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离英雄有多远

王旭东，浙江省杭州市钱学森学校高级教师，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中小学作文研究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学科带头人、市教坛新秀、市首届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海面上的一座冰山》《英雄挽歌》等影评文章先后获全国、省、市级一、二、三等奖十余次。其中《凡人离英雄有多远》一文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单位主办的“热爱祖国”全国影评征文比赛一等奖。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为我们提供了“英雄主义时代已隐退”这样一个现实背景。这里安排的几个人物解说了这种“隐退”：挟私报复的站长、肇事后逃之夭夭的汽车司机、忘恩负义的梁家兄妹、讲条件才肯助人的过路人。在这些人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一部分人迷失的价值观，一种功利主义色彩的价值取向。这些人也是凡人的一部分，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躲避崇高”的社会思潮在一代人身上的凝结。在他们眼中，人不必都是英雄，人不是神，人是作为有欲望（感情）、有思想（理性）的“凡人”而存在。然而，在这个由“神”退还为“人”的过程中，却把它推向了极端，从功利到利己到一种令人厌恶的自私。

作为对这种极端的反拨，影片安排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乔安山。在影片中，乔安山以英雄身边的凡人形象出现。在这种安排下塑造出来的“凡人英雄”形象，容易形成观众接受心理上的认同感、回归感。与其他“凡人英雄”不同的是，乔安山又是一个“负罪者”，他的行为一直在忏悔中延续，在英雄的背景下生活了许多年。处于这么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真实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包含的人格力量，无疑会给观众带来艺术真实感、道德认同感的强烈冲击，从而引起反思。这是影片引起人们强烈关注的根本原因，也是同类影片的一次突破。

作为一个凡人，他的行为总是包含了功利目的，将这种功利主义弥漫到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会走向平凡的背面，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讲的“道德滑坡”的一个原因。他们将自己的功利目的放在首位，却抛开了与此相连的社会义务。在这种社会道德状态下，乔安山充满义务感的行为对此做了一次精神上的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安山的行为已经接近了英雄。影片用大量的镜头体现了这种接近：抵制不正之风、驾车救助孕妇、见义勇为救老人都是留守在这个社会道德最关键领域的一种凡人英雄的行为。芦苇烟荡中出现的一大批志愿者更体现了乔安山行为的现实价值。这些可升华的、充满神圣感的英雄理念，在导演“凡人英雄”的人物塑造定位中得到了朴实的再现。

在乔安山这个现实个体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沉淀在凡人心中对精神理想的渴望。正是这种精神理想，推动着乔安山“凡人英雄”的行为实践。影片中的“小人式”凡人（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同类人）心中也许存在着类似的精神理想渴望。然而，他们在物欲的诱惑下，丧失了对精神感性的追求，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的精神理想只能深藏于心（或者根本没有），一旦在行动中加以实践，他们所仅存的一点精神理想就会丧失。影片中的站长、司机、梁家兄妹的行为正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们对这些人的道德判定还能轻而易举地得出的话，那么，对“给钱才助人”的行为又该做出怎样的判定呢？尽管市场经济形成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但是现实生活需要有一个主导价值观以及在此引导下的主导道德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判定才能够得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充满了思辨色彩和现实锋芒。在道德观陷入复杂纷乱的今天，塑造出这么一个“凡人英雄”的形象弥足珍贵。同时，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一个资本积累过程中道德大受冲击的时代，尚且存在一大批“凡人英雄”，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凡人和英雄之间是否能达成一种完满的统一？

分析至此，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在充满了凡人英雄的年代里，我也要做一个凡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