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理论贡献
作者： 田文军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现代学术门类的建构，对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新途径、认识的新层次，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建设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前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名重一时，但胡适的学术贡献，主要还是他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运用新的学术方法，涉及中国高层的学术文化，拉开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序幕。其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途径与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或通史，或断代，或人物，或思潮，或专题，或史料，百花齐放，成果丰硕。在这片新的学术园地中，每项学术成果都有其时代价值，每位成名学者都有其历史地位。但相比较而言，又以成熟的通史类中国哲学史著作及其作者的影响为巨。人们言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会联想到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学者。因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虽非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但其研究方法，开时代风气之先；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现代学术方法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建构了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范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为人们提供了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范式。此后，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学者承先启后，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哲学通史研究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不少后辈学者也在中国哲学通史园地继续耕耘，为推进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竭尽心力。在这些学者中，郭齐勇当是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的学者之一。这里我们仅就郭齐勇在中国哲学通史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做出的学术贡献，做一些评介。
“疏通知远”与“继往开来”
——郭齐勇的三部中国哲学通史
郭齐勇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是恢复高考以后，较早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学生之一。1977级、1978级的学生，经历过“学问饥荒”，进入大学之后，如饥似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当年的珞珈山下，不乏“虫声窗外月，书册夜深灯”的读书景象。1977级、1978级的学生，不仅热情自律，学习勤奋，且不少人有志于国家的学术文化事业，郭齐勇即是如此。本科毕业以后，他立志深造，师从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教授，相继完成了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学业，是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第一批博士生。郭齐勇硕士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任教四十年间，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受聘为德国特里尔大学、我国台湾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社会兼职工作的同时，郭齐勇始终不辍学术耕耘，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影响广泛深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
郭齐勇学术论著繁富，就规模与影响而言，当首推他的三部中国哲学通史，即上下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十卷本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是由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于1996申报，教育部批准的重点教材立项选题，历经六年，选题成书，200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曾得到萧萐父、李锦全教授的指导，但全书由冯达文与郭齐勇担任主编，具体编写工作，都是由主编组织完成的。此书编写，方法上自觉摆脱“教条化与西方模式”，发掘“中华人文精神与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突出周秦之际、明清之交等社会与文化转型期的哲学创造”，“注意传统哲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及“哲学与伦理、政治、宗教、文艺、科技思想的交融与互动”，不论篇章内容还是理论旨趣，皆具时代特色，让人读来耳目一新。作为主编之一，郭齐勇对这部教材编写的成型与成功，贡献很多，居功甚伟。
郭齐勇的第二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是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缘起于郭齐勇承担“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任务。全书通过整理郭齐勇长期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讲义成型，展现了作者长期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的所思所学，篇章结构、思想内容，独具个性特色。作者曾自记本书特点，大意为：避免“繁琐考证”，“直奔哲学性主题”；慎选思潮、人物，突出重要命题、范畴，以断其得失；突出原典解读，厘清中国哲学内涵，以别中西哲学异同；拓展学术视野，广泛吸纳海内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史料，展现时代特色。这种特点，实际上表述了这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在这部《中国哲学史》中，郭齐勇以先秦、汉唐、两宋至清、现代四编分期，通释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对历代哲学家思想解析的轻重、详略自立权衡，将编书过程视为自己与“古圣先贤”的“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使这部著作不论内容还是方法，都具备自己的特殊价值。有学者主张，思想史研究或哲学史研究，可以“成为研究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成长的发展史”，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再是某种机械的工具和盲目的奴仆”，才可能自立，真正走出自己的路。郭齐勇的这部《中国哲学史》，不论内容架构还是方法选择，都体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力图“走出自己的路”，为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一种值得参考的新范式。
郭齐勇的第三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是他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这部《中国哲学通史》是郭齐勇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组织学界同仁，历时十五年编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学术巨著。全书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现代、少数民族哲学、古代科技哲学十卷的篇幅，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吸纳海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六百多万字的宏大叙事，勾画出了中国哲学发展巨大的历史画卷。郭齐勇主编这部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虽提倡各卷作者自己把握对其考察对象的解析评断，在学术观念方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全书写作，从篇章结构、研究方法、理论追求到具体的写作计划与团队组建，都是由郭齐勇拟定的。郭齐勇主编的这部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深化了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也使他思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全面付诸实践，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尚未形成过以“中国哲学通史”命名且规模如此宏阔的学术著作。郭齐勇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不仅为这一领域的补白之作，也代表着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探索、新贡献。
