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幻灭与永生
作者: 徐晨熙公元前99年,大汉朝堂上。
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来,整个殿堂沉浸在一种冰冷的沉默当中,而这沉默本身,便是对李陵案无声的宣判。这早已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群臣们都明白这一点,昔日吹捧李陵的口舌此时已为他网织好了罪名。
只有一人,只有一人还保持着他往常的自傲。深知昔日好友的忠义,司马迁自然清楚李陵并不是这等小人,但他也并非不懂这沉默的含义。他此刻是否也曾犹豫?是否也曾退缩?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他迈出了这一步,他慷慨陈词,旁征博引,自信能驱散武帝心头的阴霾。然而,朝廷上自始至终回荡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便只剩下沉默——他被扔进了大牢。
倘若理想主义者依旧在现实面前不肯低下他的头颅,那么等待他的必将是希望的幻灭,而这,无疑是精神上的死亡。
“通古今之变”的人生理想,高悬在遥远的天边,是那样的渺小,甚至说,是难以觉察的。在它的周围,还围绕着堆叠如山的险阻危难和恶风黑影。对于司马迁,他只需走向死亡就可以为他的理想而献身,而活下去也就意味着要一直在永夜中如苦行僧般跋涉,才有可能一睹理想的最终光芒。然而,正是这一点光芒,支撑他带着屈辱活了下去。
这信仰成了他的立身之本。在密不透风的蚕房里,在耻辱的中书令上,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包围下,司马迁消耗着自己仅存的生命,他的耳边只剩下竹简上的沙沙声,他的眼中,只剩下了易水送别、乌江自尽、汨罗沉江……尼采说:“一切文学中,余爱以血书者。”《史记》,便是司马迁的全部生命,或者说,是他的唯一存在形式。他为历史人物招魂,亦使自己永生。写下最后一笔,司马迁望向他书桌中那一抹金属的银光,这本就是他的归宿,但如今,他可以大笑着离开这个无趣的世界。
为什么汉代史官不敢记载下司马迁的结局?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对于这迂腐书生所持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恐惧。从统治者到各层官吏,都无法也不能理解司马迁究竟为什么而活,又究竟为什么而死。但同时他们又隐隐意识到,这位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对他们的嘲弄,是自精神高地上向他们传来的不屑一顾。
最终,一介布衣终是战胜了高高在上的朝廷。
理想主义者大多是固执的。他们通常一意孤行,为心中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目标奉献自己的所有。悲剧往往是他们的代名词,因为我们已经见证过太多理想的幻灭了。在此之后,大部分人选择无奈地接受事实,为社会总体价值观所奴役。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小心翼翼地捡起散落一地的碎片,带着满身伤痕,试图证明自己所坚持的是对的。这些“傻子”们,甘愿离群索居,于黑暗中探寻数载,也要固执地想象属于自己的一片光明。这是属于理想主义的浪漫。
想着这些,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街边。夜色如洗,层层密云遮住了星光。但我仍痴迷地盯着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这块夜幕背后,是清辉夜凝,是星河夜转千帆舞。我坚信它们存在于那儿,而这,便已带给我至高无上的满足。至于是否看得见?我不在乎。
或许,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幸福的吧。至少,他所信奉的,便是他的生活。虽极大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那心头的一点烛光,却始终长明,足以胜过一切黑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是永生的。
无意间我竟喃喃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匆匆环顾四周,却发觉,往来的人流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自白。或者说,他们听到了,却选择了无视。
庆幸吗?有的,但更多还是惘然。
(指导教师:张月/编辑:于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