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文学与城市的对话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场讨论颇有些“未来时”的味道。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我们当时讨论的“城市”更多的还是想象中的。不用说人工智能这些新鲜玩意儿，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手机在街头晃动，摩天大厦更是凤毛麟角，地铁除了北京外其他城市都是空白。那时，打工潮也没有出现，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是蓝图也是想象。对文学家来说，城市和城市文学也是想象大于现实，城市的印象多半停留于外国小说和茅盾的《子夜》当中。虽然刘索拉、徐星、王朔等通过略带反讽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当时北京城里的故事，但城还是那座老城，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城市。然而城市里履带和推土机的声音已经惊醒了作家、评论家、编辑，他们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魔兽”即将闯入传统的文学家族。“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次研讨会有试水的意味，也有对未来的想象。现在回望这次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其内涵带有先验性，很多问题在今天还有价值，没有过时。作为会议的策划人和联系人，我最近翻阅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发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还是不容忽视。

1994

1994年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 相较于1985年“85新潮”，催生先锋派、现代派走向前台。1994年文学界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作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选择，出现了新的状态，称之为“94状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的活跃最早体现在期刊上，当时不仅没有互联网，连都市类的报纸和电视也处于从新闻喉舌向大众传媒转变的阶段。加之出版业也不如今天发达，一本书的出版往往需要一两年，文学期刊在这个时候就承载了轻骑兵和急先锋的使命。

1994年1月《大家》杂志创刊，是文学期刊界的大事件之一。《大家》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以“中国文学、先锋文学重镇”为定位，以“冲击诺贝尔文学奖”为远大目标，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记得《大家》杂志社1月15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曾有人私下调侃：“由云南这么一个偏远地区来冲击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这话里有两个“梗”：一是《大家》杂志在封底上明确提出“冲击诺贝尔文学奖”，二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丁美洲是魔幻现实主义发源地，故有魔幻一说。但《大家》不同寻常的举动还是引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关注，近百家媒体报道其创刊的消息，定价9.9元的创刊号被炒至100元，更被《新周刊》评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代表刊物”。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正是凭借《丰乳肥臀》获得“大家文学奖”10万元奖金。

《大家》的成功原因很多，我作为策划人邀请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等担任栏目主持，首次将稿费提至千字百元，创下文学期刊稿费的新高。其次10万元文学大奖的设立，也属于开了先河，这自然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同期其他刊物也不甘落后，一向沉稳的《北京文学》推出了“新体验小说”，强调“亲历性”书写，颇有今天“非虚构”的味道；《上海文学》推出“新市民小说”，关注市场经济下的都市人群，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变迁；《钟山》则联合文艺理论刊物《文艺争鸣》推出“新状态”文学，这是继“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后又一起文学创意，引起了文学界和理论界的热烈讨论。

《钟山》在1990年代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飘逸而及时。“新写实”“新状态”接连推出，而1994年6月与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召开的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首个城市文学研讨会。作为当事人，我要把其中的来龙去脉陈述一下。

德国歌德学院主要在全球设立德语教学，宣传德语文化，其北京分院位于北京语言大学内，由于当时的院长阿克曼是位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特别有兴趣。他观察到中国城市建设将大规模展开，城市文学将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增长点，因此他主张召开关于城市文学的国际研讨会。起初他们是想和《上海文学》合作的，后来我与阿克曼在北京大学“后现代”研讨会上偶然相遇（当时《钟山》是会议主办方，我代表《钟山》出席，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也是主办方之一），我们就有机会聊天，聊得比较通畅，阿克曼就同意将这个城市文学研讨会放到南京来。时任《钟山》主编的赵本夫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竭力主张开成。要开这样一个国际性会议，是需要诸多方面支持的，而赵本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我读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发现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是非常早的，他对此次会议的支持也是源于他的内心需求。

