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作为一个副刊编辑，我发现很多来稿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写得很抽象、很不具体。

抽象写作更需要功力，写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种金句，需要“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的本事，非大师不能有。抽象是需要看尽千帆、心有所悟、灵光乍现，再以极其高超的语言艺术锻造出来的，一般写作者做不到，一抽象就变得面目更加模糊。

普通写作者能做的就是具体。并不是说要你去采访，但你必须有具体的感受。有首歌叫《无名的人》，就是对一个群体的具体感受，我觉得送给泥瓦工也可以。

且来看看歌词：“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湿透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

词作者用“没名字”“没有新闻”“没有评论”来表述默默无闻，用“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来写辛劳，用“哭笑着吃过饭的人”“赶路的人”“养家的人”建立一条通道，让这些“无名的人”和大众产生更深的连接。虽然生存状况有所不同，但说到底，大家都是同类。

接下来，场景被继续推进：“你来自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这一句有一种唤醒的效果，让我想起在摩天大楼上擦玻璃的“蜘蛛人”，正午时分戴着工帽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人。他们背井离乡，在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市缝隙里谋生，他们的表情里可能会有畏缩，但他们是真正的勇者。

而对回家过年的期盼是这勇敢的根源：“我来自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

你看这是多么动人的具体场景，如在眼前，仿佛能看到主人公听到被呼唤名字回眸时的喜悦。能写得如此具体，是因为词作者对于“无名的人”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把他当成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那种悲悯是平等的、入乎内出乎外的，没有一丝优越感，才会感人至深。

张爱玲是金句王者，她能把抽象的东西写得很好，但触动我的，是她那些具体的感知。比如《半生缘》里，曼璐和祝鸿才做局，囚禁了曼桢，想让她给祝鸿才生孩子。为了封母亲的口，曼璐给了母亲一笔钱。张爱玲写母亲后来见到世钧，“非常激动，恨不得马上告诉他。她心里实在是又急又气，苦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见到世钧，就像是见了自己人似的，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就在这时，她摸到了曼璐给的那笔钱。一般人最多就能写到这里，写她摸到钱就改主意了。但是张爱玲把这笔钱写得非常具体：“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沓。钱这样东西，确是有一种微妙的力量。”

这真是神来之笔，神在“八成旧”“温软”“厚墩墩”“方方的”这几个词。这笔钱实质就是顾太太卖曼桢的钱，如果是新的、硬的，就非常刺眼刺心，有钱的锐利感，会让人起防范心，良心会被折磨。

但它是旧的、温软的、厚墩墩的，就体现出钱可亲的一面，让人不能抗拒。

我看到这里，总想张爱玲一定是非常顺滑地写出这句的，因为硬想是想不出来的。把一个母亲出卖女儿的心理过渡写得水到渠成。

张爱玲写钱写得很神，写老师给她那笔钱，包起来，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很少会有人用“黄肥皂”形容一包钱，但正是别人都不会这么想，才出离套话。你再一想，可不就是那样吗？好像那钱就在手边，更感到钱的分量。

这就是写作的笨方法，想要写得好，就要“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朵朵摘自《新安晚报》2024年8月20日，阿砂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