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孩子写作业，被老师发现了

孩子放学的点儿，我突然接到孩子打来的电话：“妈妈你中大奖了！”我正要高兴，把腿在办公桌下面伸直，身子往后一靠，用最舒服的姿势等着。

“你给我写作业的事被老师发现了，她让你明天早晨来学校一趟……”

之后孩子又说了什么话我都没听见，只觉得满天都是大霹雳，瞬间我都耳鸣了。椅子咣当一下归位，我举着电话喊：“哎呀，那怎么办呢？”

余韵徐歇。我的脑子里嗡嗡直响。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因为坐地铁坐过了站。我满脑子都是假想中的对话。

“为什么替孩子写作业？”

“为了让他多睡会儿觉。”

“为什么只写语文作业？”

“因为其他科我都不会。”

就这些理由，在我自己这里都过不去，可愁死人了。

一般遇到丢人现眼的事，我都会选择打电话向朋友求助，转天他们会嚷嚷得尽人皆知，对我也是个警醒。

第一个朋友是比我循规蹈矩的人，一听马上吓坏了，反复叮嘱：“你千万别承认啊！让孩子一口咬死，就是他自己写的。”

我说：“我已经决定要做诚实勇敢的人了，不这样，老师得把我一口咬死。”

她接着又说：“那你也不能说是你写的，你就往别人身上推。”

我听完这话，感觉更不靠谱：难道我去跟老师解释，这是邻居家二哥抢着帮孩子写的作业？

第二个接电话的人明显很懂事理，上来就说：“你活该！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你真闲得难受，这不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嘛！”

手里有短儿，连说话的声音都小了，我试探着问：“你替孩子写过作业吗？”

她说：“我才不写呢！让他自己跟老师对付去。”

我站在小区里的柿子树下开始怀疑人生，我是怎么认识的这些“反面典型”呢？

学坏容易，学好难啊。

第三个电话，我打给一路光环照身，曾是北大少年班的优秀生，简直没法跟她比学习的人。

一开始我就主动交代：“我给你爆个料，我替孩子写作业，被老师发现了。”

她说：“你怎么提前不练练呢，你画画不是挺好的吗？”

“这是语文老师找我，又不是美术老师找。”

她说：“我一般都用左手写，写了一年都没被老师发现，你这功力不行啊！照猫画虎懂吗？没让你画龙点睛！”

打电话打得手机都烫了，我也没寻求出点儿实战经验。他们除了对我进行批判指责，就是骄傲地显摆着自己作为过来人的云淡风轻，全都站着说话不腰疼。

最后一个电话，我打给一个当过学校教务处领导的人，她听后哈哈大笑：“你写作业的时候怎么就不想今天呢？老师怎么可能分辨不出家长的字和学生的字？你越写越上瘾，居然还抱着侥幸心理。告诉你，主动向老师承认错误，实话实说。你就低头认错，一进办公室就端正自己的态度，无论老师说什么，你都只回答一句‘您说的都对’。记住了吗？”

我使劲点头，说记住了。电话那边又说：“现在我当老师，咱俩先演一遍。”

漫长的夜晚，好久没这么惊心动魄了。

那些得知我替孩子写作业而被老师发现的人，凌晨三点居然还给我发表情包，祝我好运，给我加油。

可见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单调，多睡会儿觉就那么难吗？

天亮如同奔赴刑场，我的行为还不能算投案自首。早晨的阳光那么刺眼。我战战兢兢地推开办公室的门，只有一名男老师趴在桌子上睡觉，一看那姿势就心无挂碍，不像我顶着俩黑眼圈，想了一夜怎么说才能化险为夷。可是男老师实在睡得太香了，我说了三遍“老师，您好，麻烦问一下”，声音逐渐大到我自己都害怕了，他还没醒。最后没辙，我只能用老师吓唬学生的方式，走到办公桌前，使劲敲桌子。男老师噌的一下就坐起来了，显然是惊着了，下意识地用左手在桌子上划拉着找眼镜，另一只手捋了捋头发，想恢复精神抖擞的模样。他说，我要找的老师去楼上了。

我退到楼道等，每一次，耳畔出现的脚步声都让我揪心，看来，人真不能做亏心事，吓成这样，何苦呢！阳光依然刺眼，这时候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如果这颗子弹是射向孩子的，你会挺身而出吗？答案当然是“会”。然后我看了看对面楼顶刺眼的阳光，转身，回办公室接受“溺爱”的代价。

（秋水长天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装》一书，小黑孩图）