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与“走向现代中国之路”

吕正惠是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朋友们都叫他“老吕”。老吕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台湾当代文学评论获得广泛社会影响。但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学者，却在声名正盛的一九九二年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主席，公然向“台独”宣战，他坚定的中国认同和社会主义立场，其实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知识界都很令人感到“迷惑”。二0一九年，老吕在三联书店出版《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收入《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中国文化是老吕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根基肯定是唐宋文学，而只有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对中国历史道路的思考和论断，即他的“走向现代中国之路”，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唐宋文学何以构成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二个经典时代”。

在历史学领域，一般不会把唐宋划归同一个历史时期。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唐朝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而宋朝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按照“唐宋变革论”，唐朝属于东洋“中古”时代，而宋代开辟了东洋的“近世”。这两种历史分期法都是以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为标准，而老吕的历史分期法却不是这样，他把“唐宋”当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他的“唐宋时代”论。在本书序论《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老吕以世界史的视野、比较文明的视角，处处针对“唐宋变革论”。根据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隋唐统一王朝之建立并不是秦汉帝国的延续，而是和欧洲中世纪的查理曼帝国一样，是蛮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短暂的大联合，宋朝则是在唐帝国崩溃之后生长出来的汉族民族国家。在这个名为“中国”的汉族国家，世袭贵族阶级衰落，科举士大夫阶级兴起，中央集权强化，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世俗化的平民文艺繁荣，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还要早五个世纪。但老吕指出，“唐宋变革论”其实是以西律中，比拟不伦。“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看”，隋唐王朝重建更大规模的统一国家，中国文明进入辉煌发展时期，“一边是黑暗时代，一边是黄金时代，却都要称为中古，这算什么历史逻辑？”老吕把唐宋合而观之，把隋唐建立（五八九）至南宋灭亡（一二七九）看作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隋唐重建“大一统”王朝，中国文明继续扩充其内在潜力，从中唐开始，随着庶族地主出身的科举士大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终于凝聚升华，结晶为第二批中国文化经典，成为继先秦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经典时代”。在他的历史视野中，唐之后的“中国”不仅是宋朝，还包括辽金，代表“中州文派”的金朝文坛巨擘元好问入列“第二个经典时代”。从文化经典之产生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是“一源而两高峰”，与欧洲相比，其近代以来各民族国家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系统，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

更有意思的是，老吕的“唐宋时代”论不是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是着眼于一个文明更内在的“文化生命”的成长，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生命史观”。随着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讲“文化生命史观”了，“文化生命”太不科学，太无从把捉；对于已成为学界时尚的后现代主义来说，“文化生命”更是一个需要解构的神话。老吕的“文化生命史观”绝非搬用某种现成理论，所以我也无意在学术史上为其寻找渊源，建立谱系。我只是看到，老吕确实从文学经典进入了中国文明具有精神性和生命热度的内在“文化生命”及其自我创造的历程，这一“历史”更具有意义性和价值性，更能使历史成为外在社会环境与内在精神思想状态贯通一体、有机结合的一大生命的创生变化，更能使历史成为有主体性的成长历程，是为“生生不息”。正是这一“文化生命史观”，使老吕能够具有一种“通古今之变”的眼光。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艰难曲折，充满血与火的斗争，站在取得国家独立、迎来经济起飞的当代，老吕瞻望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开辟中国文明的“第三个经典时代”，提炼出现代中国文明的文化理想，形成新的“文脉”“道统”，从而使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具有“文明”的意义，能安顿现代中国人的人生和人心。正是因为“今”的触动，老吕才能领悟到自中唐到两宋，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兴科举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文学创造到底是在干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有什么样的深刻联系，“过去”与“未来”就是这样在老吕心中贯通为一大“现在”，正所谓“斯人千古不磨心”。

