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诗难以企及“诗”的人文内核(节选)
作者: 卢桢今天,很多人关心“人机之间”的写作较量,这实则存有一个前提,即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算不算“诗”,如果这一前提是虚置的,那么“孰优孰劣”的问题也就变得无效了。如何将分行的、带有图像结构和音乐特性的文字定义为诗,自古便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人们或是强调内容与形式,或是关心情感的不同源头,有了“言志”与“缘情”之分途。
无论侧重法度技巧还是想象创造,诗均围绕“思想”与“美学”展开,如诗人艾青在《诗论》中所说:“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诗歌之美维系于形式和内容,最终指向写诗的行为主体,也就是诗人自身。诗评家吴思敬指出,存在于诗里的美,是诗人燃烧的感情、飞驰的想象通过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与诗歌相遇时,与其说是邂逅一段美妙的文字,不如说是在动员自己的所有艺术积累及人生经验,叩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心门”。人们读诗歌,意在赏文,也在观人,尚不具备人格主体性的人工智能系统,自然不能满足诗歌读者的需求。
进一步说,对于不同的文体,读者的阅读需求存有相应的差异。欣赏叙事型作品时,人们更想目睹引人入胜的故事,将目光锁定于情节要素。诗歌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人们钟情诗歌,其意自不在阅读故事,也非了解社会、摄取知识。他们渴望体悟生命主体的“在场”言说,从文字中寻觅鲜活灵动的人性品质,这是写诗工具目前无力实现的。
诗歌呈现出的是文字之美,更是人格之美。读到郭沫若笔下的“凤凰”“天狗”,文本复现的不仅是中华神话,还能引发人们力透纸背,发现一个张扬“五四”动感精神的时代“大我”;欣赏徐志摩描摹的康桥暮色,会立刻缅想起他的浪漫爱情、游学经历与悲情命运;走进戴望舒铺设的悠长而寂寥的雨巷,通联的是身居都市的怀乡者对故土和恋人的精神企慕。再比如,阅读艾略特的《荒原》,可以感悟西方社会的精神病象与时代症候;品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能够观瞧繁华表象下的都市暗影及人性丑态。中外诗歌经典已启示人们,一首自足的诗歌,应该彰显丰富的人格属性,反映人类灵魂世界深处的矛盾,还要使读者在时间性维度内窥见诗人的人性世界及其背后的宏大时空,感应诗人与他的前世和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联。
相较之下,人工智能诗歌无法给人们展现一个具有历时性命运的精神主体,抑或组合生成与这个主体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运思个体记忆与人类整体记忆的脉络联系。当我们读到“小冰”写出的“问着村里的水流的声音,我的爱人在哪”时,便很容易判定虚拟主体的抒情属于“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制造出的情感,既不具备人类体验的真实性,也不能代表机器本体。
(选自《光明日报》2024年9月28日,有改动)
提炼
这篇时文综合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对观点的论证充分有力,有学理性。
文章整体论证逻辑环环相扣,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诗歌与人类诗歌创作的本质区别。首先提出关于“人机”写作较量的思考前提,即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是否算“诗”,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后续论证。接着阐述诗歌定义的复杂性以及诗歌之美与诗人的紧密联系,通过对比叙事型作品与诗歌作品的不同,指出读者阅读需求的差异。最后以具体的诗歌实例论证诗歌所呈现的人格之美以及与时代、诗人命运等的关联,反衬出人工智能诗歌在展现精神主体和情感真实性方面的不足。
文章综合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通过理论论证,如对诗歌定义、诗歌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为论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采用对比论证,将叙事型作品与诗歌作品在读者阅读需求上的差异进行对比,突出诗歌的独特性;将人类诗歌所展现的丰富内涵与人工智能诗歌的局限进行对比,鲜明地体现出两者的本质区别。运用举例论证将抽象的理论和观点变得具体可感,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人机诗歌的差异。由此观之,多种论证方法相互配合,既使论证丰富立体,又增强了论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