总之，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不断延续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真实地再现与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人们在中国哲学史这一学术园地中不断耕耘，需要人们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郭齐勇的三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新成果，记述了郭齐勇对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历史贡献。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郭齐勇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理解为前提，这种思考与理解又以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自信”为基础。郭齐勇不认同学界部分学者对“中国有哲学”的否定。在他看来，“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他将哲学定义为“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言意关系、古今关系等乃是中国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关系的探求论释，使中国哲学形成了自己固有的观念、范畴系统；并将“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理解为中国哲学的特征。郭齐勇认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使其系统不宜简单地归约于西方的哲学系统，但是，就哲学的对象与意涵而言，中西哲学、中外哲学又不无可以通约之处。
郭齐勇对哲学、中国哲学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理解，使他并不排斥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研究中国哲学。在他看来，“胡适以实验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用生命哲学，侯外庐、任继愈用马思主义，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尔哲学等作为参考系来研究中国哲学，都有新发现并取得不凡的成就。这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之不可免的途辙”。但是，不论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成立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建构，都应当突显自身的特质与精神。基于这种理解，郭齐勇主张从“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不同层面去思考建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改变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
郭齐勇将中国哲学视为一个可区划为不同阶段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肯定这一过程的历史延续。这使得他将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也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强调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开放性。认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方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只有吸纳西方现象学、解释学等新的哲学观念，开拓我们的学术视域，更新我们的研究方法，“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才能促进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郭齐勇对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思想结晶；为人们继续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上提供了多层面的参考价值，这是他从另一侧面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文化根脉”与“心灵安顿”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追求与关怀
确立“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是郭齐勇理解的重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也体现了郭齐勇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理论追求与现实关怀。这种理论追求与现实关怀，使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重视对中国“文化根脉”的诠释，关注人们现实的“心灵安顿”；也使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理论趣向，尤为关注对儒家哲学乃至广义的儒家文化的深入探究。
郭齐勇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先秦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人性天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儒道及诸子以“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这种以诠释“人是什么”与“人之所以为人”的儒学理论，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正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不仅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提供了依据，也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
郭齐勇对儒家哲学的关注，侧重于先秦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研究。除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中对儒学的考察之外，他的《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守先待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等学术著作，考察对象大都集中在先秦儒学；他的《熊十力传论》《熊十力哲学研究》《钱穆评传》《梁漱溟哲学思想》《现代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则为他研究现代新儒学的学术专著。郭齐勇的这些学术著作，不仅内容上极大地丰富、深化了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在方法层面上集中展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关注中国“文化根脉”与“心灵安顿”的学术趣向。
郭齐勇关注儒学对于“文化根脉”与“心灵安顿”的理论价值，肯定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他形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他的《中国文化根脉》一书，除了阐释五经、礼乐、四书、儒道、天人、劝学、制度、王道等问题，也论及诸子、佛禅。认为儒道能够帮助“找到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佛禅则可助人“彰显个体内在的价值”，这体现了他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态度。在郭齐勇看来，只有开放与包容，才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论成果还是方法，皆具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值得借鉴。中国哲学史是一个需要继续发展的学术门类。多种途径、多种方法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是人们面临的一道历史课题。在今天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中，有学者议论经学，有学者主张中国古典学。不论经学还是古典学，其解释对象与思想层次，或多或少都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契合之处。笔者乐见人们以新的途径与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做新诠释；也期盼郭齐勇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再出新成果，以嘉惠学林，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再做新贡献。
作 者：田文军，曾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系副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务，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辩证法史、宋明哲学、冯友兰哲学以及日本文化比较等。著有《冯友兰与新理学》《冯友兰新理学研究》《冯友兰传》《中国辩证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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