早在八十年代，老吕已能摆脱西方文艺理论的藩篱，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抒情传统和抒情方式进行理论阐释，形成了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路径，正是这一成就使他在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扬名立万。我学的是中国史学史，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正是站在中国文史之学的传统和立场上，我认为，老吕对唐宋文学经典的论述，令人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中，“文学”特别能表现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命的一贯性和整体性。正是“文”在“时”—时代、时势即变化的社会整体之中，把“情”与“理”贯通融合起来，并用“文”的形式表达出来。二0一六年，我和老吕在重庆大学碰面，我刚读了他在《读书》上发表的《韩愈〈师说〉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又听他说起来“第二个经典时代”的构想，我就问他：“您所说的‘第二个经典时代’怎么可以完全没有程朱的位置？您还在文章中借苏轼来批评理学‘对封建秩序而言更为适合’‘很难避免虚伪之气’，这是不是太有偏见了？”—老吕学问文章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直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偏见”，老吕当时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重读其文其书，我认识到，老吕的“偏见”确实不无道理。如果仅仅从“哲学”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中的义理思想，很可能会把“道”单独地抽离出来讲，把“道”与“文”相分离，如此一来，“道”就和具体现实的人的生命生活状态“隔”了一层，往往脱离“所指”，不再“实事求是”，甚至高高在上，成了对具体生命的束缚压制。所以，老吕非常自觉地以“文以明道”“以文见道”的古文运动作为中国文化“第二个经典时代”的主线，而不是以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为主线，这一点鲜明地区别于一般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如果以“哲学”为主线，必然会把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唐宋文化转型、儒道复兴运动的正果。

于是，在老吕笔下，“文”透视性地呈现出一个时代中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在与时代纠葛中发生的变化，这个有着生命温度的精神思想世界是有中心的，那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但它不是条条框框，而是一种人格核心或趋向。老吕借文学展开的，是一个完整的、活动的、可感的，也是精微的精神思想世界，用中国古典文史的语言说就是“人物”。老吕在这本书里写出了数种人物类型，这些人物类型正代表了中唐以来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辟出来的文化方向，同时也是他们走出来的人生道路。

老吕把白居易写得最充分，也把他写透了。白居易年轻时正赶上唐宪宗元和政治改革运动，当时唐朝中兴有望，白居易满怀热情，以诗歌反映政治弊病，创造了元白体新乐府，老吕称之为“元和政治诗运动”。白居易所写大量抨击现实的诗歌为他招来祸端，为了全身避害，他退出政治漩涡，标榜知足常乐。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就认为白居易能甘于淡泊，不求仕进，其“知足常乐”能自圆其说，但老吕看得却更深一层。白居易与韩愈同一时代，以新乐府诗歌加入儒道复兴运动，他已经成为一个把广大的道德责任感作为立身之本的人，当他遭遇艰危，难行其道，本应该像陶渊明那样干脆不食俸禄，也可以俯仰无愧，但他选择了所谓“中隐”，老吕指出，“中隐”其实就是“把理想打了折扣”。他一边标榜知足常乐，一边纵情声色到了无耻的地步，他想信仰佛教却又信不得，老吕说他“内心自信崩溃”，“他真够颓唐，很难说他对佛教有真正的信仰”。老吕写出的晚年白居易是一个陷入虚无难以自拔的极其幽暗的精神世界。

老吕对李白的剖析也非常犀利。武则天为了夺权，大量提拔寒门出身的豪杰之士，培养出来蓬勃豪迈、发扬踔厉的盛唐诗风，虽然玄宗为了稳定政局，又回到循序渐进、合于规范的人才选拔方式，但盛唐诗风仍然高涨，李白和杜甫都在这个大环境里成长起来。以老吕的豪爽奔放，我们都以为他会很喜欢李白，但其实却不是这样。他对李白在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远低于杜甫，李白只是“总结”，而杜甫却是“开新”。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吕对李白人格心理状态及其形成的体会了解。他说，李白在现实中不断遭到挫败，不能实现那个想象中的自我，结果他就以不断增大的自负来对抗现实，成了一个“高姿态的失败者”。李白爱写拟古诗，每一个被李白所拟的诗人都得到他某种程度的认同，李白把所有这些诗人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自我认同，这个高居于所有诗人之上的李白，让老吕不大喜欢了，说他“自负到几乎近于狂妄”，甚至在《大雅久不作》中自比孔子，真是“大言不惭”。

老吕反对“五四”以来文学史抬高宋词而贬低宋诗的做法，他对宋词的批评似乎是反“文学”的。宋代兴盛起来的小令，到了苏轼和辛弃疾手里，内容丰富，境界广大，几乎成了诗的一种新形式，但词的发展并没有依循这一道路，而是形成了从柳永到周邦彦、姜夔的有别于“诗”的“词”的传统。到了南宋，接受科举教育的士人越来越多，即使入仕，也往往一辈子沉沦下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无法获得官位，只能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做一个江湖清客，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词作艺术水平很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模式”，那就是构造一个唯美的回忆的世界，其中总有一个痴恋他们的美丽女子，老吕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极深的自怜。”这种封闭在一己心灵世界中的自恋自伤自怜，老吕“本来不喜欢，后来有一阵子也喜欢，再后来也把他给鄙弃了”。

