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洛尼亚王国的现代性焦虑

作为二十世纪波兰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领域著述颇丰，并因此而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而他在文学方面的创作就少得多了，流传于世的主要有三本短篇故事集《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或称《十三故事》）、《天堂的钥匙》、《与魔鬼的谈话》，其中后二者以基督教为主题，也往往作为其神学和宗教学思想的延伸文本而被讨论。

相较之下，《十三故事》或因为标题的迷惑性，未能广泛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译者杨德友也曾在后记中指出：“《十三故事》原文的确用了‘bajka’（‘童话’‘传说’）这个词语，但是中文名称却引起了误读，特别因为中文标题取消了‘给成人和儿童的’这个定语。”因此，若抛开视之为儿童文学的偏见，可以发现《十三故事》是一部意蕴丰富、极其有趣的文学作品，可以做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多重解读——围绕虚构、架空的来洛尼亚王国，各种离奇荒诞而滑稽幽默的故事以极其郑重的口吻讲述出来，产生了奇妙的间离效果和反讽意味。

来洛尼亚在哪里？在故事正式开始前，作者讲述“我”和弟弟皓首穷经只为寻找世人闻所未闻的来洛尼亚王国的具体位置。在胜利的曙光乍现之时，兄弟二人却乐极生悲，弄丢了唯一一张印有来洛尼亚的地图。此后又意外收到一个没有发信地址的邮包，附有一部来洛尼亚盛行的短篇故事集，于是作者将之展示于后，形成了这本小书。

作者化身转述者，通过强调其真实性来讲述虚构故事的方式并不稀奇，比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也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但这不代表故事里这个没有起止年代、没有确切位置的来洛尼亚王国是彻底悬置于真实世界之外的。这片国土上有统治者、主神，也有商人、工人和农民，有城市、小镇和乡村，还有军队、警察、法官和监狱。无论从国家治理体系、经济生产方式还是行政区划设置、国家机器来看，这都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无异的现代国家。那么带着这样的预设重读这本故事集，就可以发现故事戏谑和讽刺的外表之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以来洛尼亚为现实世界的摹本，对现代社会诸多乱象的批判。

来洛尼亚故事集里记录的都是关于人的故事，比如长了大瘤子的石匠、拥有最漂亮的脸的面包房工人、忘记爱人眼睛颜色的士兵。他们无端遭遇各式各样的吊诡之事而偏离了原本正常的人生轨迹，陷入种种困境。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笔法颇有卡夫卡《变形记》的风范，用离奇魔幻的变形讲述人在社会环境中经历异化而丧失社会属性，被遗忘、抹除乃至消失不见。我们或可以说，这是一系列关于人的现代性焦虑的故事。

来洛尼亚居民的第一种焦虑是身份焦虑，即追求社会地位的困惑，和确认我之为我的犹疑。

比如石匠阿吉奥背上长了个越来越大的肉瘤，最后瘤子演变成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形体。由于瘤子巧舌如簧，成功让周遭的人都相信他才是阿吉奥，而真正的阿吉奥为瘤子，后来瘤子吃下了特效药，让阿吉奥越缩越小，变成普通的肉瘤直至消失不见。真正的阿吉奥的合法社会身份被顶替、置换，最后导向肉体自然身份的消亡。还有卖冰棍的年轻人乔木因为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而决定装扮成老先生，蓄胡子，戴眼镜和礼帽，拿雨伞，并因此成功获得专属老先生的好工作。结果小偷偷走了他的眼镜、礼帽和雨伞，他不被认可为老先生，因而丢失了工作。与此同时卖冰棍的岗位也因为不确定他是不是年轻人而拒绝了他。最后穷困潦倒的乔木，索性躺在公园里装扮婴儿，等待有人来喂养他。在一套看不见的规则体制中，乔木始终找不准自己的明确位置，也没有相应的身份认同，结果倒退回人的社会身份建立前的婴幼儿阶段。还有一心想当名人的塔特，在掌握了诸如身上最邋遢、穿针引线最快、折断火柴最出色、走路最缓慢、说话最结巴等世界第一的高级技能之后，仍名不见经传，于是决定转换思路，要当世界上最为默默无闻之人。最后塔特完全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如愿成为世界上最为无名的人。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提到：“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所谓的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正是由现代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划定的，人们处在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就不可避免地与他者产生关系、形成比较。来洛尼亚居民的身份焦虑正来源于他者目光的审视，失去了他者的认同后，主人公也就相应地丢失了自己的身份。

