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藏书之星火，候文明之燎原

文明之历史漫长浩荡，如同一个漫漫长夜。多少次狂风暴雨般的浩劫，多少次人性良知的泯灭，文明的火种几近熄灭，却又总能涅槃重生。这恢宏的传承跨越千百年，靠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一种媒介——书。

“没有书籍，历史就失去了前后贯通的缆索，人群就失去了远近会聚的理由。”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如是说。书籍如此重要，可欲传之于世又何其难也！从封建王朝旨在禁锢思想的焚书、毁书，战火连绵间的淹书、烧书，到悄无声息的蛀书、霉书。在生存的挑战面前，“藉裂以为枕，爇火以为炊”也成为常态。无论是在太平治世还是兵荒马乱年间，书的悲鸣从未断绝，萦于耳畔，久未消散。

而藏书便是人们主动去传承书籍的一种形式。

皇家藏书，规模浩大，种类齐全。但这些集全国之力汇成的藏书楼也难逃火灾的风险。宋朝的崇文院也好，明朝的文渊阁也罢，无不是付之一炬。纵藏书能善存，书阁也从不对外开放，更莫提惠泽爱书人了。唯一的用途，恐怕也只剩下编纂辞书。可一经改朝换代，这些“旧朝遗物”无疑又会遭到灭顶之灾。不管是《永乐大典》，还是《四库全书》，终究免不了流散四方。传书之努力，在时间的洪流面前，不堪一击。

藏书，无关乎生死，亦无关乎温饱，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实在是一种奢侈。但这竟不是皇室的特权——民间藏书，以一种近乎悲剧的形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的形式。何以言“悲”？首先，相比于朝廷，这些私人藏书家想要搜寻到一定量级的藏书简直难如登天。其次，这些费尽千辛万苦方寻得的书籍，不但有火水虫蚀的重重考验，更有小偷大盗的虎视眈眈。得之亦难矣，守之复更难。三千里的搜寻，五万里的汇聚，却会轻易毁于一旦。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便是文明在苦难面前所保持的风骨。

在宁波月湖之西，天一阁岿然矗立。这座屹立了近四百年的藏书阁，无疑留下了中国藏书文化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因仕途不顺，辗转全国。在他风尘仆仆的旅途中，全国各地的书籍被精挑细选，汇入阁内，天一阁由此而生。范钦将守护这座书阁作为他的使命，这使命流淌在他的血脉中，代代相传。

出于保存书籍的考虑，范氏家族规定“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书阁不是书阁，书阁是责任，书阁是信仰。楼上有什么？有什么样的书？可不可以进去看看呢？这个世代生活在藏书楼下的家族，大概永远不得其解。故事中说，有这样一位钱小姐，实在太想看看那些书了，便嫁到范家。她愿做伴于书中的芸草，因而改名“绣芸”。可终究她只能在阁下守候中遗憾而终。天一阁，成了范氏家族永久的荣耀，也像一个无尽缠绕的诅咒。这是“光荣门庭的荣幸”，也注定是一场“绵延久远的苦役”。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如是说。他名满天下，享誉全国，因此成为自创阁以来第一位外来访客。此后二百余年，也仅有寥寥十余位大学者获准登楼。这个令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天下第一阁，令钱绣芸小姐一生投去哀怨目光的书阁，令黄宗羲心怀崇敬拜读的书阁，却在1914年被一个叫薛继伟的窃贼潜入，大肆盗窃，这些书很快便流入上海的书摊中，再不见踪迹。从太平军到侵华日军，百年战乱，世纪浩劫，原有的七万余册藏书只剩下一万三千余册。一棵几百年长成的老树，砍倒只需要几分钟。

但天一阁的意义不会因为藏书的流失而丧失。范钦对古籍珍本如痴如醉地搜寻，是对文化的热爱；范氏家族四百年的坚守，是对文化的传承；历代文人对登楼的向往，是对文化的敬重；后人对它的捐款和修缮，是对文化的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不再为生计而发愁，更不会因战火而流离，藏书这件生存之外的事，也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博尔赫斯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一个理想的家也应该是一个藏书之家。藏书总是营造出一种沉静的氛围。有时去到他人家中，看到书架上的藏书品味相投，也许友情就由此而生。但藏书实在不是什么附庸风雅的手段，也不是品位高雅的证明。不必把书籍异化为一种装饰品。若真如此，还不如买点只有外皮的纸壳书，便能满足你。也是奇怪，为何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精神生活的追求却没有跟上？

时代日新月异，似乎按下了快进键，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成了一种奢侈。在电子垃圾和信息碎片的裹挟下，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静心读书的能力。当“看完”一本书只需看个十几分钟的书评，精研细读也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可我主张要去读书，还要完整地去读，尊敬地去读，而绝不能亵渎。若有读书之心，藏书与否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有人为了生存而焚书取暖，有人为了利益而窃书卖钱，有人为了偷懒而弃书只取零碎。这长夜漫无边际，唯有一点名为“文明”的星火闪耀于其间。文明的火种啊，它微而不衰，却足以烛照天地。这火光也许只有星星点点，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指导教师：李慧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