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我妈的“人生战靴”

这世上，有一种我最怕的鞋——高跟鞋。

穿高跟鞋对我来说，不亚于是一种刑罚，但对我妈来说，高跟鞋绝对是一项美好的发明。

我忘不了我妈在40岁时买的一双紫色高跟鞋。那是一双非常高级的鞋子，鞋面是用小山羊皮制成的，整个鞋面被涂了一层薄薄的淡紫色。看到这双鞋，你就会想到“紫气东来”这个透露着贵气的成语。但当你再往后看，瞥见它12厘米高的窄细鞋跟时，你就会明白，只有勇敢的女性才能驾驭它。

那不是鞋跟，而是对自己生理极限的挑战。

我妈是个勇敢且对美有着高要求的女性，她成功驾驭了那双鞋。她穿着它逛街、参加婚宴、和朋友们聚会，这双鞋让她原本就笔直的身躯更加挺拔，仿佛她把自己绑在了一棵笔直的杨树上，不允许自己的头颅和躯干间有一点弯曲。这双鞋也将她的身体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好像鞋子充满了某种魔法——能让谦卑的灰姑娘变成骄傲的女王，艳压全场。

我妈是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自主创业的先锋女性。在那个年代，多数人都抱着自己的“铁饭碗”熬到退休，她却把“铁饭碗”扔在了身后。如此勇猛的一个人，区区一双高跟鞋她怎么会拿捏不了？

炎炎夏日，我看过她脚穿一双棕色细带露趾凉鞋，身穿白色真丝衬衫配着与凉鞋同色系的中腰职业裙，一丝不苟地和手下干将们开会讨论产品细节，最终解决问题。

我也见过她在克拉玛依零下30摄氏度的风雪里，身穿收身短夹克，脚蹬一双及膝皮靴，包裹着她的紧身皮裤。十几厘米高的鞋跟踩在产品招标会现场的地板上，干练的她自信满满地向合作方介绍着自己公司的产品，最终赢得一纸合同。

高跟鞋，就是我妈的“人生战靴”。她说，每次踩上它们，就想火力全开，在自己的人生里大干一场。

当然，我妈的战靴有很多。自儿时起，我就目睹了家里鞋架上各式各样的高跟鞋。我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人类在鞋子上的想象力有多非凡，可以让它们像常青树一样，四季常在。

对于高跟鞋，我和我妈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看着那些尖细的鞋跟，我能“脑补”出自己摔倒、崴脚、骨折、住院、动手术等一系列剧情，鞋子还没上脚，悲情小剧场先在脑海里演了起来。

为了打破我对高跟鞋的偏见，我妈曾煞费苦心地在我成年后给我买过价格不菲的高跟鞋，希望我能放下对高跟鞋的戒心。我也很配合，把那些入门级的高跟鞋穿在脚上。结果出去吃顿饭，10分钟的路程，走进饭店后，服务员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这个小姑娘未免太要强了，腿脚不便还要坚持穿高跟鞋……

我妈对高跟鞋的驾驭能力令我自叹不如。在我妈美貌的巅峰时期，她连在家里穿的拖鞋，鞋跟也要带有三五厘米的高度，好让自己下楼倒垃圾时也保持一种“傲视群雄”的气魄。

而我，极了。

大学照毕业照，摄影师把镜头放下的第一时间，其他同学是把学士帽扔向空中，我则是把高跟鞋从脚上脱下。我想，那一刻，我大概从意念上体验了《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在大雨中从监狱爬上地面的感觉：希望与自由，近在咫尺。

最后，我光着脚走回了宿舍。15分钟的路程，烈日当空的水泥地虽然灼脚，但如若踩着高跟鞋，烧的就是心了。

后来，在求职面试和上班时，不得已要和高跟鞋打交道，我都是“两副面孔”。比如，面试前踏进公司时，我换下球鞋，蹬上高跟鞋；面试完走出公司大门后，我再第一时间换回来。再比如，上班后我的工位上总留有一双高跟鞋，万不得已需要见客户和大老板时，我才穿上高跟鞋摇摇摆摆地奔赴“战场”。

有人穿高跟鞋是摇曳生姿，我穿高跟鞋则是赶鸭子上架，气势全无，还总担心自己会摔个“狗啃泥”。

所以，高跟鞋是我妈的“人生战靴”，却是我避之不及的折磨，我愿与它们此生陌路。

对高跟鞋的喜好，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人对美的不同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我妈这类人来说，她们对自己的美有着苛刻的要求：服装要时尚得体，妆容要明媚夺目，仪态要傲然挺立，眼神要舍我其谁。总之，要尽全力做到无可挑剔。

而对我这样的“懒人”来说，美则是舒服就好。穿着球鞋、休闲裤、宽松的外套，素面朝天地出门，意味着我不必在出门前两三个小时就要开始“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不必为把自己装进尺寸不合适的裙子而节食、减肥；不必在双脚看不见的地方贴上胶布，让脚去适应鞋而非挑一双完全合脚却样式平平的鞋子。

往深层次看，也许，对一双高跟鞋的态度多少能反映出一个人对待自己人生的要求和野心。

我敬佩像我妈一样的女性，她们用自己肢体的疼痛来和高跟鞋“做交易”，换取风姿、气势、自信，乃至最终的胜利，实在勇气可嘉。

但我也心疼她们的遭遇，因为只有当她们穿着高跟鞋走完一天的路，回家脱掉鞋、把脚放入水盆的那一刻，她们才会被“打回原形”，搓着双脚长叹一口气，疼痛终于得到了缓解。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陆世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