南北对话

这次会议的交锋特别多。近四十年来，我开过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虽然有些会议也有交锋，甚至很热闹，但往往并不在一个层面，或者是单方面的火力输出。比如，我在上海参加一个电影学术研讨会时，评论家火力很猛，使电影人几乎无还手之力，其中被批得最凶的王朔更是一言不发，不作反击。

这次城市文学研讨会恰逢第15届世界杯前夕，人们神经绷紧，竟发生了一场多层面的“舌战”——涉及创作与评论的对话，文艺理论界的南北对话，中西文化观念的对话，也夹杂着女权话语与传统话语的对话。

会议于1994年6月15日在南京状元楼酒店召开， 研讨会的开场白由《钟山》主编赵本夫“白”过后，便正式进入正题。赵本夫、徐兆淮身为《钟山》主编与副主编，双双落得个裁判长的好位置，不时还讲一两句逗趣的话以缓和会场的紧张气氛。

首先登场的是北京大学年轻的副教授张颐武。张颐武当时在文化界、学术界大力推介“第三世界文化”和“后现代”理论，并生产出“后新时期”“后乌托邦”“后寓言”“后国学”“后知识分子”“后宗教”“后杂志”等系列概念，江湖上人称“张后主”。张颐武的发言源于“后学”，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和西方存在着空间的同一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当下文学面临西方的寓言性与城市文学的二元对立，预示着文学将告别宏大叙事时代，进入后现代性、后当代性，注定‘我今生要独行’，文学要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确切的表述，而不仅仅是叙写寓言式的故事”。

话音刚落，海派先锋评论家吴亮前来打擂。吴亮是文坛早期青年评论家，后穿行美术界、娱乐圈，在江湖上鲜少露面。他将这次南京之行称为“复出”，复出之后的吴亮锋芒毕露，他对张颐武的观点表示异议，认为当今中国与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空间上的同一性，新文化本身就是对西方的追赶；但作为人类本身，有很多普遍性的生存状态，应有东西方之分。

吴亮和张颐武的南北对话引起了他人的加入，当时还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吴炫认为，张颐武提出的“他者”的意义不可忽视，同时指出：“西方话语有时能解决当下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人的感受只有自己才能表达出来，也只有中国人的话语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我们既不能回到过去，也成不了西方的现代人。”吴炫主张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和现实形成一种否定的状态。

这场南北“选手”的对话，其实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形态。1993年底，上海青年学者发起了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张艺谋、王朔作品中的文化消费现象提出了批判，而北京的声音却不一致。阿克曼虽然是汉学家，但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不以为然，他身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同时是会议主办单位之一，可他时常单骑上阵，厮杀一通。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明教授近年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引起了不同反响。在此次会议上，王晓明教授的观点刚抛出，便遇洋将阿克曼的反驳。双方从王朔小说开始，深入到“中国特色”“德国特色”这类玄奥高深的问题。两人各自使出点穴功夫，无奈皆不得手，遂以0：0终局。

如果说阿克曼是“洋将”，那么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则是另一“将”。许子东教授这次与会是计划外的，他在上海探亲，听说金陵有此“武林盛会”，便连夜赶来。许子东教授原本熟谙中国当代文学，不想离乡几载，便生出许多新鲜的面孔与陌生的话题，感慨万千。许子东教授的加入，在南北对话的同时，又平添了更“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让会议更丰富精彩。

男女对话

与后来的文学研讨会不同，这次会议女作家有点少，小说家只有王安忆、池莉、黄蓓佳三位。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的王安忆，她的发言风格并没有“教授化”，而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与明快：“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很容易陷入讨论社会问题的境地。对城市文学作一个界定是件痛苦的事，我本人在写作时从不考虑是写城市还是写农村，对我而言，城市、农村是一个舞台，是一个场景，它们能让我的人物活动起来。”

