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一代大家的风采

王安石和曾巩都在诗文上有极大的成就，也都是宋朝重要的官员，都曾造福一方。王安石还主导了对北宋影响至深甚至千年之后依然让人争辩不休的“王安石变法”。回首千年，两位大家的人格、诗格，都让人追慕不已。

变法之前的王安石

徐琳玲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故又有“王临川”之称。

成形于唐、完善于宋的科举制度给中下层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过往帝国权力机器的大门。临川王家最初只是普通的自耕农，直到王安石的叔祖、父亲王益两代中了进士，王家才得以上升为科举官宦之家。王家在临川没有田产，王安石从小就和家人随其父的游宦生涯走动。

《宋史》云：“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也颇为恃才傲物，“意气与日争光辉”。

宝元二年，王益死在江宁（今南京）通判任上，王安石为父守制两年。庆历元年（1041），21岁的王安石赴帝都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春天，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

获取功名后，王安石先是被放到扬州，做淮南路（北宋的行政区之一）的签书判官。当时，宰相韩琦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被贬，出任扬州知府。王安石是他的下属。

工作之余，他苦研儒家经典，以通宵达旦读书为常事。到第二天天亮，他经常来不及洗漱就去上班，蓬头垢面也不以为意。当时，韩琦经常看到这个年轻下属一副衣冠不整的邋遢模样，就以为他多半是前一晚在喝酒放纵，有一天他以长官的身份正告王安石：“君少年，勿废书，不可自弃。”王安石不答，退下来后对别人感慨：韩公不了解我啊。

签书判官三年任期满后，他回到京城。按当时制度，新进士在外做官期满后，可向朝廷有关部门上书，以求得在京城各种馆阁任职。这一类职位通常比较清闲、带有荣誉性，而且有助于未来仕途晋升，所以官员们都趋之若鹜。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愿意到地方上干实事。在“大理评事”一职上做了不到一年，他就强烈要求出京，还给出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当时祖母、母亲、寡嫂、兄弟一大家子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养活，地方上物价水平要比汴京便宜得多。

在鄞县当县令时，他带领当地老百姓兴修水利、办学校、整顿吏治，此外还“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把当地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这很可能是他后来在“熙宁新政”中“青苗法”的一次小范围实验。接着，他又以殿中丞的身份出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

此时，王安石的学问、干才和与众不同的操守，开始引来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许多大臣都向朝廷举荐王安石，认为他是堪当重任的难得之才，时任宰相的文彦博也以“恬然自守，未易多得”赞誉之。但是，不管长官们怎么推荐，他都没有接受好意，也不去参加这一类的职位升迁考试，继续埋头在地方上做事。

舒州任满三年，他又回京待了三年，然后迫不及待地上书要求外调去州县任职，后以太常博士出任常州知州，其间最大的作为是组织开凿了一条运河。

这是一项遭受挫折的地方工程。据《宋史》载，当时有下属官吏劝阻此事，认为工程过大，摊派到老百姓的劳役过重，“民有不胜”，主张让下面各县每年轮次出工，慢慢修建。但王安石执意推行，结果接连遭遇淫雨、督役称病，最终劳民伤财，开河不成。一时众议纷纷，王安石感到“愧恨无穷”，但又在给友人的书信里坚决表示：自己绝不做只务清谈的王衍之流。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被任命为江东提点刑狱，是该辖区的最高司法长官。江南东路是宋代的产茶区，当时宋王朝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禁止百姓私藏、私运和贩卖。王安石于是上书朝廷，反对专卖制度，认为茶叶是米盐一样的民用之物，不可一日以无，而官家贩卖的质量“粗恶不可食”，老百姓日常所用都来自私贩，根本无法禁止，不如改为商人贩卖、官府抽税的办法。

当时朝中高官富弼、韩琦等人也都提出改革的要求，最终他们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江南东路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取消了茶叶专卖制度。

17年的地方官生涯，让王安石认识到宋王朝太平之下的种种弊端和隐藏的危机，积累起行政经验的同时，他对此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思考。而他三番五次地拒绝、放弃有利于个人仕进的官职和通道，甘于在地方上做实事的独特做派，也让他在朝中声名鹊起。