第二种焦虑则是身体焦虑，即对容貌和寿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比如面包房工人尼诺拥有当地最漂亮的脸庞，因为担心日常在烤炉边工作会侵蚀自己的美貌，于是举债购买昂贵的护脸专用盒子，时时戴在脸上，人们由于再也见不到他的真容而忘了他的美貌；而后尼诺又因为无力偿还欠债，不得已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脸抵押给当铺，直至被关进监狱也未能赎回自己的脸蛋。还有来洛尼亚的邻国高乐高王国国王汉努克希望促进全体臣民的福祉，召集占星家及其门徒、名医及其弟子共同商议，以解决国民寿数过短的问题。这些学者有的以诡辩论的方式来延长寿命：比如制造比正常手表快六倍的钟表，让人的寿命从六十年变成了三百六十年；或制造比正常手表慢六倍的钟表，让人离开尘世的时辰比现行计算方式晚六倍。有的则采取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单一片面的因果论来解释长寿的奥秘：比如建议人们学习最长寿的动物乌龟，背上大硬壳在地上爬行、摇摆尾巴；或是所有人一律吃菠菜，延年益寿；又或是割掉鼻子，这样就不会患伤风，一劳永逸地解决因伤风生病而早逝的问题。

对永葆青春的追求古已有之，但将容貌与寿数作为独立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寻求科技、医学乃至政治的手段来解决的方式，却是现代的产物。例如近年美国富豪布莱恩·约翰逊试图与十七岁亲生儿子“换血”以实现容颜永驻的新闻，就是一个金钱和技术共同作用下的现代版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身体成为专门的审美对象进入理论视野发生在很晚近的时候—古典时期的身体/ 肉体是与心灵/ 灵魂二元对立的存在，未能获得正式的哲学注视。通常认为对身体的哲学发现始于现象学思潮，身体逐渐由被动的精神载体转变为知觉主体，获得了社会性和主体性。试图逆转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身体的规训和操控，身体不再是自然主义的生物躯体，而是一种社会话语建构下的产物，人们通过投资身体、消费身体等权力介入的方式获得对身体的掌控和塑造，也仿佛是技术革命下重构社会秩序的隐喻。在《十三故事》中，关于容貌和寿命的身体焦虑分别被置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下去解决，可嘲讽的是，故事的结局并不如传统童话结尾那般美好：当尼诺所珍视的俊美脸庞成为普通商品被抵押时，其货币价格远低于护脸盒，最后又因尼诺无力赎回而被做成一个排球，越玩越旧；而高乐高王国关于长寿秘诀的七个派别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因为长寿问题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于是人人都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捍卫各自尊崇的真理，直到居民几乎死绝，王国亦不复存在。

商品经济下的物品构成了来洛尼亚居民的第三种焦虑，这既包括对物品匮乏的恐惧，也包括物资过剩时物品对人的束缚甚至俘虏。来洛尼亚故事集虽未明确交代王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但从故事的叙述中可侧面看出来洛尼亚并非一个小农经济主导的传统自然社会，而是依赖商品生产交换、市场资源配置的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虽然来洛尼亚是虚构的国度，作者也创造了各种奇怪的来洛尼亚语言、货币单位以及计量单位等来强化其虚构性，但作品中又不时浮现一些现实中存在的地名和物品以暗示来洛尼亚的真实，比如作品中提到的“科隆香水”是十八世纪在德国科隆推出的一种香水，也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古龙水”。还有商人皮古发家的方式是与巴比伦做生意，出口吃山鸡肉用的叉子的特殊保护套，又进口梳理骆驼毛的梳子。然而这场贸易也颇不合逻辑，因为山鸡虽为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美味，却极其罕见，三十年才可能捉到一只；来洛尼亚不生产梳理骆驼毛梳子的原因是来洛尼亚没有骆驼，但是这种从巴比伦进口的梳子却在来洛尼亚极为热销。这样真实与虚构、常理与反常理交织的叙述方式一方面让整个故事更为荒谬和怪诞，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市场经济下商品拜物教的盲目与魔幻。

前文提到的年轻人乔木，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为了能够给妻子买科隆香水与口红。成功化身为老先生后，他挣了很多钱，给妻子买了很多口红，妻子便不满足于仅把口红涂在嘴唇上，而是用口红把全身都染成粉红色，并在乔木丢了工作、无法支撑她买这么多口红后毫不留情地转投另一位富有的老先生的怀抱。还有面容俊美的尼诺，保护脸庞的方式是求助于价格不菲的护脸盒，最后他被投入监狱，城里的人都认为尼诺自己该为这不幸负责，“因为他应该知道，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享有护脸盒子”。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定高级的物品、美丽的容颜是专属有钱人的特权。同样因为负债入狱的还有与巴比伦做生意的商人皮古。来洛尼亚人民都热衷于玩给地球仪打眼儿的游戏，皮古的女儿也不例外，还定做了一个和真实地球一模一样大的地球仪。皮古担心地球仪过于昂贵，于是退了货，让女儿直接在真实的地球上钻孔。结果不多久整个地球就布满了大窟窿，皮古被世界各国索赔，并因无力赔偿而入狱。这个故事颇具讽刺意味，皮古为了省钱，反而欠下了更多的债，于是身陷囹圄的他最后的心得是：“给孩子买玩具，是不应该舍不得花钱的。”

