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什么纸上写作

过去的小说，正文前面常常会附上作家手稿的照片，仿佛是商品的防伪码，暗示着“开箱之后请放心食用”。我曾痴痴地盯着那些或潦草或工整的笔迹出神，想象着写出它们的人如何在格子稿纸上填满字句。格子稿纸很符合东亚国家方块字的书写习惯，而使用字母文字的奥尔罕·帕慕克也喜欢用网状方格纸，那是他从托马斯·曼和让-保罗·萨特那里学来的。因此，写作被戏称为“爬格子”的说法，中西方都适用。

写字多了，作家对稿纸自然挑剔，纸张写起来是否顺滑、会不会洇墨、能不能驾驭各种笔，都是他们思虑的要事。V.S.奈保尔则有独特的习惯，他从不买稿纸，而是“借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稿纸，因为这种纸写起来没有沙沙声。有的作家甚至自己印稿纸。老舍印的纸“张大格大，一张可写九百多字”，相比常规500字的小格稿纸，写起来应该爽利不少。但是，不要看到“唐诺专用稿纸”这样的印记就认为是名家所用，王鼎钧讲过，有的新人还未投稿，就先印好了自己的专用稿纸，以期在编辑那里营造出“文坛老将”的第一印象。

有的作家对稿纸的颜色有执念。卡波特始终只在黄色的草稿纸上起稿，巴巴拉·塔奇曼也习惯于先在黄色的拍纸簿上手写原稿，然后再照手稿打字。1858年，大仲马在东欧游历几个月后，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逗留期间，跑遍全城的文具店，也没有找到能让他写小说的蓝色大页纸，最后被迫使用了一种奶油色的纸。为此他很抓狂，觉得写出来的小说变了味。大仲马用蓝色的纸写小说，用黄色的纸写诗，写其他文章则用粉红色的纸。这种“彩虹写作法”被杰奎琳·苏珊用在了改稿上，她的每部作品都要重写四五次，第一稿用黄色的稿纸，第二稿用绿色的，然后用粉色的，再用蓝色的，最终稿才用白纸。

我见过许多堪称行为艺术的写作方式，比如，张晓刚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截图上写日记，王小波在五线谱上给李银河写情书。凯鲁亚克写《在路上》也像一场伟大的行为艺术。他通过3周的“打字马拉松”，在120英尺（约为36.58米）长的电传卷轴纸上写完整本书，“纸卷直接塞进打印机，根本不分段，打完字的纸卷落在地上，看着就像一条路”。

当然，也有对在什么纸上面写作不那么讲究的作家。加缪用9本学生用的练习簿，以近似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杂七杂八的见闻和对世界的思考。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正在担任智利驻法国大使的聂鲁达。那天晚上，他和马尔克斯等一帮朋友正在吃饭，他突然想起48小时后就要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可演说词还没着落。于是，他随手把菜单翻过来，用他一贯喜爱的绿色墨水，在热闹的餐馆里写下了那篇优美而充满诗意的演说词。

（大浪淘沙摘自《新民晚报》2024年8月25日，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