嘉祐三年，他又一次回京述职。这一次，他终于被说服留在京城任职，先在三司任职，随后迅速连升两级。这一年，他给宋仁宗上了后来被史家称为“万言书”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从嘉祐八年到治平四年（1067），大宋王朝历经一段皇位频繁更替、政治动荡的时期——四年中，仁宗、英宗相继驾崩，朝堂上还爆发了因“濮仪”而引发的党争。

英宗的长子、年仅19岁的神宗登基，成为北宋历史上第六位皇帝，也是太祖之后最有抱负、最发奋图强的一位皇帝。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千年遗产：王安石和“熙宁新政”）

曾巩与王安石

刘永加

曾巩为人正直宽厚，对朋友更是襟怀坦荡，由此结下了不少好朋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有姻亲关系，来往密切，曾巩父亲曾易占曾和王安石父亲王益一起研习学问。但曾巩和王安石在童年、少年时期并无接触。直至景祐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两人彼此欣赏，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7岁，王安石15岁。

庆历二年（1042），曾巩和弟弟曾晔到省城参加考试，结果双双名落孙山。曾巩毫不气馁，和大弟二度参考，再次失之交臂。有好事者就编顺口溜嘲笑他们：“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二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有人还把矛头对准曾巩，说他不孝、不悌。曾巩在南归途中听到这些谣言，心情复杂，也很气愤。他想起好友王安石，就给他写了《之南丰道上寄介甫》一诗，其中写道：“吾心本皎皎，彼诟徒㘖㘖。方投定鉴照，即使征马班。相期木兰楫，荡漾穷川湾。”曾巩坚信自己光明正大，并非传言所云。

王安石的另一个朋友段缝听信了这些传言，说曾巩的品行极坏，人人都对他感到畏惧。段缝还写信责怪王安石袒护曾巩，王安石回写《答段缝书》为曾巩辩诬。他说：“天下愚昧者多，贤明者少，愚昧者当然嫉妒贤明者，贤明者又保持自己的操守，不和愚昧者同流合污，愚昧者就更加仇视他们了。带着妒忌怨恨的心，那就没什么不可加以毁谤，听说君子有过失而后广为传播，因而贤明者多遭毁谤，居于社会底层的贤明者更是如此……你没有了解过曾巩，那些话不过是道听途说，用猜忌怨恨的言辞来凭空推断一位贤明者，是不对的。”

王安石还说，曾巩的文学和议论水平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无人能敌，夸赞曾巩内心勇敢，合乎道德。因为曾巩小时候一直在贫穷中生活，但他依然悉心照料手足，家里的事即使再小也亲自去做。就如曾巩之父曾易占所说：“我这家族衰败，能指望的只有这一个儿子。”王安石特地写信安慰曾巩：“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闲。直意慕圣人，不问闵与颜。”对曾巩的才学、人品很是敬佩，甚至说他堪比著名孝子闵子骞。（《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好友的理解和信任，让曾巩感到莫大安慰。在王安石的鼓励下，曾巩坚定信念，继续学习，奋发上进。

当王安石遭到诽谤时，曾巩也予以回击。王安石很早就在官场颇有声望，但他除了基层岗位，以及知制诰、参知政事没有辞让外，对于其他岗位的任命一律推辞。这让他的仕途之路毁誉参半，很多不理解的人认为他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甚至引来攻击和质疑。曾经有个叫袁陟的人就因此写信给曾巩，说王安石矫情，建议曾巩不要学他。曾巩可以说是和王安石一起成长的，是极少数真正理解他的朋友，于是曾巩写了《答袁陟书》，义正词严地为王安石辩护。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文坛领袖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此时的他在科场上尚未取得功名。次年，王安石登进士第。庆历四年（1044），曾巩还在州学读书，他知道王安石是个人才，便作《寄欧阳舍人书》，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1046），曾巩再作《再与欧阳舍人书》，二度推荐王安石，他写道：“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曾巩与欧阳修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互为肱骨。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就啧啧称奇，称他为“百鸟之一鹗”，后来更写诗盛赞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於得生为喜”。曾巩两次落第，欧阳修仍对他充满信心，为他打抱不平，写下《送曾巩秀才序》，“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曾巩也称赞恩师：“独大贤知遇之最深，欲成其区区乎。”

（节选自《同舟共进》：一代“醇儒”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