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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孟子劝说齐宣王“发政施仁”，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他对理想社会实现途径的设想，在今天看来有什么可资借鉴之处？又有哪些不足？

请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阐述你的观点。

陈奕恺的思路非常清晰，从对“孟子理想社会的实践途径”的界定入手，分别抓住“爱民之心推行仁政”与“向外推恩的社会基础”两点，论述了孟子这一思想在当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取其精华结合时代发展“以人民为本、让人民作主、由人民决议”的观点。其次，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也充分调动学习经历，不仅将我们在“思辨性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中学习到的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虚拟论证等方式灵活运用，以此来增强说理的有效性；还将我们从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中学到的经验迁移运用，将乡土社会与国家主体之间进行区分，使得对孟子这一思想的批判更有力。

理想社会的实现途径

□上海市曹杨二中  陈奕恺

在春秋时代，思想家们不断提出各种治国方略，来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儒家学派的孟子就是其中之一。

孟子倡导“仁政”，即通过善待百姓使之顺从，同时获得天下人民的信赖支持。他指出，只要统治者有不忍之心，就一定能力行不忍之政。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制定百姓的产业，如农桑养畜之类；减轻他们的负担，如调整劳役时间，使其有充足的时间投入生产。他还提出用文教提升百姓的道德水平，甚至以此抚蛮夷。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君王为中心向外推恩的大家长制。

在孟子理想政治的设想中，认为只有通过“推恩”的途径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也即“推恩保四海”，这之中体现的对于百姓的重视，直到现在也依然适用。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爱护百姓，推行王道，人民团结，实力强大，自然不会面临其他国家的侵略。但也有人说：“仁政真的能增长国家实力吗？如果顺百姓之性施行仁政不会降低国家的税收与军力，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削弱吗？”保民并非纵民，推恩亦非全然抛弃国家制度，而是以“君王”自身为中心，在不违背民众天性的基础上向外推行“敬老、爱幼、孝悌”等等美好的品性，以道德维系社会和谐。眼光放至近代，中国共产党就是仁政的典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了从落后农业国到先进工业国的转变，靠的便是人民的支持与自身过硬的领导能力。

但是，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等没有利益冲突、大家安分守己的情况只有在熟人社会才可能实现。据《乡土中国》所说，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礼制社会，是依传统与教化而组成的无声的准则。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仁政，到了百姓手中就很难适应顺从。如果主体仍是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国家的权力就仍在官员之中。仁政最终实现的效果，还会被层层的官僚地主弱化，而百姓仍是被动的一方，不能主宰自己的生产。

那么为了彻底实现以民为本、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我们就必须让人民作主，就必须让身处社会、组成社会的人民共同决策商议可落实到现实层面的行政措施，而不是寄托于民众的精神素养，抑或是君王一人的道德品行。我们的人民也应勇于建言、敢于斗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本仁政与理想社会。

王天奕的文章，最精彩的是借助孙中山先生的话，一语道破孟子有关理想社会实现途径的设想合理与否——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是文化传承下的民族国家，所以我们既从人民的角度推崇孟子思想中“仁政”的部分，又需要从制度保障的角度摒弃其中无法操作落实的部分，将全文的讨论推到了更深的层次，更好地展现了这一观点的现代价值。除此之外，作者的论证思路也值得借鉴，在不断挖掘观点成立的潜在前提的过程中，推进对观点的辨析：如在顺应孟子的设想中发现“政治环境稳定”这一潜在前提，在明确限定后再列举李世民、赵匡胤的例子支撑论点，使得论述更为严谨；并进一步挖掘，发现论述背后隐藏的“封建制度”这一潜在前提，以此为契机看到了文化团体与国家政体间的不同，将所有不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统合。“于无色处见繁华”，从浅层推进到深层，从表面挖掘到隐藏含义，给予我们一些议论文写作的新启示。

从成王到得治

□上海市曹杨二中  王天奕

两千年前，齐宣王问政，孟子向他阐发了自己对理想社会实现途径的设想。他说一国之君“推恩足以保四海”，主张其“发政施仁”，即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他强调君主对百姓应有符合仁义的关爱，望以此使百姓愿意主动臣服于君主，进一步推广至“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这样万国来朝的局面，一个人人向往的盛世气象。

孟子这样主张和平的美好设想，却缺乏其现实根基，在当时终是没能获得诸侯的采纳。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一国若不将精力投入强兵富国之道，便时刻有可能面临灭亡之灾。但孟子思想的闪光点就在于其善于用百姓的视角看待问题，在那个烽火遍地的时代，愿意推恩的君主在百姓眼中一定是好君主。孟子的思想足以为当权者的统治提供好的形式，得以使之从道德上感化民众，实现集权。因而一旦有了较为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孟子的设想便可大放异彩。回溯我国历代的盛世政治，都具备仁政“保民而王”的特性。唐太宗李世民推崇仁政，增加平民的土地，减少赋税压力，建立水利工程，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宋太祖赵匡胤关注民生，废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苛捐杂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但在我们进一步的品读中，孟子“发政施仁”“推恩足以保四海”的论述，暴露出其作为统治者集权手段的本质思想，体现出历史局限性。且“施仁”“推恩”无不依赖于统治者本身的修养，缺乏对不同道德水平的君主的约束，即使是“制民之产”这样较为具体的举措，不同统治者也会有不同的实施方式，也是无法确保效果的。可见，这思想实质上是缠绕在封建统治躯壳外鲜亮却缥缈的外衣——它提倡的“保民”赋予了和谐理想的封建社会实现的可能，但实现的过程中却对政治环境、君王道德、民众认知都提出了极其严苛的要求。

那么对于当今已非封建制度，崇尚自由民主、和平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孟子对于理想社会实现途径的设想还有借鉴之处吗？孙中山先生曾说：“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王道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顺应了人民的期盼，以王道治国，必可凝聚民心。

孟子之道，由此跨越了社会性质的改变，成为我们民族底色的一部分，流传至今。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将道德的理想与制度的保障合二为一，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执政者为人民服务”的理想社会。对内推进共同富裕，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推恩足以保四海”的现代诠释。

对于孟子的思考，我们需要辩证吸收，赋予其时代的内涵，才能真正激活它的生命力。孟子之思，继往开来，岁岁绵长。

（编辑：于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