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为齐 仁智乃勇

郭齐勇教授是我认识最早的大陆朋友，也是交往最深挚的朋友。他是我最为敬重的学界朋友，他质朴真诚，遇事果敢，铁肩担道义，慈眉作文章。该有所不为处，他有所不为；该进取处，他绝不畏缩，奋力进取，领头向前。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挚的爱敬，对于“文化中国”有着热切的理想。他不只是个学者，更是儒家之道的践行者，是君子，是大丈夫，他的“生命充实而有光辉”，他处事接物，综括大局，却又能“大而化之”。他坚毅中有温润，谦怀中有坚持。

香江初识，通天接地

从1988年与郭齐勇兄香江初识，至乎今日，我们已经交游整整超过了三十七个年头。198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法住文化书院合办了“纪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会议主要由唐先生的弟子霍韬晦先生操办。我国台湾来了一波人，我国大陆来了一波人，我国香港、澳门地区也来了一波人，另外，新加坡也来了一波人。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是我第一次外出访学参加会议，心里格外兴奋，感到处处新奇。特别是与大陆学者见面，一起开会，这更是第一次。

当时，彼此刚开始怯生生的，但不几天就混熟了，互道心思，高尚其志，说了许多通天接地的大话真话。记得，当时大陆方面由方克立教授带队，老一辈的学者有萧箑父、李锦全、周辅成诸位先生，年轻一辈有郭齐勇、景海峰、李宗桂、黄海德等先生。我国台湾则由蔡仁厚教授领头，老一辈人有戴琏璋、唐亦男等诸位先生，其余则是鹅湖的主力：王邦雄、曾昭旭、袁保新、杨祖汉、岑溢成、万金川、李明辉、林安梧等人。我国香港、澳门方面则有唐端正、刘述先、霍韬晦等先生。会议请了牟宗三先生做主题讲演，讲题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这是一场盛会，而且是纪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会议。

花果飘零，灵根自植

唐君毅先生是“意识宇宙中的巨人”，牟宗三先生这么宣称，大家咸以为准确而切要也。唐先生最关怀的是如何在“花果飘零”下寻求“灵根自植”，他在诸多著作中，提到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现在回头看看唐先生的文字，与今时所说“文明互鉴”“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彼此合辄，并无二致，唐先生及当代新儒家诸儒可谓孤明先发也。这也预示着中国文化势将老水还潮，必然会有着进一步开创性的发展。

回想三十七年前的这场会议，正是有着这样的意义。这里也预示着传统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和合、创化与发展。当然，事情不会那么顺当而毫无阻隔的；事情的发展，总会有抑扬顿挫，甚至带来意外的扭曲与伤害。然而，黄河九曲，终必东流；迈越了1988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果如长江出三峡，江面逐渐宽广深平，继续改革开放，确定了主调。于是，这三十余年来，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生根”，跨过了改革开放早期所带来的种种弊病，洗脱了环境污染，重视了生态保育；洎至新一波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变革，中国飞跃式的前进，举世刮目相看，中国的现代化已然震天嘎响。当然，随着世代变迁，也有着崭新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逐渐浮到台面上来，成为重点发展项目，成为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调节性的力量。

以上的简略综述，正要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时代，从“五四”以来彻底的“反传统主义”挣脱出来，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该如何在“花果飘零”下，重新寻求“灵根自植”？套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来说，这是“理势合一”的发展。用辩证唯物论来说，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有着诡谲的辩证与发展。原先作为“否定”的一方，现在进一步，“否定的否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兄弟交谊，久而弥笃

1988年那次见面，虽然彼此年轻青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无比温润而美好。三十七年后，至于今，前辈先生几乎已经仙逝故去，但文化志业代有传承，却是生生不息的。海峡两岸的学者，从老一辈到中壮一辈的我们，彼此的来往，醇厚而丰润，事业的果实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有进展。萧箑父、李锦全、方克立，我都呼他们为老师，郭齐勇、景海峰、李宗桂、黄海德，兄弟交情，久而弥笃。特别是武汉大学的萧箑父、郭齐勇师徒两人，与我往来更是密切。

