期文体观念研究”，在时段上覆盖了商周至明清，又合力构成一部简明版的“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如果说“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那么，议题四中的文体分类、辨体、体制、体貌、体性等“具体文体观念研究”，连同开篇对“文”“体”与“文体”的历史语义梳理，还把文体观念的考察落实到词语层面。

刘勰的“曲昭文体”， 自觉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受此启发，《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通过文献整理、历史源流考察与理论阐发， 对于前人论断，有“接着说”的补充，亦不乏“反着说”的辨正。例如，第四章“秦汉的官文书体系与官文书文体观念”响应了周勋初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所言“文体论的产生，是由研究朝廷公文格式开始的”。又如，第七章“宋人总集编纂体现的文体观念”印证了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里“‘总集’在批评学史中，实占着很重要的部分”之判断。以上两例属于“接着说”，“反着说”也不少。以前五章为例。第一章指出，以“文身”“错画”释“文”的传统理解，误读了古“文”字的心形简化符号。该章综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书的辞例，梳理出“文”字由虚转实、从仪式到文本的早期语义脉络：先是表彰先王或先祖的美善之辞，再分别由美义引申出文采、纹理、文饰、文辞（与“质”对言），由善义引申出文德、礼文（与“武”对言），最终落实为文字以及由其书写而成的文籍。第二章发现，“文体出于王官”之说，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文体类型与王官职分的严格对应关系，而是史官职掌多种文体。由是之故，作者聚焦商代晚期至西周的礼乐仪式，揭示了卜、占、诰、告、誓、命等礼乐仪式由行为方式转变为文体称名的现象。第三章辨析“文体原出五经”，指出其说忽视了五经结集前的情况，不足以真正解释文体的发生。第四章认为，狭义的文体观念导致研究者对文书类文体的关注不够。第五章探查《汉书·艺文志》的赋体四分缘由，根据司马相如（屈原一派）“骋辞”与司马迁（陆贾一派）“写怀”的反例，商榷刘师培《论文杂记》“屈原赋写怀、陆贾赋骋辞、孙卿赋阐理”的旧解。作者的“接着说”“反着说”乃至“重头说”，不唯“孚甲新意”，而且有效提升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像素。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孚甲新意”得益于“曲昭文体”。概言之，这种详尽明了的“曲昭”，不只是“观念”对“理论”的扩容，还包括“文体”的有机观，尤其是整体视域与专题论域、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自觉的文体理论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形成，因此，“观念”而非“理论”的取径，在时段上可溯及没有“文体学”的先秦两汉，从而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在视野上亦可兼顾魏晋南北朝以来尚未理论化的思想意识。对于“文体”，全书的核心观点是形式、内容、功能三者的有机统一。共时性地看，即体即用的“体裁与题材共同构成了文章”。历时性地看，文体最初作为文学体制、样式、类别，到了魏晋时期外延扩大到体裁与风格；在唐代诗歌繁荣期主要指风格，并衍生出“体”“式”“势”“格”的相关研究；时至明清，风格逐渐从文体中脱离，到了吴讷的《文章辨体》就只言文体而不涉及风格了。面对如此这般形态多样、内涵丰赡的文体观念，长时段的“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可提供整体视域。而各有侧重的“分体文体观念”“专人文体观念”“专书文体观念”包括“具体文体观念”等专题论域，又补充了中观和微观的视野。至于“文体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互动的研究”，则保证了该考察不只是“就文体谈文体”。

绪论有言，该书尚属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在具有发生学意义的早期文体观念研究、贯通而非断代的古代文体观念史梳理两个既有研究的薄弱点上发力。作者在行文中还注意到为数不少的学术增长点，如商代晚期之前的简册文体、秦汉官文书体系中的上行文书、因西方文体分类观念传入而边缘化的文体、别集体现的文体观念、兔园册子的文体学价值、近代文体观念的转型和裂变。凡此种种，书中已有揭示，但因篇幅有限而未及展开。期待作者在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发展史、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史、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等领域继续拓荒和深耕，以飨学界之望。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党圣元著，人民出版社二0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