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郭齐勇先生学术与言行之我见

先生姓郭，名讳齐勇，生于贫窘，熏沐慈仁，将心比心，积善成德。先生有长者之风，蔼然和粹，德性光辉，化人无数。先生学思渊深，行为世范，以我之愚，唯有景仰。此处仅根据一些个人的观察，在个人所形成的郭先生的学术与言行印象方面，做一浅记，以示敬拜之意。琐碎所及，主要有新生见面会、上课、日常等情形下，展现于赠书、扶助、推荐工作、推荐考博、善待他人等细节方面。其中结合自己经历处，或有过之，不当之处，还望师友谅之。

根系平民

我初识先生于2002年春。印象中，先生几乎能记得所有学生的生活、学习细节，一见之下，就微笑着关切地问这问那。在这位长者面前，我们都愿意说一说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学业背景。

先生对农家子弟的学生关怀备至。当他得知我从农村中走出来，不愿当中学教书匠而愿意读书做学问时，就尽力鼓励我。我说我是河南师大政教系本科毕业，有喜欢哲学的感觉，但读书不多，很担心学业跟不上年龄小、基础好的同学。先生说，在哲学学院读研的，有很多就是河师大、安师大出来的，只要心无旁骛，专心读书，肯定可以勤能补拙。2002年秋，我考入武大哲学学院。次年，我爱人也考上了武大，在历史学院读硕。我俩是结了婚再考研，两口子都出生于农村，刚当高中老师又考研出来，因当地工资低，实无甚积蓄。家庭条件不好，且既已成家，不能再张口要钱。在校园里一见到我们，先生就微笑起来，主动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一次，他还拿出1000块钱让我们买牛奶喝，说读书辛苦，身体也要照顾好。我们感动得几乎流泪。这不仅是理解，更是雪中送炭。当初，我们两口子从县高中教师岗先后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谁都以为是荣耀之事，根本不会在意当时所面临的空前的学习的艰难与生活的艰辛！正是由于理解在职考研的艰难，导师吴根友先生和师母在生活上对我俩也是多方照顾。

为了回报郭先生、吴先生，我们尽量克服生活的苦，读硕、博期间，没有像有些同学那样到校外代课来补贴家用，而是简朴生活，用功“补课”。

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是高度一致的。先生关心农村来的学生，可能与他十分重视中国学问的草根性有关。先生曾说：“我的本根是平民。……现在我是一位平平实实、独立不苟的平民知识分子，决不沾染贵族习气，无意巴结权贵，依傍权势……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儒释道三家的哲理，需要吾人切实地体验。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默默地工作，为培养平民的后代尽心竭力，在社会需要时，不妨作狮子之吼，代表平民的心声和社会的良知。”

在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他指出：“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1968年至1970年我在湖北天门县杨场公社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到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的东西，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

先生的学术自传中也描述了另外一些细节，很可以启导后学来感悟人生。先生提醒我们要注意当下的变化，“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全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国学又相当地陌生、隔膜”。因此，要回归母语、国学方面的国本教育，多接触本国经典。先生说：“对我来说，读西方哲学的书，是思维的训练，读中国哲学的书，则是生命的感通，是在与圣贤作心灵的交流与对话。”

先生很会适度地夸奖人。当年我考武大研究生，报考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录取通知书上也是如此，报到时却一分为三院一系。其间联系最多的是研究生秘书张午老师。第二年，我妻子雷海燕也考上了武大历史学院的硕士。张午老师正好被分到历史学院，又成了她联系最多的老师。一次，我俩在武大人文楼前恰好遇见先生，先生就关切地询问一些情况。我们说，张午老师告诉我们了，张午老师的普通话真好。先生说：“张老师是北方人，她很认真负责！”我们又说妻子的导师是世界历史方向的张德明老师，先生说：“张老师做学问很刻苦，德性很好！”先生在当哲学学院院长前是人文学院的院长，曾是两位张老师的“直接领导”，能这样在普通学生面前夸奖“老部下”，足可见先生的仁心体物、慈爱宽怀。

2004年，武汉大学大部分硕士生学制改为两年。这样，2006年我妻子硕士毕业时，是和2004级毕业生一起找工作，当时硕士进高校已有困难，武大两届一起毕业更是空前如此。我于2005年已经考取博士，想让留她在武汉，将来我也在武汉找工作。一次见到先生，谈起了工作打算，先生说，武汉出版社在走公司化改革，应该需要人，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信上写了不少褒扬的话，入情入理，我读了觉得很是感动。先生还给负责人打了电话，并替我们约好见面时间。先生关爱学生的真诚恻怛，可见一斑。

后来几年间，先生的父母先后仙逝。我因为学分修满在准备论文，不常到学院，这些变故我和妻子后来才知道。我俩在武大校园路上见过几次先生，先生显然苍老了些，但还不忘鼓励我们，在工作未定时说天无绝人之路，知道我们到湖北经济学院了，又说湖北经济学院原来就在我们校门口，待遇很好。2007年秋，我于博三时以“1+1”的模式与妻子同来湖北经济学院工作，因为我还没毕业，就没有博士津贴、科研启动费和购房补贴等。为了静心写毕业论文，我要求秋期不上课，但只能得到一个月不到千元的工资，我的职称也是一路坎坷，好在有郭先生的鼓励之言，还能温暖我心，夫妻相保，闯过了很多“坡面路段”。

