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鲜血浸泡的伊拉克人

生活的彻底失控是从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开始的。2008年， 伊拉克人哈默德对他的中国东北妻子徐凡（化名）说：“你去看一部电影吧，《巴比伦之子》。”

那时两人在迪拜，生性乐观、说话爽朗的徐凡跟哈默德开玩笑，说他是“胆小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高高大大的伊拉克男人明明很想念自己出生、成长的巴比伦省，也敢周游世界，在英国、荷兰、阿联酋到处求学工作，却唯独不敢回自己的故乡。于是哈默德让她去看这部电影。看着看着，徐凡发现，丈夫几乎全程在流泪。

电影讲的是伊拉克战争下的普通人：灰黄的天，向天边无限延伸的黄沙，最鲜亮的色彩可能是堆叠的尸体下的污血。男人无望地吟唱着：“库尔德斯坦啊，你是我的家乡，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得上它！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残害伊拉克人，万千阿拉伯人受苦难，还有更多更多的可怜人……”

主人公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神不容置疑，一切都是人祸。”

“死亡包围着整个伊拉克”

居住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商人迪亚尔·萨迪克·哈比卜今年41岁，布满下颌的络腮胡已泛出明显的花白色。20年过去了，在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年时，他好似在说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一切历历在目。

2003年3月20日5时35分，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下达的最后通牒期限到期1小时35分钟后，美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在巴格达上方爆炸，伊拉克战争正式开始。成排的美军战斗机升空，它们的目标是轰炸巴格达和其他重点地区。“美军战斗机疯狂地朝我的家乡发射炮弹，伊拉克的房屋不是很高，轰鸣的战斗机直接降到仅有两层楼的住宅上方，仿佛就贴着我们房屋的正上方盘旋，我们害怕极了。”

面对美军的战火，平民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在美军传出“伊拉克即将使用化学武器”的经典谣言后，巴格达民众开启了一场大逃亡。哈比卜一家也认为应该尽快离开巴格达，“但逃去哪呢？巴格达附近都是无人居住的农业区，我们一家老小能活下来吗？”犹豫之际，要逃已经来不及了，又一波密集的轰炸来了。他和5名家人只能躲进浴室里，把门死死地关着，除了向真主祈祷，再做不了任何事。

数辆坦克轧过路面，外面的世界很快被滚滚黑烟吞没，哈比卜时常分不清眼下是白天还是黑夜。当炮弹的轰隆声响起，他们就赶紧远离窗户。十多天的时间里，除了炮火声，他们再也无法辨认任何其他的声音。

“美国人还对平民使用了杀伤性武器。”哈比卜回忆，他的邻居在自家屋顶上发现了一个像药丸一样的小物件。当邻居不小心用脚碰到时，“药丸”突然爆炸，邻居的一条腿当即被炸飞。“我赶紧飞奔过去把他抱起来，一路跑到医院。我的衣服上沾满了血，他因为失血过多而痛苦地尖叫着，晕了过去。”20年过去了，那个尖叫声还清晰地刻在哈比卜的脑海里：“那是一种接近死亡的声音，不仅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死亡，死亡包围着整个伊拉克。”

对儿童来说，“死亡”原本应该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词，却在那一年变得很具象。尽管当时只有5岁，但穆罕默德·克马尼依稀记得战争爆发的那个夜晚。“我和父母相拥着躲在家里的地窖，是一个堆满干粮、豆子和油的狭小空间，沉闷而且窒息。坦克开炮、火药爆炸的‘砰砰’声，还有急促紧密的枪声，整夜响起。”克马尼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5岁的他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有一颗炮弹径直落在他家的花园里，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

躲了整整10天，直到炮火声远去，克马尼和家人才敢离开那个又冷又黑的地窖。他试着走出家门，闻到一股浓烈的硝烟味，还有像烤焦的肉的气味，抬眼望去，马路上凌乱地躺着很多尸体的残块，有些甚至被烧毁了，只剩一团焦黑。“我很害怕，觉得整个伊拉克都被摧毁了。”

由于军事实力过于悬殊，从入侵到占领，美军没花多长时间。2003年4月15日美军宣布“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全境”，美军死亡人数仅262人。但是战火远远没有结束。伊拉克放射性污染专家苏瓦德·纳吉·阿扎维曾指出，为了维持对伊拉克的占领，2003年至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多地使用了18.1万枚贫铀弹，2004年在费卢杰尤为频繁，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造成灾难性破坏。这些弹药含有有毒的铅和汞，导致那些年伊拉克新生儿畸形增多。

澳大利亚反核运动推动者海伦·寇蒂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美军发动过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费卢杰，医生们见到了大量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大约25%的新生儿严重畸形，从出生时有两个头的女孩到下肢瘫痪的婴孩。患癌症人数也远远超过两次费卢杰战役之前记录的数量。