在来洛尼亚王国中，一边有这么多人饱受贫穷、饥馑的困扰，一边却仍有人锦衣玉食、挥霍无度。比如《大饥荒》故事中提到来洛尼亚王国爆发了大饥荒，但领袖本人却吃着山珍海味、体形过度肥胖。还有鲁鲁城的武比和奥比兄弟，以制造毫无用处的橡胶球为生，因为在这个城市，“财富之多少全在于某人拥有的没有用处的东西有多少”，为了避免市民因寻求无用之物而烦恼，便规定所有想要炫耀财富之人都要囤积这种橡胶球。于是需求刺激了供应，消费主义蔓延下催生了这等诡异之事。而《捣乱的物品》一文则更直白地揭露了商品拜物教下物品对人的奴役。在这个故事里，煎饼、牙膏、枕头、窗玻璃、纽扣、鞋子，一切物品都活了，不怀好意地耍诡计，与主人公狄托作对。狄托认识到了物品的反复无常，并意识到：“生活就是和物品的沉重斗争。”他尝试了诸多办法来与物品对抗，全都宣告失败，“他终于理解，他没办法对付全部物品，这场斗争是毫无希望的……全部努力看来都是白费……根据那野蛮时代的规矩，败者即成胜者之奴隶。狄托受到物品的奴役”。

追根溯源，这些奇怪的小故事的深层逻辑都是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包括需求与供给不匹配、贫富差距悬殊等。自然的古老的生产秩序让位于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奢侈浪费、金钱至上的世俗教义取代了传统的信仰。

在来洛尼亚王国的诸多现代性焦虑之外，叙述者“我”也仿佛置于相似的结构性焦虑之中，无论是表面上为寻找来洛尼亚而不得的焦虑，还是在找寻过程中受到森严的政治秩序的压抑，双重的焦虑构成了叙述的复调。首先，无论是来洛尼亚这个罕为人知的遥远国度，还是“我”所处的未具其名的城市，都孤立于世，不知其来亦不知其所终，恰是现代生活与传统经验相断裂的表征，其变动不居的碎片化经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绝。其次，来洛尼亚王国以及“我”所在的城市，都仿佛笼罩在看不见的权力网络之中。如同卡夫卡的《城堡》，K 终其一生都未能接近权力核心、见到城堡的当权者，“我”为了寻找来洛尼亚也一直办理各种手续，到处求人，试图找到领导、“更高一级”的领导和“十分最高级”的领导，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虚无的权威与疏离的人际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体制维度的基本面貌。

但在多重焦虑之下，这些来洛尼亚的故事也并不是全然绝望的。比如在鲁鲁城行使统治大权的马姚尔大神颁布了三条人人必须遵守的法令，但是某一天橡胶球匠人奥比再也不想遵守荒谬的法令，并因此被投入了地狱。他的哥哥武比虽然身处天堂，却因与弟弟分离而痛苦不已，于是与其他天堂居民一同反抗大神的法令，希望与在地狱的亲友们团聚。最后，大神退位，天堂下降，地狱上升，二者汇合并融而为一，形成了一个既有寒冷处亦有温暖处、既有沼泽也有干燥岛屿的人间，来自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在此重逢，再也不分离。

还有艾诺、阿霍和拉叶三兄弟，因为被凶狠的邻居老财抢走了家产和土地，于是三人上路，希望能在城里找到工作。但在即将穿越森林的三岔口前，三人为走哪个方向而各执己见，却又因为森林里有猛兽而无法单独行动。最后三人选择跟从大哥的路线，一路与野兽争斗，找到了一个富有的城市，但城中生活的人们却贫富悬殊，他们干着勉强维生的苦力工作。阿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重新踏上寻找梦想城市的道路，却在途中被熊吃掉了。随后，小弟拉叶也出发寻找阿霍心中更好的城市。读者并不知道拉叶最后的结局，但是他临行前留下的那句“这世上一定有更好的城市”，给这个故事画上悲壮但满怀希望的句号。

柯拉柯夫斯基主张“要摆脱现代性危机，只能秉持一种怀疑精神，抛弃一切乌托邦幻想，皈依宗教，追求不一致性”。但从他的文学创作来看，在戏谑和嘲讽之余，这两个故事恰带有马克思主义希望哲学的意味，用哲学消解神学的神圣性与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性，用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指引人们摆脱现代性危机，不断前行。当然这种希望并非盲目乐观自大，在“我”及来洛尼亚王国的多重现代性焦虑之下，这两个小故事仿佛黑暗中的一点微光，给人以浪漫的期待和谦逊的安慰。

（《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 波兰]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著，杨德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