对于老吕来说，中国文化“第二个经典时代”的主流，当然是韩愈开辟的“文道合一”古文运动及其所成就的人格典型。他虽然写了一本《诗圣杜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五年版），但他的最爱绝对是“老苏”。苏轼“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以道忠君，把道放在君之上，奋不顾身地行其所是，但又能“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被贬黄州期间，经济上极度困窘，却能主动计划开支，积极修炼身心，安排好日常生活。老苏和老杜一样蓬勃而博大，有着不折不扣的道德责任感，但比老杜更加自由旷达，能用道家精神与儒家义理相济相补。在这条从杜甫、韩愈到欧阳修、苏轼的大道上，也有不同分支，老吕笔下的黄庭坚就独具一格。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最能表现宋诗之特质，是宋诗的灵魂所在。黄庭坚并不是个性鲜明的天才人物，在政治上也无所作为，终其一生都是小公务员，更接近于普通人，但这样的小公务员、普通人，最能得到宋以后受过科举教育的大多数读书人的认同，让他们更有代入感。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普通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不能建立伟大功业，也没有表现奇节至行的历史机遇，该如何获得存在感？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而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成了宋诗的基本难题：如何把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得“不俗”？老吕体会到，黄庭坚以“奇峭苦涩”之诗句表现一种超脱流俗的“兀傲”，正是“平凡人物对于平凡自我的肯定”，使他的诗具有奇特的光辉。根据陆游《老学庵笔记》，黄庭坚被贬宜州，居住条件极端恶劣。“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范）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老吕引用的这段记载十分感人，一个普通人能如此面对困境和死亡，真是可称圣贤。

老吕笔下的陆游对我们理解老吕其人其学很有帮助。陆游年轻时师法江西诗派，但成绩不大，壮年后投身军旅，见识了波澜壮阔的外在世界，经历了豪壮激昂的战斗生活，从此诗歌突破江西诗派的藩篱，自成一家，所以他对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老吕本来一直从事古典文学教研，成名后却被更大更迫切的现实问题催迫，加入“统联”，成了台湾左统派的代表人物，这使他几乎被所有朋友孤立，只能天天喝酒听CD， 他常常称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十年是“隧道”“梦魇”。但回头来看，正是这十年，他走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小世界，参与了争夺历史前途的大斗争。正因为他搭上了身家性命，必须要在时代中为自己寻求安身立命之本，他才有一种要去真正认识历史现实而不是搞学术创新的巨大冲动，迫使他撇开专业界限，长年研读世界史和中国史，以一种世界史的视野，整体性动态性地打量中国历史进程，最后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和时代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信念。老吕对两岸知识思想界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而恰恰是他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启发我们去思考、探求“在当代如何做一个中国人”。而老吕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恰恰是因为他超越了专业化学科化的限制，才能进入历史现场，对历史人物的内在主体状态有真切的体会，从而更加具有深度、高度和特点。

唐宋时代新兴科举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重新探索社会的中心思想，他们走出了多条人生道路，也正是唐宋文学经典所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 人格类型。所有这些人生故事都反映了老吕内心世界的某一方面，都是他的自我剖析和自我表达，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吕自己。对于唐宋文学经典所表达出来的人生道路和人格类型，老吕并不是平等看待一概接受，显然，他在用一个标准进行评判，加以选择。他的这个标准就是由韩愈、杜甫开辟，由苏轼集其大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境界。老吕用一句“文以明道”将其概括得再简明不过，“翻译成现代话，应该是以儒家博爱的精神关心现实，关心具体生命，并以文学加以表现”。这样的文学，必然无所不写，无所不在，触处即发，随事而发，应物而发，终于把整个世界都包含在内。正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杜诗：“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在这个境界上，“诗”与“史”就相通了。而到达这个境界就是“成德”，就是老吕不大看得上的理学所指示的最大最根本的人生目标，正与“成功”相对。

老吕一再把我们的时代在文化史上对标贞元、元和之际，要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目标实现之后，能探索一套现代中国的文明理想，作为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使现代中国文明能够“自树立”，也使当代中国人能够找到精神支柱，据以发展扩充自己的生命。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看到老吕亲身走过了从中唐到宋金的这一段历史，中国历史的这一段黄金时代在他心中再次发生演历，老吕就是这样进入了中国“文脉”形成的历史当中，自己也身在其中了。就是这样，老吕这么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终于成为中国的、全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所凝聚的具体人格，成为我们眼中的“典范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