2016年初，由于学校要求晋职需要国外访学经历等条件，我很想到日本或韩国去看看。有同事知道我在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说韩国有一些资助计划，可以打听下。我问郭先生，郭先生给我提供了十位韩国学者的名单、联络方式，并同意做推荐人。虽然后来没有成功，但郭先生的热情令我感动。我现在还保留着这份名单。

学术感觉

我读硕士之前，几乎没读过完整的长篇论文。2002年，我人生中获赠的第一本书，乃是郭先生送我的《郭齐勇自选集》，我尤其被序言中郭先生所讲的“守先待后”精神所震撼。其中说道：

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他们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的负面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捍卫、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重建。

先生声明：“我立定志向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而奉献终身。”字里行间透显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令人心生敬畏，既敬畏先生，又敬畏文化经典。先生痛切地指出：“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陷入深层的困境：价值系统崩溃、意义结构解体、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我们已经患了失语症，正在失去自己民族的信仰、习俗、生活、交住、思维、言语、行为的方式，失去其独特性。”

先生的文化自觉在于：“基于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危机和现代社会亟须的意义治疗，重新检视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转化工作，不能不是我们民族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说：“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先生还说：

国民精神的重建需要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思中西文化，反思新老传统，促进各思潮各范型的互动。我十分理解许多同志所强调的制度建构、理性精神和西学价值的生根问题之重要性，但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有所“守”的声音是应当给予一定地位的。每位学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职分，都有自己的学问宗主。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十多年的生存体验，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责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为学的本分，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之中争取有所创获，以待来贤，以俟解人，或许正是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赋予我等的使命。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学术宗主，有一个生态的关系，可以互补互渗，不必相互排斥。

先生给出的对治方法是：

在回应当代世界的多重矛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健康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疏导传统，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内在资源和内在动力。“现代性”需要重新界定。“现代性”决不只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但西方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又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资源的陶养的。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做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念、大小传统的变化和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做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我刚读硕士时，不知道学术论文应该如何写，郭先生的自选集是帮我建构“学术论文”形象的学术人生第一书。虽然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郭先生所研究的人物、时代与问题，但他文章中充溢的力量，催促着我沉下心来，多读书，只有坐而能论道时，才有起而去行的资本。这个从潜心积累到逐渐发皇的过程，就像吴根友先生说我等系“半路出家”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磨砺那样，就像春蚕吐丝然后蝶变那样，就像孔子由“登东山而小鲁”到“登泰山而小天下”那样，不断升进。现在回望，觉得有生之年，不可希高慕远，当借此以砥砺志节，略避痴愚，也就罢了。

郭先生处事有节，对非亲传弟子并不轻予，也不峻拒。读研时，我曾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口诵心急，口角为之生疮；草成文稿，即望刊诸纸媒。我因见郭先生对我多有关切，也常推荐学生稿子，有一次便“冒昧”“斗胆”将一篇小文发给郭先生过目，并希望他能向刊物推荐。郭先生以“您知道，我带的学生多，照顾不过来”相婉拒。我本不应以此事相烦，都是为学不够沉潜所致。因为那篇稿子是写冯友兰的，田文军先生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研究专家，我又发给田先生看了。不久，田先生见到我说：“小黄，你那篇文章我看了，觉得写得太散了，还可以再改改。”确实的，文章不厌百回改，当时自己的沉淀实在不够，田先生和郭先生婉拒的理由，都能让人接受。我写的第一篇会议综述《湖北省哲学史学会2003年年会综述》发在《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上，这是我第一次在C刊上露面。郭先生当时是学会会长，估计他推荐的可能性更大。后来，郭先生曾将我写的另一篇会议综述修改后发给《孔子研究》，因为我在上课时亲眼见他将拙稿打印出来，夹在一本书里，上面留下了他悉心批改的痕迹。这篇综述文章似乎成了后来我面试湖北经济学院时的一个“亮点”。

我写过不少会议综述。2024年上半年，我在查中国期刊网时，竟然看到自己当年写的《湖北省哲学史学会2005年年会》a转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年鉴：2006》上；另一篇《国际明清学术思想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85周年研讨会》b转发在《中国哲学年鉴：2010》上，估计都是郭先生或吴先生推荐的结果。

关于如何做课题，我的最初感觉的形成，也同郭先生有极大的关系。二十多年前我读研时，武大还没有推行研究生科研立项，我模糊地感觉到，人文学科的学生适度参与老师的课题，能较好地增强科研意识。那时郭先生的课题多，有不少学生参与。一次，我碰到郭先生的博士生秦平师兄，他说工作加上读博，时间非常紧，郭先生交给他做的关于出土简帛的课题都没有更多时间保证。我自告奋勇，说能不能让我学着做呢？秦平兄就交我一部分复印资料和电子稿，原来是要整理马王堆帛书《九主》等内容。我因不会剪切字的照片，郭先生的另一位博士生刘贻群师姐让我将需要补入的字手写在白纸上，她用自己的数码相机拍下来发给我，告诉我如何剪切、调整大小再插入文档。为了做这个课题，我还请教过硕士、博士同级的学历史地理的尹弘兵兄如何造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课题。这次科研体验告诉我，科研是一项急不得的“研磨”活儿，尤其是边读书边深入的课题，还可锻炼心性修养的功夫。2010—2013年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参与博士后合作导师高华平先生的国社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中的古代中国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11AZD055）时，也是在出土道家简帛集校上下了很细的研磨功夫，而书稿《新出土道家简帛文献集校》本已交由凤凰出版社，不知何故，却一直未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