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对真相修修补补？

例文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其绘者是南唐宫廷画师顾闳中。他奉后主李煜之命于夜晚潜入朝廷重臣韩熙载的家中，绘制下他所看到的一切。一方卷轴展开，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大臣溺于声色犬马，醉心歌舞而无暇顾及朝政，俨然一副不思进取的昏庸形象，为人所不齿。画面描述了画家眼前的客观场景。然而这便是全部真相吗？

面对多疑的南唐后主，纸醉金迷的生活成为了韩熙载的保护罩。他以近于“自污”的行为打消李煜的怀疑，同时也将明知南唐悲剧结局的钝痛隔绝在外。辅以当年史料，我们再看那幅名画，韩熙载眼中似乎盛满了淡漠与倦怠，似乎试图让痛感在夜色中消弭。

纪实文学、画作与相片，都自诩为反映客观真实的载体，却在实践中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局限性。问题在于它们的创造者，即人类，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因而，与其说它们是不完全的客观，不如称之为主观思想在客观世界的投影。哪里有人的存在，哪里就有信息的个性化理解与加工，绝对的客观也就无从谈起。

认识到客观的相对性，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无所寻觅的真相呢？答案是，不依赖你的眼睛。曾经我们崇尚眼见为实，因为眼睛是我们与客观世界相连的窗口。而今，纷繁的信息让我们成为了《失明症漫记》中“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文字诱导、裹挟大众的能力通过大数据遍及每个角落，人们对真相修修补补，改造成他们希望你看到的样子。你又将“真相”加工，传递给另一个“真相”的传递者，投喂式地沿着人类的交流链延伸，所谓真相也早就支离破碎。

于是我们呼唤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或许，多元地看待事物，生发自己的理解，不偏听偏信别人喂来的食糜，从中搜刮可怜的原貌残渣，我们才能于满地碎片里还原修补前的真相，直面多彩世界的立体与本真。

回到那幅奢靡的夜宴图景，我们当然不能质疑顾闳中创作时对事实的忠实记述。只是比起流转的华丽光影，我们有时更愿意一览背后的些许阴暗、荒诞的真实。在对真相的寻觅里，至少我们更接近了一尺。

何妨见笑于大方之家

□一考生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沾沾自喜的河伯直到看见了辽阔无垠的北海，才感叹自己的狂妄与浅薄。“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在震撼中拾回谦逊，北海之行正是河伯突破认知局限之旅。

河伯的谦逊是深刻的，他并非出于礼节的表演，他是觉宇宙之无穷之后，由内而生的虔诚与敬畏。有了这种对真知的正心诚意，方能迈出突破认知局限的第一步。古今那些真理的追寻者，多少都有这种谦恭的姿态，因而他们能参透造物微旨，为人类燃起知识的烛火。反观另一类人，他们“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以为“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浑然不知倨傲已令真理的大门对自己紧闭，又何谈突破认知局限呢？

于是苏轼向后者发问：“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子实地探求，发现了石钟山“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的玄秘，不仅印证了郦道元“水石相搏”一说，也折服了后世诸多读者，更告诫那些“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的士大夫，唯有实践方能目见耳闻，目见耳闻方能探得真知。

面对苏子之诘问，士大夫之族大抵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然而李渤或许是不服的：我也曾访其遗踪，也曾询诸水滨，凭什么“南声函胡，北音清越”便算不得是“目见耳闻”呢？苏子只评了个“陋”字，陋者浅陋也，即不能深究，因而看山是山，只会被表象所迷惑。要突破认知局限，对目见耳闻就不得不深究。达尔文考查暴风中的荒岛而悟出“物竞天择”，季札出使晋国便预言“政将在三家”，他们都能对眼前的事实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演，故能发常人所不能发。而李渤但凡深究一下他的观点，便会发现“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如此岂不天下大半的山都能命名为石钟山？

李渤的“聊刊前谬，留遗将来”已被后世耻笑，然明人考之，发现石钟山“全山皆空，如钟覆地”，得出“故得钟名”的结论时，会不会也在嘲笑苏子恃才傲物、武断作结呢？苏子自然无法再回应明人的质疑，只依稀听得他一声太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人大多解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不然。纵使我们跳出庐山到万米高空，庐山一脉西起九江，身下所见之庐山仍非庐山全貌；纵使真能一眼望尽庐山，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下一刻之庐山又非此刻之庐山也。然则物有时空之复杂变化，人有视角立场之局限，穷尽一生以求全貌，不亦难乎？故河伯叹曰：“今吾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

也正因如此，世间的理论总在发展演替，人们的认知亦在螺旋上升，勇敢地展示自己的观点，只要是谦恭地实践总结并深究推敲过了，纵见笑于大方之家，又有何妨呢？见笑于大方之家，不正能突破个人的认知局限，以完善我的为学求知么？苏子听了明人更为全面的观点，也定会抚掌而笑。反倒是那些一生都不曾贻笑大方、始终囿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的人，才真正可悲吧。

（编辑：于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