回想80年代，我写硕士论文，选题是《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参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诸位先生的著作，给我启发甚大。后来，我博士论文写的是《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萧先生、郭齐勇兄都是熊十力研究的前辈，他们下的文史功夫极深，这对于习惯于玄思遐想的我，真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有了他们坚实的文史功夫做凭借，我展开进一步的深层哲思，才不会走向岔路歧途。

两端一致，乾坤并建

我国港台新儒家一向比较习于形上理由的追溯，而忽略了历史社会总体以及经济劳动等下层建筑所可能产生的辩证与互动关系。相对来说，大陆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传统下，强调的是下层建筑必然会影响上层建筑，这对我有着矫治的作用。这可真是合了我所研究的王船山哲学，他所说的“两端而一致”，正是充满着这样的辩证轨迹。道器合一、理气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这便是船山学的核心，这样的思考，对于宋明儒学有着深刻的批判、转进与发展。简言之，船山先生主张的“乾坤并建”，成了我与武汉诸位先生的共识，特别是萧箑父先生以及郭齐勇兄。

1991年初，在海口市举行了一场海峡两岸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会议，这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萧箑父先生，记得也见到了李泽厚先生、林其锬先生。我们还一起同游了海南全境，去了天涯海角，萧先生写了一首诗送我，还谈了郭齐勇兄正在赶博士论文，心境上有些困顿苦闷。那时，不似现在有手机，随时可以联系，只能信件往返，颇为不便，心想，暑假就飞去武汉看看齐勇兄。

1991年夏天，我博士毕业，喜滋滋地去了武汉，带了博士论文，要送请萧先生、齐勇兄指教。当时因特殊情况，萧先生特别派了齐勇兄来见我。齐勇兄还特别携来一封萧先生的信函；不得见，托个口信也就是了，前辈先生居然如此郑重，令我感动莫名。自认识萧先生始，我总觉得他气象蔼然，有如唐君毅先生，其意态飘逸，而神情坚挚。他俩都是四川人，他们对晚辈的呵护与裁成，对于慧命相续的期许，真令晚辈感怀于心；吾辈唯有力之于行，加倍努力，不敢辜负也。

琴台参访，知音之交

第二天，齐勇兄又来，他陪我去游黄鹤楼、归元寺，我记得都记了日记，并留有诗作，入于囊箧，待他日必当相示也。唯独记得《游黄鹤楼诗》，诗曰：“黄鹤楼前诗满墙，龟蛇二怪锁大江。临风远眺笑横渡，万里长流江自江。”另外，特别还前往钟子期、俞伯牙的古琴台参访，“巍巍乎若高山，荡荡乎若流水”，知音之交，默契道妙，不言而喻也。那年，齐勇兄还带我拜访了文化史大家冯天瑜先生，他对元典智慧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我后来学问的发展。1992年，我又与陈廖安、林保淳、郑志明等一群朋友来武汉访问。1993年、1994年我人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学，我们书信往返虽有不便，却仍有联系。1994年底，我们在我国香港又参加了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至此，见面的机会似乎比台湾学者还多，关系还更深契。自此之后，我常来武汉大学讲学，他的学生也都称我林老师，记得齐勇兄、水生兄与我，以及一伙师生骑脚踏车游东湖，好不惬意！

首开先例：2000年第一次“中、西、马对话”