来自武汉的女作家池莉说她丈夫在她出门前就叮嘱她不要多说话，可她还是违背了“领导”的“意图”，作了精彩的发言：“我不明白为什么得弄清城市的概念再写城市，城市应该走着瞧，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城市搁在那儿，城市文学要反映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我很疑惑为什么文学理论总得有一个先验的过程？”

尽管女作家的话不多，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院长助理李健鸣英姿飒爽，一人独顶“半边天”，以女权之利剑令诸位侠客望而却步。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显然是被大众文化击败的，过去知识分子一直在扮演“代言人”的角色，这几年有所改变，比如王朔就没有作为“代言人”存在，作家就是作家，是一种职业，就像酒吧调酒师一样，不是什么救世主。

李健鸣话音刚落，便有几位快枪手杀来请教。“先锋评论家”吴亮、“画坛第一杀手”李小山、“军营快枪”王彬彬纷纷质疑。连向来温和的叶兆言也对“调酒师”一说提出异议。其中以李小山的火力最为猛烈，这位多年前斗胆预言“中国画消亡”的后生不减当年锐气，他说：“作家不可能同调酒师一样，文学应当给人以一种道义上的力量，精神上的力量。”

被阿克曼称为“真正城市文学代表”的孙甘露，此时的发言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他看到批评家们恣意纵行在文学之上、作家之上的暴行，难以忍受，遂上演了一出作家与评论家大战的戏剧。他对这种施暴郑重表示抗议，但他仍只能按照批评家框定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孙甘露作为先锋派的最后传人，果然出手不凡，他认为城市文学少不了两类人，一是娼妓，一是精神病患者。他自己则时常游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外，像个“乡下人”。我们存在着是占有城市还是理解城市的问题，孙甘露讲话时指着现场录像的摄像机说：“这便是城市对我们无形的‘施暴’。”

因描写女性题材而出名的小说家苏童在江湖上有“红粉圣手”的雅称，他惯用的高招便是等待机会坐收渔利。轮到他一展雄姿时，他宣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说话的角度。”不过，他认为：“现在再提城市文学这一话题主要是参照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工厂小说，城市文学的建立依赖作家对城市的理解与对城市生存状态的把握。”接着他列举了王安忆、池莉作品的差异，本当深入下去，苏童却声称“越说越糊涂”“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便戛然而止。

城乡对话

其实城市文学最大的参照系是“乡土”文学。乡土的概念源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其与20世纪20年代上海等现代城市的出现相关，之前中国文学中没有乡土的概念。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就最高的是乡土文学，当代作家中成就高的也是以写乡土为主，莫言、贾平凹、路遥、陈忠实、余华、苏童、格非等都植根于乡土。对中国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乡土文学的写作资源极为丰富，因而会上很快展开一场“城乡对话”。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丁帆教授以研究乡土小说见长，著有厚厚一本《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他的发言自然从“乡土”入题，指出：“当下一种新的脱离本土文化的文学开始脱颖而出了，理论应当跟上进行探讨。”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亦认为：“中国乡土文学有着丰富的传统，而城市文学则难说。城市里应该有‘城市新民间’，在大众文学里，应当有一种写大都市文化在人心灵上发生反应的文学。这种城市文学不再是用知识分子传统的意识形态观点去解释人与城市的关系，而是把城市文化的特征通过文学作品转换、表述出来”，“城市文学很难表达出人对自然、生活的欢愉、欢乐。写城市容易导致知识分子的失落，而写农村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的还原”。

以描写乡村生活出名的作家赵本夫，他作为这次会议的裁判长，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对话，他说：“我主要是写乡土文学。作为一个乡下人看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城市和乡村是两种生活形态，一个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是传统的，很难说哪一个更好。城市的产生与乡村的破产有关。城市人的祖先原先是一些穷困潦倒的乡下人，在乡村首要的问题是活下去，其他的则不会多管。现代文明的发展导致了农村的瓦解，但不能说城市文明就一定比乡村文明更先进、更符合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