克马尼就见过两个因患病而畸形的伊拉克幼儿。“他们的头就像被挤压过一样怪异，这让我心里特别难过。为什么要让他们为侵略者的行为承担后果？”

哈比卜最担忧的也是战时儿童的健康问题，包括身体与心理方面。“不仅仅是疾病和癌症，精神摧残也在伊拉克儿童中蔓延。他们在战前出生，战争开始时只有几岁大，很多人被恐惧笼罩着童年，因为飞机的轰鸣声而患上精神疾病，当听到相似的声音时就会惊慌失措，浑身无法动弹。”

2011年，美国宣布在12月31日前撤回全部驻伊美军。对美国来说，战争结束了。但对伊拉克来说，它带来的伤害与威胁仍在不断显现。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大约每25名伊拉克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

一切都变了

2007年，在荷兰街头，哈默德看到一本摄影集。集子不算厚，约1厘米，20美元，是美国记者拍摄的伊拉克战争现场，他没有犹豫就买了下来。每翻一页，他都感到心碎：在伊拉克平坦的土地上，一排排新坟包快速隆起，坟包边上，草草地插着一个纸牌，算作墓碑；人的身体被炸成各自独立的部位，拥挤在铺着冰块的巴格达停尸房里，像菜市场上失去了生命的冻鱼……

那几年正是伊拉克国内安全形势严峻的时候，原因是教派冲突。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在萨达姆时代的强权压制下一直保持着微妙平衡。美军入侵后，只顾着推翻萨达姆政权，却不管背后的隐忧。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美军的战火将伊拉克变成了一个沸腾的高压锅，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变成一锅恐怖主义乱炖。克马尼告诉记者，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极端主义在2006年到2007年迅速增长，教派流血冲突此起彼伏，这都是“美国入侵的后果”。

身处异乡的哈默德那时也在纠结要不要回国。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虽然辗转多个国家生活，但他一直保留着这本影集。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表情严肃，眉头微皱，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一句话：“因为我是伊拉克人。”

在教派冲突中活下来的伊拉克人依然没有等来和平与安宁。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仓促撤军。而美国人按照自己的“民主”美梦强行打造的伊拉克新政治格局，对国内安全局势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此机会在伊拉克崛起。

就是在这个时候，哈默德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努力克服心理创伤，于2012年带着徐凡回到伊拉克开诊所。对徐凡来说，从《巴比伦之子》那部电影开始，她真正理解了她的伊拉克丈夫，也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灾难和悲剧。他们从此见证了那些不止不休的流血与冲突。

哈默德夫妇给记者展示了旧手机里一直珍藏的视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穿着不一，武器各异，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过诊所门口，旁边是老年人在奏乐，送别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那是2014年，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占领，渴望夺回家园的人们自发结成民兵组织，从南部城市纳杰夫出发，一路经过巴比伦、巴格达等省份，沿途不断有普通人加入队伍。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把生命留在了战场上。

“听返乡的年轻人说，从纳杰夫出发的至少有5000人，但从战场上回来的不到1000人。”哈默德夫妇伤感地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这些苦难——诊所周围，枪声可能在任何时间响起，“参军的家庭大部分都死过人”；走进诊所的人，有一张张麻木的脸，其中又以女性居多，因为男人已经战死或者逃难。同为女性，徐凡轻声询问她们：“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往往没聊几句，她们就开始情绪失控，哭诉战争是如何摧毁了自己，偏头痛是如何纠缠着自己，像魔鬼一样。

哈默德夫妇在巴比伦生活几年后，又搬到了伊拉克南部。那是一个什叶派心目中的信仰之地，相比其他地方，所遭受的苦难要少一些。有时候，哈默德会觉得那里和他1996年离开伊拉克时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变”。可在面对前来就诊的人们时，他们知道，一切都变了。

纳杰夫的一位女性告诉徐凡，丈夫和儿子都加入了赴摩苏尔的民兵组织，几天后传来消息，两人在同一天阵亡。她接受不了，一个月掉了20多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子长了，头一直抽痛。还有一名巴格达的女性说，只要丈夫和儿子出门，她就陷入无止境的恐惧和剧烈的头疼，哪怕战争已经结束。“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战乱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了，没有一点征兆和铺垫，所以她们才害怕，害怕人出去了就回不来。”徐凡说。

哈默德还接诊过一个8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坐着轮椅，腿部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会走路。数次询问小女孩的亲人后，哈默德慢慢了解到，她原来会走路，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睡觉，突然某个不知名的武装分子闯进家里，当着她的面，开枪打死了她的父母。从此以后，小女孩就不会走路了，只“愿意”在地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