2000年4月，林安梧、郭齐勇、邓晓芒、欧阳康四位学者在武汉大学展开首次“中、西、马哲学对话”，试图突破中国哲学（儒道传统）、西方哲学（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长期隔阂的困境。此次对谈聚焦于本质主义批判、自由意志论争、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以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展现了不同哲学立场的交锋与融合可能；讨论颇为热烈，可谓座无虚席。后来，纪录成稿发表在《鹅湖》月刊上，也同时发在大陆的刊物上。再者，参加的四位学者，每人又给出两篇文章，加上这次完整的纪录，2003年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两岸哲学对话：廿一世纪中国哲学之未来》，“中、西、马对谈”，这应该是两岸的第一次，首开先例。这次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针对的论题如下：其一，有关本质主义的方法论批判：林安梧指出，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陷入“方法论的本质主义”，即预设中国文化能否开出民主或科学的本质问题，导致论述僵化。主张以“五证法”（文献佐证、历史考证、经验查证、心性体证、逻辑辩证）回归原典，避免抽象争论。其二，自由意志的论争：邓晓芒认为，中国传统缺乏系统的自由意志探讨，儒家的“性善论”与道家的“无为”倾向导致“无自由的意志”（道德压迫）或“无意志的自由”（虚无放任）。他将近代的历史悲剧部分归因于传统道德哲学缺乏自由与理性的根基。林安梧则反驳，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已蕴含自由意志，但被专制体制异化，这需通过经典诠释重建主体能动性。其三，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欧阳康分析，中国哲学需要以平等对话重建传统与现代的联系。郭齐勇强调，儒释道思想在我国台湾地区民间社会的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可与现代性结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蕴含人权意识。其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可能：林安梧突破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主张二者同属“人文主义”，皆关注社会正义。提出儒学有三个型态：“帝制式儒学”（威权）、“生活化儒学”（民间）、“批判性儒学”（革新），呼吁转向“公民儒学”，并以王夫之“气学”结合西方批判理论（如哈贝马斯）。在诸多报道与研究下，都认为这次中西马对谈，取得了圆满而丰富的成果，并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次对话达成部分共识，如批判本质主义、倡导经典重读，并探索儒学的现代化路径。但分歧仍存，如自由意志是否需要西方理性奠基（邓晓芒）或可从传统主体性重构（郭齐勇、林安梧）。这场对谈为中、西、马哲学的后续互动奠定基础，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生生不息：2005年第二次“中、西、马对话”

2005年，我们又在武汉大学展开了第二次“中、西、马哲学对话”。这次仍然由林安梧、郭齐勇、邓晓芒、欧阳康四位学者展开对话。相较于2000年首次对话的理论争锋，此次讨论更聚焦于实践导向，试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探索三大传统（儒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可能。其一，从“理论批判”到“实践建构”。2000年的对话以“破除隔阂”为主，批判本质主义思维，而2005年的讨论则更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社会实践方案。林安梧发展其“后新儒学”思想，提出“公民儒学”概念，主张儒学应从传统“心性修养”转向“社会正义”，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结合。欧阳康则提出“复杂性现代性”框架，认为中国面临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矛盾，需要三大传统共同诊断。其二，自由意志。从哲学争论到制度落实：邓晓芒延续对自由意志的关注，但不再仅限于哲学层面的争论，而是探讨如何在法律与教育体系中落实自由意志的培育。他认为，中国传统缺乏“意志与理性的张力结构”，导致道德规范易流于外在压迫，因此需要借鉴康德的自律道德观，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性基础。林安梧则回应，自由意志的实践需要考虑中国文化特性，提出“社会契约与儒学教化”应和合为一，将儒家“仁恕”精神融入公民协商机制。其三，现代性危机与儒学的调适。欧阳康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压缩式的现代性”，即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同时爆发，需要三大哲学传统共同应对。郭齐勇以社区营造与民间教化为例，说明儒学的“礼治”精神可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参与机制。林安梧则强调，儒学必须摆脱“帝制式儒学”的框架，发展“批判性儒学”，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资源。其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嫁接。林安梧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对立，而是可相互补充。他提出“儒学的社会批判维度”，并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结合，分析权力、资本与文化的异化现象。欧阳康则呼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需要吸纳儒学的“中庸智慧”，避免斗争思维的极端化。

会谈的结论，既有着共识，也有着未竟之争。此次对话的共识在于：哲学必须回应现实，三大传统需要共同面对中国现代化的挑战。现代社会的建构需要结合儒学的群体伦理、西方哲学的个体权利，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正义。然而，分歧仍存：邓晓芒坚持中国需要补足西方的启蒙理性，而林安梧、郭齐勇则主张“中国式启蒙”应融合传统资源。儒学的角色仍存争议，郭齐勇较主张可作为“文化基因”，林安梧似乎较强调可以作为“批判工具”。论者以为此次对话标志着“中、西、马哲学”从理论争鸣迈向社会实践，影响了后续“制度儒学”“协商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发展，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转折点。这次对谈本来约定要在我国台湾的《鹅湖月刊》刊登，后来改由上海《学术月刊》摘要刊登，以及台北大学《中文学报》、武汉大学《哲学评论》全文刊登。其影响力扩大了，关于“中、西、马”汇通的必要性也广为人知了。当时能有如此见识者，虽亦不乏其人，然果敢率先实施者，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尔，郭齐勇、欧阳康二兄之深远卓见、宏图远识，果行育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